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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27 23:26:57 by 沈成涵

屠杀者首次表演暴行后跳起了恰恰 5年后重回拍摄原点时却剧烈干呕

50年前,在印尼发生了一场政治大屠杀,给很多人心中留下了无法挥去的阴霾;今天,旁观者们又如何回顾历史的黑暗,那些逃脱审判的杀人者又将何去何从?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的电影《杀戮演绎》回顾了这段历史,让当时的凶手以杀人者的身份重演杀人者……

日前,本报对正在洛杉矶的约书亚·奥本海默进行了电话采访。奥本海默说,这部电影如同在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中完成:施暴者毫无负罪感,被当作民族英雄;而幸存者与死难者的家人至今不敢公开谈论那段往事。

■先认识两个“名词”

“九三零”大屠杀

1965年至1966年,印尼军队将领苏哈托组织的反共清洗中,数以十万计的印尼共产党、华人、左派人士、知识阶层被扣上“共产主义者”的帽子遭到屠杀,这段起始于1965年9月30日的历史事件被称为“九三零”大屠杀。

死亡人数统计有多个版本,最被广泛接受的推算是50万人在屠杀中丧生。大屠杀结束后,作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组织的印尼共产党被彻底清除,约30万华人在大屠杀中丧生。其间,印尼军方把杀人的“累活”交给了从社会上召集的流氓。

《杀戮演绎》

这部电影名为The Act of Killing,在美国纪录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的镜头下,影片主角安瓦尔·冈戈饰演自己。这部影片前不久刚刚获得2014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

电影讲述的正是发生在1965年到1966年肆虐于印尼列岛的“九三零”大屠杀,演员们在电影中精确地还原那些简单而高效的杀人手段。影片内容固然让人惊愕,但更让人吃惊的是演员本身———“九三零”大屠杀中的施虐者本色演出。

■再回答两个问题

屠杀者为何参演?

读到这,很多人都会感到费解,为什么施虐者会出现在电影里,还原他们的杀人手段?他们没有羞愧之心吗?

奥本海默说:“采访前我会对他们说:‘你参与了一场人类史上最惨烈的大屠杀,我想知道这对你意味着什么?’通常,他们都会乐于向我讲述那段往事,他们会面带笑容,当着妻子、孩子或者孙辈的面吹嘘杀人过程。我可以很直接地用处决、屠杀、暴行这些字眼,因为他们自己就这么说。”

在素材拍摄过程中,奥本海默遇到安瓦尔的亲密“战友”———阿迪,当年行刑队的队长,阿迪认为自己的恶行完全正义。

“政府把共产党宣传得凶残无比,那不对,我们才更狠!”阿迪在镜头面前说。

他向安瓦尔回忆当年的“壮举”:“你给我一份共产党分子的名单,沿着苏迪曼(将军)街,我杀了每一个我遇到的中国人,我捅死了他们。”

在近50年前的那一天,红了眼的阿迪一路杀下去,即便遇到女友的父亲。

“你还记得我女友是个中国人吧?”阿迪说,“所以我也捅了他,因为他是中国人。他摔进了一个坑渠,我用砖块砸他,他沉下去了。”

为何他们没有悔意?

《杀戮演绎》2012年上映后,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片中所表现出的野蛮与原始,让观众震惊。

“建国五原则青年团”是1965年印尼军方最为倚重的打手团体,至今已有数百万成员。在《杀戮演绎》片中,印尼副总统对青年团训话时露骨地说:“有人说青年团是流氓,我们就是流氓头子(流氓一词来自英语freeman,意思是自由人),我们需要这样独立于政府的暴力团体。团员们,使用你们的肌肉吧,肌肉不是用来揍人的,尽管有时候揍人很有必要。”

据一个杀人者回忆,从小时候开始,他们就会被各种影像资料和价值观洗脑,教育憎恨共产党人。他们是残暴的、无情的,而自己是正义的。即使做法是错的,那也该是政府去道歉而不是自己。

奥本海默说:“我相信,任何一个看过这部片子的印尼人都意识到这是错的。但那些暴徒却为当年的屠杀罪行感到骄傲,没丝毫悔意。”

奥本海默说,这是因为他们仍掌握权力。与德国纳粹不同,这些行刑者从未被追究责任或剥夺权力,他们也从未有过反省。另一点与纳粹大屠杀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当年的印尼大屠杀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并有印尼政府和军方做后盾。这样的背景下,暴徒们对当年做过的事无所忌惮,讲述时也毫无保留。

导演称不会再回印尼

《杀戮演绎》公映后,雅加达《时代周刊》推出长达六十页的封面专题《一九六五年刽子手告白》,访问了多名曾参与屠杀印共及其支持者的凶手。访谈中,他们对当年的作为全无悔意,因为被杀者是“无神论者或异教徒”。

即便是《杀戮演绎》的制作团队,也不得不对“未开化”的暴徒有所防备。该片一位印尼籍制片人拒绝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主创名单中,奥本海默也明确表示:“我不会再回到印尼。”

无论如何,《杀戮演绎》成功地让世界注意到50年前那件血腥的往事。在获得今年奥斯卡奖提名之前,《杀戮演绎》已在全球各地的电影院和电影节上公演了一年多,已获得了十多个国际大奖。

■聚焦安瓦尔

从小混混变成杀人小队头目

安瓦尔在《杀戮演绎》中饰演自己。1965年屠杀发生前,他是棉兰省的一个小混混,靠囤积倒卖电影票谋生。当时,印尼共抵制从美国进口的西方文化产品,这让他的收入骤减。随后,军方招聘行刑队员,安瓦尔报了名,最后他成了臭名昭著的杀人小队的头目,一个准军事组织的负责人。在北苏门答腊的棉兰,当地的父母会用安瓦尔的名字吓唬那些不听话的孩子。按照安瓦尔自己的说法,死于他手的“共党分子”不下千人。

“他是我遇到的第41个刽子手,我们见面的第一天,他带我来到当年杀人的地方。”奥本海默说,“我们任由他选择喜欢的方式,重现当时的杀戮情景。”

杀人地点是一栋二层楼房的露台,面积不大。“这里有很多鬼魂,因为很多人在这里被杀。”安瓦尔说,“他们来时很健康,到了这都被毒打,然后死了。”说到这,安瓦尔抱着头蹲在地上,模仿受害者。

最初,成车拉来的人被毒打致死,地上有太多血,难闻的气味让刽子手无法忍受。很快,安瓦尔等人发明一种“快捷”的杀人工具———一段绑在木棍上的铁丝。他们用铁丝缠绕住被害者颈部,一端固定在粗水管上,自己则握住另一端的木棍用力拉。

“就这样,不会有太多血。”安瓦尔解释。在这一切表演完之后,他开心地跳起了恰恰。

他饰演的这段被完整记录在《杀戮演绎》中。等看到这段录像时,安瓦尔对自己的服装并不满意,“干这种事时,我是绝不会穿白裤子的。”

在另一个片段里,安瓦尔用桌腿压在男子的咽喉,自己坐在桌上,再招呼更多的人上来。随后,一整排的刽子手一边看着街上的风景和对面的电影院,一边打着节拍唱起歌:“你好,万隆,美好时光的城市。你好,万隆,美好回忆的城市……”一首歌只唱到几句,“他就已经死了”。

安瓦尔曾解释自己的部分杀人手段:来自好莱坞黑帮题材电影。

睡觉时常从噩梦中惊醒

奥本海默说:“2001年,我前往印尼记录一群在种植园劳作的大屠杀幸存者。但每当我们架好摄像机,都会遭到印尼军方的阻拦,种植园对我们也严加戒备。我认为这条路走不通了。这时,一名幸存者提醒我说:‘约书亚,为什么不尝试和那些杀人者直接对话?让外面的人看到,这个政权是建立在对大屠杀的认可和对杀人者放纵的基础上。’”

从那之后,奥本海默开始尽可能地与杀人狂们对话。“我花了2年时间拍摄每一个我遇到的刽子手。在遇到安瓦尔之前,我采访了40个,他是第41个。”奥本海默说,安瓦尔之前的40个刽子手对纪录片丝毫没有概念,一味地在镜头前吹嘘年轻时的“壮举”,但安瓦尔受到良心的折磨,杀人一直是他的梦魇。

如今,安瓦尔的身份已是一个祖父,看起来和善而友好,身材瘦削,肤色黝黑。

“我感到安瓦尔正在承受来自内心的不安。起初看到电影中的自己时,他表现得很不自在。尽管他不愿承认,但这很明显。”奥本海默说,在那之前,从未有组织或个人要求他道歉,他自己也说过,这些年来会突然被噩梦惊醒。让人感觉他的吹嘘和忏悔可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之后,奥本海默用5年时间拍摄安瓦尔。片子开头安瓦尔在屋顶平台演示杀人过程,那是他们初次相识。在一次表演中,安瓦尔扮演曾被他杀害的角色,体验被殴打和勒死。那一刻,安瓦尔以为理解了那些被害人的痛苦,而奥本海默的最后一击让他彻底崩溃———结尾,他再次回到那个屋顶,回忆残酷的杀人过程时,他开始剧烈地干呕,这是5年拍摄期最后一个镜头。

作为影片的第一个观众,安瓦尔老泪横流地说:“电影中的我才是真实的我。”

奥本海默说:“我曾问过安瓦尔:‘你害怕报应吗?’他说:‘报应像是一条自然法则,我可能会变成瘸子,我猜想,这就是神对我的惩罚吧。’”

■现状·官方

印政府首次承认屠杀暴行

有媒体记录,当《杀戮演绎》在柏林上演时,人们曾经想过,是否能将当年的行刑者们在国际法庭上绳之以法?然而,就在2013年5月21日,印尼政府正式宣布,拒绝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这意味着这个已经有109个缔约国的国际组织,仍然对于安瓦尔和他的“战友们”无能为力,对于至今讳莫敢言的受害者们爱莫能助。

然而,这部片子在印尼已经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在大屠杀发生后的50年后,始终默不作声的印尼主流媒体也打破沉默,开始大篇幅讨论这次种族灭绝式的大清洗。

印尼政府的看法也正在转变,但由于一些当年大屠杀的制造者仍然掌权,要想彻底为被杀者昭雪并不容易。比如现总统苏西洛,尽管他与这起惨剧没有瓜葛,但他的岳父萨尔沃·埃迪却主导了1965年的大屠杀(萨尔沃中将原是印尼陆军特种部队司令)。《杀戮演绎》获得奥斯卡奖提名后,印尼官方发布一份总统声明,指出发生在1965年的大屠杀事件是反人类的、反人权的暴行,这在印尼历届政府中是第一次。

二战后,人类开始步入现代文明,但发生在同类间的屠戮事件依然没能避免。幸运的是,从卢旺达、红色高棉到塞尔维亚,大屠杀的祸首们已经或正在受到国际正义力量的裁决。

■现状·民间

死难者后人和屠夫的孩子们一同祭奠死者

奥本海默说,在印尼,每个想观看这部电影的人都不需要付费,只要一个能上网的电脑就可以。在中爪哇岛的一个村庄,一群参加过1965年大屠杀的学生将大屠杀幸存者们请到了一片受害者集体墓地,放映了这部片子。每年斋月,幸存者和受害者的后人都会来到这片集体墓地,祭奠死难者。在放映现场,死难者的后人和屠夫的孩子们一同默哀,这虽然只发生在一个小村庄,却开启了通向和解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