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起农田撒药案：毒死牲畜的罚与罪

河北枣强县的农民王太成，为防止羊群啃食庄稼，在自家耕地里撒下拌有农药的玉米粒，毒死了邻居家15只羊。（受访者|供图）

“要是知道犯法，我就不想（下药这件事）了。”这是王太成曾在法庭上说过的一句话。

这位河北枣强县的农民没有想到，为了防止羊群啃食庄稼，他在自家耕地里撒下拌有农药的玉米粒行为，竟会让自己站上被告席。

枣强县人民法院认定，玉米粒是毒死邻居家15只羊的罪魁祸首。2025年3月，法院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五个月。王太成上诉后，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部分事实不清，需进一步查证”为由发回重审。2026年5月23日，枣强县人民法院再次认定王太成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

类似案例并不罕见。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公开裁判文书发现，近十年间，多地均出现农户在院落、耕地或果园投放毒饵，导致牲畜、家禽或野生鸟类死亡，继而被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即使被告人赔偿损失、取得谅解，法院通常仍认定其构成犯罪，部分案件最终适用缓刑。

近些年来，多地司法机关也将这类案件作为普法重点。农户农民为了阻止牲畜啃食庄稼，在自家的耕地投放毒饵，行为显然不当，但该如何追究责任，法律界存有争议。

11155元损失

王太成现年69岁，他家的耕地位于枣强县大营镇南王庄村东南角。

案件现场平面图显示，案涉耕地东侧有块空地，空地外侧是一条供村民通行的土路，土路另一侧则是村民王英（化名）家的羊圈。

拌有甲拌磷的玉米粒，就被投放在这片耕地内。

据王太成的儿子王瑞雪介绍，王太成与王英家虽有亲戚关系，但因为羊群产生的矛盾已持续多年。王英养羊已有十余年，羊群长期散养，时常进入周边农田觅食，王太成家的庄稼多次遭啃食。

2024年6月22日，王英家的羊再次闯入王太成家的地里啃食玉米苗。

重审一审判决书显示，2024年6月，王太成因发现王英家的羊啃食其地里庄稼，产生报复心理，随后将甲拌磷浸泡过的玉米粒投放到自家耕地内。

甲拌磷是一种有毒农药。王太成及家属称，投放毒饵的目的是保护农作物，而不是危害人员或其他牲畜，且已尽到提醒义务。辩护律师提供的三段通话显示，下药前后，王太成曾两次联系分管他们的基层乡镇干部，告知地里已投放拌药玉米粒，并请其转告王英不要再让羊进入耕地啃食庄稼。重审一审判决书显示，法官采信了上述录音。

2024年6月30日，羊再次来啃食庄稼后，王英家的15只羊陆续死亡。重审一审判决书显示，经司法鉴定，送检羊胃内容物、羊肝脏及玉米粒中均检出甲拌磷成分，死亡羊只价值11155元。

案发后，王太成家属曾尝试通过赔偿争取王英谅解，但双方因赔偿金额分歧，未能达成一致。2024年7月11日，王太成因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5日被批捕。2024年10月18日，枣强县人民检察院认为王太成在开放场地投放农药浸泡的玉米粒，以投放危险物质罪提起公诉。

2025年3月25日，枣强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太成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五个月。

王太成不服，向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发回重审后，枣强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该案。2026年5月23日作出重审判决，再次认定王太成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

王太成的辩护人认为，农户自家的耕地并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共场所”，在此基础上，需要评估王太成这一行为是否已经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

2026年5月29日，王太成一方已向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提起上诉。

刑期通常三年起步

此类案件呈现出较强的共性。

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南方周末记者发现，2013年到2025年期间，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的1285份判决书中，有465份与农田撒药有关。

从公开的文书看，行为人大多为了防止牲畜、野生动物或者鸟类啃食农作物，将拌有农药的玉米、谷物投放在自家耕地、果园或院落内。案件造成的后果多为家禽、牲畜或野生动物死亡，直接财产损失多数集中在1万余元，少数案件达到3万余元。

由于投放危险物质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即使行为人赔偿损失、取得谅解，也不必然免于刑事处罚。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仍以法定最低刑三年有期徒刑作为量刑起点，再结合是否取得谅解、认罪认罚等情节决定是否依法适用缓刑。

2015年，内蒙古宁城县发生的一起案件中，冯某因防止野兔啃食自家果树，在老院内投放拌有甲拌磷农药的玉米粒，导致邻村村民放养的47只小尾寒羊死亡，经鉴定损失约3.6万元。案发后，冯某赔偿全部损失并取得谅解。一审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二审综合考虑其需长期照顾三名残疾家属及一名未成年孙女、犯罪情节较轻、悔罪表现明显等因素，最终改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除涉及邻里财产损失外，部分案件还因侵害野生动物资源而触及公共利益。即便没有造成较大的私人财产损失，行为人仍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公益赔偿责任。

江西南昌谭某案中，被告人谭某为防止农田中的野鸭啃食庄稼，使用呋喃丹拌制谷物作为诱饵投放，导致大量“国家三有”保护野生鸟类及家养鸭子死亡。法院认为，其在农田投放毒害性物质，已经危害公共安全，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承担野生动物资源损失赔偿责任。

该当何罚？

随着耕地投毒类案件的涌现，司法机关近年来也将其作为普法宣传的重点。

近些年，甘肃、内蒙古、山西等地的司法机关均发布相关以案释法文章，提醒公众，即便在自家耕地内投放有毒物质，也可能因危害公共安全而承担刑事责任。

从裁判文书网的多起判决来看，耕地投毒类案件的定罪思路已相对稳定，有毒物质一旦被投放在人员或者动物可能接触的开放空间，其危险对象和结果便可能失去控制。

但争议也正在于此，“可能接触”达到何种程度，才足以构成刑法上的公共危险？

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文涛认为，投放危险物质罪虽然属于刑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但不能因此对作为本罪法益的“公共安全”做过于宽泛的理解。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该罪与放火、爆炸、决水等犯罪并列规定，法定刑较重，因此对其适用应更加严格。“不能说只要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章的犯罪，其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或危险性都一样。交通肇事也是危害公共安全，但它的法定刑和投放危险物质罪完全不同。”在他看来，投放危险物质罪要求行为具有更高程度、更难控制的危险性，应当达到与放火、爆炸等行为相当的公共危险。

就这类案件而言，陈文涛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法院把“向开放空间投放有毒物质”直接认定为投放危险物质罪。“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具体危险犯，不能仅凭存在风险可能性就定罪，法院应当具体说明危险究竟达到什么程度。”

陈文涛认为，这类案件的地块为偏僻的农耕田地，并非居民区、公共水源等高度开放场所。现实中，成年人通常不会捡拾田间耕地上的玉米粒食用，低龄儿童亦有监护人看管，误食概率极低。法院未具体核查现场人流、孩童活动、实际接触风险等关键事实，仅以场地开放性推定危险，说理不够严谨。

对于如何减少类似案件发生，他认为，比起事后追责，更重要的是加强农村地区的法治宣传。

“很多农民主观上只是为了保护庄稼，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存在刑事风险。”他建议，基层政府、村委会应加强针对农村生产生活场景的普法，让农户明确，使用毒饵驱赶牲畜、野生动物，不仅可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触犯刑法。

与此同时，陈文涛认为，司法机关办理此类案件时，也应更加审慎适用投放危险物质罪。“如果行为造成的是具体的人身、财产侵害，可以根据案件事实适用人身犯罪、财产犯罪等罪名；对于投放危险物质罪，则应严格把握危害公共安全这一构成标准，避免过于扩张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