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FP）9日刊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白兰斯（Hal Brands）文章指出，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在全球引发震荡，扰乱世界经济、动摇美国盟友关系、冲击航行自由，并将核不扩散体系推向临界点。但最重要且可能最具破坏性的影响之一，是让美国长期存在的战略透支（strategic insolvency）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

白兰斯指出，这场战争展现美国与以色列强大的战术能力，也让中俄两国提高警觉。然而，在战略层面却带来较为模糊、甚至负面的结果，包括美国关键武器库存大幅消耗，以及军事资源从其他高风险战区被抽离。简言之，这场冲突使长期以来试图以有限资源承担过多任务的美军承受巨大压力。

美国国防部有句话说，每一项美军作战计划都是对其他作战计划的生存威胁。一场消耗性的中东冲突，可能使华府更难吓阻西太平洋地区一场破坏性更大的战争，并使过度负荷的美军更难应对不断升高的全球风险。

白兰斯认为，危险不一定会演变成灾难，美国仍有可能避免出现灾难性的吓阻失败。若这场危机能促使华府以更大的紧迫感缩小五角大厦庞大承诺与有限能力之间的落差，或许能带来正面的战略效果。然而，眼前局势依然令人不安。世界正变得更加暴力与混乱，而川普的这场战争则使华府长期存在的过度延伸问题进一步恶化。

文章指出，川普并非美国军事与战略过度延伸问题的始作俑者，这项问题是在历届总统任内逐步累积而成。过去20年间，全球威胁环境变得更加严峻且复杂。美国如今面临来自强权竞争者、流氓国家及非国家势力的多重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与持续扩军的中国大陆之间的新冷战，以及爆发灾难性热战的风险。

然而，美国却试图以后冷战时代的军事支出模式，应对愈来愈接近战前状态的危险环境。美国国防预算长期维持在GDP的3%至4%，以历史标准而言并不高，而伊拉克与阿富汗长期战争造成的疲劳感，也使国防支出更难获得政治支持。结果是，华府的全球承诺与军事资源之间出现愈来愈大的落差；这项问题一再被无党派专家委员会指出，但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

白兰斯指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主张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却仍深陷中东，此后历届政府皆承诺集中有限资源，最终却介入原本希望避免卷入的冲突。专注核心问题并摆脱次要麻烦的愿望，始终与混乱世界的现实发生冲突，而美国仍有遍布全球的承诺与纠葛。

“川普2.0”原本被视为解决这项问题的契机。他任用主张聚焦亚洲的“优先排序派”及希望退出中东的“克制派”，并推动欧洲与东亚盟友承担更多防卫责任。美国政府发布的新《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更宣称，昂贵的中东战争时代已经结束。然而，结果却带来全方位、几乎过度活跃的干预。

从2025年初对也门青年运动（Houthis）采取军事行动，到同年6月对伊朗发动打击并介入以伊12天战争，再到尼日利亚、索马里等地的反恐行动、封锁委内瑞拉并逮捕前总统马杜洛，以及持续向乌克兰提供稀缺武器，这些行动虽符合重要美国利益，部分更取得显著成果，但每一次干预都加重了这支过度延伸军队的负担。

文章最后指出，美军在危机来临时并未处于有利部署位置，因为有限能力被分散到看似无穷无尽的任务之中。而美伊战争的进程，同时展现了美军武力的致命效率，以及令人担忧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