揭秘：黄永胜邱会作儿子谈“913”事件
公审黄、吴、李、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找毛泽东的替罪羊。这么讲，并不是说邓要维护毛主席，而是说邓要把他们当作毛主席的人来审判。当年说黄、吴、李、邱的错误是搞政变，反毛主席，但这不是公审的原因。公审的原因是认为，他们拥护毛主席，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其实，主席挺对不起黄、吴、李、邱的。他们从娃娃开始就跟着主席革命，跟部队走了一辈子，结果怎么样?
我父亲说过，他的经历非常简单，参加革命穿军装，打成反革命脱军装。他们到最后也没有完全醒悟，对党、对主席，仍然保持着很纯朴的感情。万里是坚决反对公审的。胡耀邦跟我父亲非常熟，他原来也反对用公审解决党内问题。但后来小平决定公审以后，胡的态度就变了。1988年底，邱会作第一次到北京来，赵紫阳的儿子去看我父亲。他跟我父亲说：“赵曾说过，看来，‘九一三’事件也是个扯淡的事。”邓小平这个人非常实用主义，也非常聪明。主席就是过于相信自己了。
黄春光：关于“九一三”的事情，公审的人员比谁都清楚，因为他们看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但是，他们还是按照官方的定性，开始作为政变处理，后来不说政变了，改成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然而，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浩浩荡荡，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阻挡一下。这是中国体制最大的错误和悲剧。这期间，军委办事组不让中央文革小组插手军队，保持了军队的稳定。因此，我们对文革的认识，应该注意到有一股反文革的力量。这股反文革的力量，以军队最为突出。
政府瘫痪以后，总理就靠李先念、谷牧、余秋里他们撑着，但没有军队的支持，靠这几个人能撑得住吗?所以，在文革中，军队对稳定全国局势应该是功不可没的。整个看下来，在文革中，黄、吴、李、邱走的是另外一个轨道。他们在台上，不能和主席对着干，但他们和主席最重要的支持者江青对着干，这本身就不得了!当然，还不能说军委办事组战胜了“四人帮”，但至少起到了牵制“四人帮”的作用，没有让文革向更恶劣的方向发展，在最动乱的时候支撑了党和国家的大厦。 本文来自织梦
邱路光：究竟谁应该对文化大革命负责?这是个大问题。并不是完全由林彪、“四人帮”负责，毛发动的文革，他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那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可都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包括刘少奇、邓小平，一开始都是拥护文革的，倒台后都是含着热泪向主席请罪的。所以，文革的发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非常重大的责任，他们是不战而溃!像谭震林、陈老总，包括王震，他们在文革之初没受到太大的冲击，他们热烈拥护文化大革命，把对立面的干部骂成反革命。像谭震林就骂邓子恢，战争时期，谭震林跟邓子恢是最好的战友，他们在浙赣一带工作。
文革时，谭震林到了农业部，指着鼻子骂邓子恢。王震骂萧克，都是你他妈的。陈云从八大到九大一直反复说，我再也不反毛主席了，我犯了很多错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认为，自己没跟上主席伟大的步伐，都说自己犯错误了，没人说毛泽东犯错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一个态度，没有第二个态度。谁也不敢说自己没有账，这要相对来看。黄永胜以前是广州军区的司令员，他和陈锡联、许世友比起来，究竟是谁的欠账多?打宋任穷，打洪学智，打周桓，打的人多了!对张志新的处理，跟毛远新的关系，还有张铁生交白卷的问题，等等。黄永胜和他们比起来，欠账是最少的。研究文革，很多东西还得回到历史原点。因为很多规则在起点上就错了，结论肯定是不正确的。
黄春光：对文革的评价，也有一个大前提问题。前提不同，结论完全不同。主席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他看来，文革首先是一次革命，革命就是要砸碎旧的国家机器。所以，文革时期砸了公检法，是为了建立新的公检法。中央碰头会就是过渡性政权了。现在，否定文革，把文革当作一场政治运动，怎么衡量这个问题，还要深入地研究。
现在，还有不少人对文革没有想明白，毛远新本来可以早些放出来，就是没想明白，多坐了几年牢。戚本禹坐了18年大狱，至今也没想明白。不管你把文革作为一次运动，还是作为一次革命，去否定它或是肯定它，其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共产党的体制。不管毛泽东干，邓小平干，还是张三、李四干，制度的内涵没有变，都不会有好结果。如果邓小平搞文革，很可能又会出现几百万右派。所以说，按照毛泽东那一套搞不成，按照刘少奇那一套搞也不成。说到根上，还是我们的国家缺少民主法治的问题。
邱路光：中国是一个奇特的体制，政治取向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株连到家属。一旦你完蛋了，你儿子也完了，你家人也受牵连。文革以前就是这样，你一倒台，全家都完，生活都没着落了。所以，在中国的体制下，由于很多政治上的原因，讲真话是很难的。很多人都是两面派，他知道事实真相，但如果是政治需要，他能振振有词地讲空话，讲假话。
我和春光都是在抗战烽火中出生，在红旗下长大，我们对共产党是有感情的。我们谈了这么多，没有为我们父亲辩解的意思，我们的心早就平和下来了。我们所讲的内容，和我们的父亲要不要平反毫无关系。我们只是讲历史事实，探讨我们的父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文革中是什么样的心态，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错误和缺点?这些错误和缺点，是共产党老干部共有的，还是个别现象，抑或只是黄永胜和邱会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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