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ng guang 恐怖***灯光，你最好嘴巴放干净点，就你这样的人在这里蛮不讲理，怪不得能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了，就算我不这样说，难道用人头做工艺品就是什莫光彩的事了？？？我可以光明正大的说这些事和我没关系，因为连你都说我没去过兰州，但是你家就在那里，你爸你妈估计都没少吃！你这莫激动的反驳我 不会是想掩饰吧，是不是你们家吃太多了，怕被第一查出来，就来这里这莫卖力的诬蔑我，或者你家就是开那种饭店的？？？说阿，你骂我阿，我随便你骂，我不怕，我没有做亏心事，倒是你，小心点，小心晚上有一堆没有头盖骨的鬼到你家敲门~~~~~~~怪不得连起个名字都要叫灯光，亏心事做多了，连大白天睡觉也不敢关灯，哈哈
吃人脑看起来匪夷所思，是因为大部分人们都是善良的，不愿意相信有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但是看看历史你会发现，其实老百姓的人命在‘解放’以来有多不值钱：
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杀人是中共维系统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债越欠越多的情况下，放下屠刀就等于把自己交给民众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杀人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残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慑民众。
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从来都是使用“群体灭绝”政策。以“镇压反革命”为例，中共并非镇压反革命“行为”，而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即使一个人只是被抓丁当了几天国军，并且在中共建政后什么也没做，一样要处死，因为他属于“历史反革命”。在土改过程中，中共甚至有时会采取“斩草除根”的灭绝方式，除了杀地主之外，连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杀掉。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
与历代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举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说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有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至于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无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脑袋，认为有这六十万人命垫底，人民的恐惧也就初具规模了，于是就下达了这个指标。
至于说被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至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中规定，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
与如火如荼“镇反”运动同时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实际上，中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在其占领区开始“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 “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藉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
本来土改完全不必杀人，同样可以采用台湾政府那种赎买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无产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抢”。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怕人家记恨，索性斩草除根。
当中共觉得杀人已经不够恐怖刺激的时候，他们开始发明各种各样的酷刑，比如强迫人吞食大量食盐却不给一点水喝，直到受刑人渴死为止，或者强迫一个人脱光衣服，在锯断的碎玻璃上滚来滚去。或者在冬天冰冻的河上打洞，把犯人从洞口抛下，直到冻死或淹死而止。
“在山西的一位共产党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刑罚。有一天他在一个城里闲逛，在一家饭馆门口停住，注视着煮饭的大锅。于是他定购了几只大锅，并立时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举行审判，同时令苦力把锅里注水煮沸。审判一完，立即把三个判死刑的犯人脱光掷进锅里，活活煮死。……在平山，我曾看到一个人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至死。儿子被共产党逼着亲眼看这惨刑的执行，亲身听到父亲在哀号中死去。共产党在他父亲的身上倒上醋和酸类，一张人皮便很快地剥下。先从脊背开始，然后剥到双肩，全身皮都剥下后，只剩下一颗头皮存在。他的父亲在全身皮被剥下后几分钟便死掉了。”
中共在打下江山后，丝毫无意收敛暴行，文革时这样的暴行被进一步发展放大。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在得知宋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后，就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风风火火的“武斗”随即在全国展开，这些中共用无神论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顾忌与惧怕，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准则，以其疯狂、愚昧和无法无天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打人、抄家活动。很多地方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采取“连根拔”的灭绝政策，大兴县尤为典型，从8月27日至9 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
比大兴屠杀更野蛮的是广西吃人事件。郑义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1. 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
2. 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 查看完整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