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8日

布鲁内拉·蒂皮斯马纳报道，发自阿肯色州、肯塔基州和俄克拉荷马州

我以为自己了解贫困是什么样子。我成长于秘鲁利马的一个工人阶级社区，我的父母以前都是农业工人，他们还记得住在茅草屋里的生活。所以，当我驱车穿过阿肯色州、肯塔基州和俄克拉荷马州，遇到一些生活在全美最贫困地区的美国人时，我的第一反应却让我感到羞愧。

我们遇到的这些穷人开着汽车，住在有空调的房子里，拥有洗衣机，用电子福利卡购买食品杂货。我很难对他们的处境感同身受：他们给我的感觉与其说是利马的邻居，不如说是秘鲁舒适的中产阶级。

然而，随着我们1000英里的公路旅行继续进行，我遇到的人们和他们讲述的故事让我确信，他们的贫困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去工业化城镇的年轻人告诉我们，他们感到被时代抛弃，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恐惧；阿肯色州的一位妇女试图用每小时13.40美元的收入养活六个孩子；肯塔基州东部的一位祖母告诉我，在她的城镇里，找不到一个家庭的生活没有受到毒瘾的影响——当我们开车经过阿肯色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类似的城镇时，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种说法。

我遇到的美国人经济状况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同龄人要好。但任何经历过贫困的人都知道，贫困远不止金钱那么简单。我遇到的许多美国工薪阶层都饱受毒瘾、孤独和蔑视的困扰，而我家乡的穷人往往不会面临这些问题。

在这个国家，我首先感受到的贫困问题，是它与毒品泛滥的紧密联系。虽然拉丁美洲承担了毒品生产带来的社会成本——例如贩毒集团的暴力和腐败——但美国承受着毒品消费造成的人道主义代价，其规模之大，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以想象。2023年，美国的吸毒过量死亡率位居世界第一。

而承受这场危机致命代价的，绝大多数是美国贫困的工薪阶层。

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我遇到了28岁的德鲁·梅，她性格随和。她说，她家四代女性都曾经历过少女怀孕、毒瘾、精神疾病和性暴力，很快，这些悲剧也开始在她身上重演。5岁时，她就开始自己拔牙、自残；7岁时，她因医生怀疑的精神疾病住院治疗。

“我想要的是关心我、倾听我的人，”她说，“我在吸毒圈子里找到了这种人。”她告诉我，她13岁就开始吸食冰毒。在学校里，她曾是天才班的学生，但很快就辍学离家出走。

19岁时，她和伴侣开始参与破坏公物。“我们感觉自己被时代抛弃了，”她说，他们想发泄心中的不满，即使他们并没有针对任何人。“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坚定的信仰，”她补充道，“我只是想参与其中，享受混乱。”

我在美国看到的贫困景象中，第二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会带来难以置信的孤独感。我们遇到的许多人都与亲戚断绝了联系，只能自谋生路。这种情感上的疏离感因地理上的距离而加剧：家与教堂、超市或其他住所之间往往相隔甚远，而且出行既昂贵又费力。

这与我成长的地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从地理密度还是人际关系密度来看都是如此。我的生活就像一个庞大关系网中的一个节点，里面有姑姑、表兄弟姐妹、远房表亲以及朋友的朋友。我的父母至今还会提起那些邻居，在他们家没钱没粮的几周里，邻居们会给他们一袋燕麦。当我们的社会机构失灵时，我们的社区就扮演了社会保险的角色——虽然只是国家能力的微弱替代品，但终究是一种替代品。

德鲁·梅和她的兄弟、儿子在他们位于塔尔萨的家中厨房里。

美国的制度比秘鲁拥有更多的资源，尽管美国的福利制度比其他富裕国家要薄弱，而且现任政府还在进一步削弱它。但是，阶级团结和社区结构可以减轻贫困带来的痛苦，而那些不得不生活在缺乏这些保障之下的美国人最终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和恐惧。

美国关于自身的叙事方式可能会滋生对穷人的蔑视。在旧金山的一次七月四日派对上，我向一位撰写全球发展文章的朋友提到了这个报道项目。据他所说，原因很简单：美国的“人才发现机制”如此高效，以至于人们只有在咎由自取的情况下才会一直贫穷下去。

他的评论印证了我此行早些时候的疑虑。尽管我和朋友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截然不同，但本质上我们都在问：美国的贫困究竟有多真实？他的论述不过是对美国“人人皆可成功，因为努力和才能会得到回报”这一承诺的机械式复述。这种思维方式使得像我这样的故事——我曾经贫穷，后来来到美国，现在不再贫穷——能够博得同情。它将少数幸运儿的经历变成了佐证美国励志故事的经典例证。

然而，尽管我亲身经历了精英制度的成功，但也目睹了精英制度失败的种种案例，以及努力如何轻易地被运气和环境所抵消——这两种力量尤其会打击那些没有第二次机会的人。我们最终可能会把责任归咎于人们的不幸遭遇。

在阿肯色州派恩布拉夫，年轻的教师克里斯托·巴恩斯描绘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黯淡景象。“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不断匮乏、迫使人们陷入绝境的世界。当太多人陷入绝境时会发生什么？”她说道，“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人感受到的绝望仅仅表现为无力感和焦虑。但对一些人来说，比如梅女士，这种绝望却演变成了虚无主义和怨恨。如果一个国家自认为其饱受苦难的人民都是咎由自取，那么当部分人民决定接受这种混乱局面时，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当我见到梅女士时，一切似乎都在好转。她已经戒酒三年多了；她重新开始抚养两个最大的孩子，并准备第一次见到她的五个孩子齐聚一堂。她从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名为“女性康复计划”的项目毕业了，这是一个针对有药物滥用障碍的女性的转介项目。

该项目由塔尔萨市家庭与儿童服务中心运营，提供约两年的强化治疗（包括住房、心理健康咨询和职业培训），作为监禁的替代方案。只有约4%的参与者在项目毕业三年内入狱。“女性康复计划”每年招收一名女性的成本约为3万美元——低于俄克拉荷马州将她监禁相同时间所需的费用。

梅女士开着卡车为家庭和儿童服务慈善商店服务。

这个项目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并非其最终的统计数据，而是它对像梅女士这样的女性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梅女士现在在家庭儿童服务中心的二手商店开卡车。这个项目赋予了她们完整的人格尊严，围绕她们每个人建立了一个社区，尊重她们的处境，相信她们的问题真实存在，并努力帮助她们解决问题。

归根结底，像美国这样富裕的社会，即使不完美，也应该能够为家庭提供金钱和消费品，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以前我毫无希望，眼里只有自己，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她跟我谈起她在“女性康复计划”的经历时说道。我交谈过的许多人都困在日渐萎缩的小镇、停滞不前的经济环境中，身处对她们漠不关心的政治圈。正如梅女士所说，她们也“应该拥有充满选择的生活”。

本文出处：https://www.nytimes.com/2026/08/08/opinion/america-poverty-peru.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