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标题：毛泽东亡灵放异光：最恶劣的一种崇拜(图)

2015-02-25 20:38:18 by 沈成涵

一九六二年，邓小平说过：‘有的农民讲：过去我们养一个保长，现在是好多保长。……这部份人是大量的，据说是一千几百万，一个数字是一千六百万，有的估计是二千五百万。’
由于老毛认为光把土地从地主、富农那里拿来分给农民还不够，必须发动农民斗争地主，提高‘革命觉悟’，否则便是‘和平土改’，是右倾，是对敌斗争不坚决。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及主持工作的方方是主张行温和土改的，他们只搞分田，分浮财（衣物之类），但不挖底财（埋在地下的金银等物）。鉴于大量地主是华侨或侨眷或兼营工商业，他们不主张没收其财产，结果被批判为搞‘和平土改’，另由在广西杀了大批地主的陶铸去重搞一套，使千万户在叶、方主政时并未遭劫的‘地主’家破人亡，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领袖反对‘和平土改’，下面各级干部便唯恐不够革命，纷纷以对地主的残忍表明自己对党的忠诚，结果冤杀了许多无辜。
以周恩来胞弟的岳父为例，他在民国初年做过江苏省运河水利工程局局长，但之后从未在国民党政府中做过事。加上周恩来兄弟外出参加革命，他将周母接到自己家中供养了十多年。共产党南下时，他不认为自己会成为镇压对象，便静静地留在家里。不料甫一解放，他便因为‘地主’身份成了第一批清算斗争的对象，很快就送了老命。周恩来的亲戚尚且如此，别人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九○年，有人如实地披露了一九四七年中共在冀东平原搞‘土地改革’，处决地主时的惨烈景观：农民们被组织起来，‘依照古老家族的遗风，将黄豆粒仍进土台上的大瓷碗。当唱票人用异样的嗓音宣布“票”数超过一半时，行刑手举起装满火药的统枪……’有条壮汉没有立即死去，小学生们被动员来，‘用锥子、剪子、小刀、铁钉，一下下的壮汉身上戳眼、掏洞、割肉，再往伤口上糊泥巴。一个男孩子手舞足蹈，像剪树叶一样剪掉了罪犯的两朵耳廓。据说，那个壮汉的全部罪恶是查出了祖父那辈曾经雇过一个长工，依照政策精神，这位片瓦皆无贫农改划为地主，一夜之间变成敌人。’（注９：《新华文摘》一九九○年第一期第八十二页。）
中共这么做，并不是头一次。早在二十年代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老毛在家乡湖南发动他称为‘好得很’的农民运动，农民突然从社会最底层翻到无人管束的境地，无法无天，滥用私刑，死人无数。中共高层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醴陵乡间的一个规矩的读书人，就是死者之一。
到了一九三三年，周恩来在江西‘苏区’（苏维埃地区）执行莫斯科来的指示‘消灭地主’，有田四十亩甚至不满十亩者便在被消灭之列。据因反对此一政策而被周宣布‘开除党籍一年’的粤赣军区司令龚楚回忆：
‘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
‘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注１０：《龚楚将军回忆录》第五六五至五六六页。）
地主杀了，读书人也跑不掉。‘苏区’贫瘠，养不起大批红军。地主榨完、杀光后，给养仍有问题，于是稍有点家业者便成了剥夺对象。如瑞金县有户读书人家，家中只有十多亩田，由两个也读过书的儿子耕种，是为自耕农，算不得地主。可是三人都被苏维埃政府捕去吊打，迫交二百五十元大洋。婆婆与两个媳妇凑了一百二十元，加上自己的全部首饰，缴去赎人，但因不足数，老人被吊死，两个儿子也杀掉。杀了男的，仍然逼妇女交钱，否则大人子孩一起抓。这一家老小向龚楚磕头求救，龚却无能为力。在此之前，长汀县一位替龚楚治过病的老中医曾因为交不出一大笔‘捐款’给红军而向他求救，他说了情之后那医生仍然被杀掉了。
了解了中共三十年代在江西的‘红色政权’杀地主、富农、读书人的历史，对一九五○年全国都成为‘苏区’之后中共的作为就不难理解了。
一九六六年，老毛发动文化革命，京郊大兴县发生了党支部书记召集贫下中农、民兵，将十几个村的地主、富农悉数满门刀劈斧砍，连吃奶婴儿也不放过，先后打杀三百二十五人的惨剧。（注１１：《当代中国的北京》第一卷第一六八页。）与此同时，毛的湖南老乡（在某些地区）也在一家一家、一乡一乡地杀已经当了十几年贫民的地、富。就全国范围而言，这股杀人风只是个别现象（广西等地也杀了地主、富农及其家属，但总的说来，仍不能算作全国范围的屠杀），为时亦极短，而且连死前一直替老毛掌管北京和公安部的谢富治也不赞成那种野蛮屠杀，但这种事件能在老毛眼皮底下发生，这一点已可以说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被歪曲到了甚么程度。
老毛执政后期出现的事，包括文革中那些惨无人道的行为，在他执政初期已露端倪，决不是偶然的。中共在土改时告诉农民，只要把地主阶级斗倒、斗垮、消灭掉，农民就翻身成了主人，就可以享受社会主义幸福生活了，可是实际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老毛夫人江青一九五一年在湖北农村某地搞土地改革，她的生活比当地被斗争的志主阔气一百倍。她进茅房，门外有三个警卫站着；每隔几天便有医生给她检查身体。乡里贫农团团长赴武汉追拿逃跑了的地主时外感风寒，发高烧，无钱交医。可是江青竟不让自己的医生给他看病，任那位‘翻身农民’连烧了十几天，悲惨地死去。可见就在中共着手消灭地主阶级时，新的‘地主’就已经出现了。当然，江青只有一个，而大量的则是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干部。一九六二年，邓小平说过：‘有的农民讲：过去我们养一个保长，现在是好多保长。……这部份人是大量的，据说是一千几百万，一个数字是一千六百万，有的估计是二千五百万。’（注１２：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按这个数字计算，平均二十至三十个人养一个‘保长’或‘地主’。有些‘保长’比过去的更坏。一九六○年，被毛打倒的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蜗居京郊，一位警卫战士的家属前去探亲，曾这样对彭诉苦：‘下边的干部比过去的地主、保长还凶，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这日子怎么过啊！’（注１３：马辂等《国防部长浮沉记》第一六二页。）
所以，中共执了政，地主阶级是消灭了，可农民阶级却并没有胜利，老毛阶级斗争只是杀了一大批保长，并且将‘一个保长’换成了‘好多保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