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标题：甘肃骷髅案总指挥部判定：头骨被制成工艺品(组图)
2006-04-07 09:15:19 by 丁丁288
破口大骂的背后 丁丁288
[adinfo]一听有人说中共不好就破口大骂的人往往是网特。这事他们不骂大家也不会想到跟政府有多大关系，顶多是个办案不力，但他们要是一骂，你就知道是真的触动了谁的痛处了。
吃人脑看起来匪夷所思，是因为大部分人们都是善良的，不愿意相信有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但是看看历史你会发现，其实老百姓的人命在‘解放’以来有多不值钱：
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杀人是中共维系统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债越欠越多的情况下，放下屠刀就等于把自己交给民众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杀人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残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慑民众。
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从来都是使用“群体灭绝”政策。以“镇压反革命”为例，中共并非镇压反革命“行为”，而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即使一个人只是被抓丁当了几天国军，并且在中共建政后什么也没做，一样要处死，因为他属于“历史反革命”。在土改过程中，中共甚至有时会采取“斩草除根”的灭绝方式，除了杀地主之外，连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杀掉。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
与历代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举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说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有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至于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无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脑袋，认为有这六十万人命垫底，人民的恐惧也就初具规模了，于是就下达了这个指标。
至于说被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至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中规定，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
与如火如荼“镇反”运动同时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实际上，中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在其占领区开始“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 “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藉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
本来土改完全不必杀人，同样可以采用台湾政府那种赎买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无产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抢”。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怕人家记恨，索性斩草除根。
当中共觉得杀人已经不够恐怖刺激的时候，他们开始发明各种各样的酷刑，比如强迫人吞食大量食盐却不给一点水喝，直到受刑人渴死为止，或者强迫一个人脱光衣服，在锯断的碎玻璃上滚来滚去。或者在冬天冰冻的河上打洞，把犯人从洞口抛下，直到冻死或淹死而止。
“在山西的一位共产党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刑罚。有一天他在一个城里闲逛，在一家饭馆门口停住，注视着煮饭的大锅。于是他定购了几只大锅，并立时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举行审判，同时令苦力把锅里注水煮沸。审判一完，立即把三个判死刑的犯人脱光掷进锅里，活活煮死。……在平山，我曾看到一个人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至死。儿子被共产党逼着亲眼看这惨刑的执行，亲身听到父亲在哀号中死去。共产党在他父亲的身上倒上醋和酸类，一张人皮便很快地剥下。先从脊背开始，然后剥到双肩，全身皮都剥下后，只剩下一颗头皮存在。他的父亲在全身皮被剥下后几分钟便死掉了。”
中共在打下江山后，丝毫无意收敛暴行，文革时这样的暴行被进一步发展放大。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在得知宋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后，就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风风火火的“武斗”随即在全国展开，这些中共用无神论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顾忌与惧怕，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准则，以其疯狂、愚昧和无法无天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打人、抄家活动。很多地方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采取“连根拔”的灭绝政策，大兴县尤为典型，从8月27日至9 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
比大兴屠杀更野蛮的是广西吃人事件。郑义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1. 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
2. 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 “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
3. 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像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吃人的宴会是民间自发的行为，中共作为一个极权组织，对社会的控制深入每一个社会细胞，没有中共在背后怂恿和操纵，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
中共常常给自己唱赞歌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而这一场场的人肉盛宴却折射出：中共可以使人变成豺狼魔鬼，因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凶残。
与世界上其他共产国家一样，中共不但大肆屠杀民众，对其内部也进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极其残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战胜了“党性”的异己分子。它不但需要恐吓人民，也需要恐吓自己人，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中充满了人与人的关怀和爱，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神的感恩。东方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说“要爱人如己”。唯有共产党认为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了维持一个“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杀人，还要挑动群众互相杀。让人民在不断的杀人中学会漠视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种种非人的残忍暴行面前，变得习惯与麻木，使得侥幸逃过暴行成为最值得庆幸的事，从而使中共的统治可以凭藉残酷镇压得以维系。
因此，中共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中共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知道了这些，900多万人退出中共组织就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