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由派忽视“国族认同”：极右势力为何席卷欧美？

一、欧美自由派的缺失

在世界各国，极右势力的存在感正在加强。他们巧妙地打出“国家主权”与“国族认同”的旗帜，成功诉诸人们的不安与归属需求。相对地，自由派未能充分掌握这样的变化，政治的基盘因此受到动摇。当下所需要的，是能够对抗排外主义的新“国家叙事”。

在世界各地，极右正作为最具有气势的政治力量而崛起。其背后的一个原因，是右派民粹主义者善于自我包装，将自己塑造成守护“国家主权”与“民族认同（国民意识）”的存在。

美国总统川普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匈牙利的欧尔班首相、印度的莫迪首相，以及在英国崛起的“改革UK”党魁奈杰尔.法拉吉等其他右派的领导人，也都大力推动民族主义与排外性的言论。

长期以来否定民族主义的自由派菁英，往往认为这些言辞是与时代违逆的。尤其在西欧，二战后民族主义被否定，个人自主性受到尊重，“国族认同”几乎不再被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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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调查显示，多数人至今仍透过“国籍”来形成自我认知。这看似矛盾，但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仍是“国族国家”，对国家的归属感自然成为人们的前提。

即使自由派否定“国族认同”，但nation的意义也并未消失。在缺乏具说服力的自由派理念之下，人们开始依靠民族、人种、宗教等传统──且往往带有排他性的──属性。极右领导者便利用这种“身份政治”，代言特定群体的利益，并煽动对移民、少数族群以及超国家组织的恐惧。

另一方面，自由派要不是忽视人们的不安，不然就仅将其视为是可以透过政策解决的问题,，自由派忽略了这些焦虑与选民的文化认同是紧密相连的。结果，随着极右的复兴，许多国家的政治受到撼动，自由派也逐渐失去了立足点。

二、自由派建立“叙事”的三个条件

自由派若要对抗极右的排他性民族主义与不断的恐惧煽动，那么,必须在政治与文化层面上凝聚人心，打造出一个共同的“国家叙事”。那么，这个叙事所应奠基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呢？

自由派要建立能够与极右派抗衡的“叙事”，必须具备三大条件：包容性的国族认同、能回应民众焦虑的政策与文化语言、以及具有说服力的共同愿景。

在当代政治中，极右势力之所以能快速壮大，正是因为他们善于利用“国族认同”与“排外叙事”来凝聚群众。自由派若要建立自己的“故事”，则需要如下的三个核心条件：

1. 包容性的国族认同

自由派不能仅仅否定民族主义，而是要提出一种新的“国族叙事”，让不同族群、宗教、文化背景的人都能感受到归属。

这意味着要将“自由、平等、人权”与“国家共同体”的结合，避免让人觉得自由派只重视抽象的个人权利，而忽视群体的身份需求。

2. 回应民众焦虑的政策与文化语言

极右派能成功，是因为他们直接触及民众的不安：移民、治安、经济不稳定。自由派若只用技术性政策回应，却忽略文化与感情的层面，就会失去群众的支持。

因此，自由派需要用能引起共鸣的语言，承认并回应这些焦虑，同时提出具体的解方。

3. 具有说服力的共同愿景

自由派的叙事必须不只是“反排外”，而是要提供一个积极的愿景：一个多元、民主、繁荣的社会蓝图。这个愿景要能让人相信“在这个共同体里，我的未来会更好”，才能抵消极右的恐惧动员。

三、总结

自由派的叙事若要成功，必须同时结合 身份认同、情感回应、与未来愿景。这三大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就会再次陷入只靠政策数据却无法打动人心的困境。

四、台湾的“自由派”与欧美的不同

台湾的“自由派”常与进步价值、民主运动连结,在台湾语境中，自由派支持民主、政治自由、人权、进步价值。因此实际上它是更靠近欧美的“自由主义者＋进步派（liberal progressive）”的混合体。欧美进步派的特色可以理解为是：以制度改革保障公平，透过教育与福利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进步派既是反垄断、反腐败的政治力量，也是推动民主深化与文化多元的社会运动。台湾的自由派是从反威权、争取民主化运动（1970–1990s）而来的,其所重视的是言论自由、反独裁、转型正义、台湾的主体性,因此“自由”主要来自从威权脱身的需求,特别民进党的产生与诉求与台湾的历史纠葛很深。台湾自由派常专注于:(1)民主深化、反威权,(2)台湾主体性／国家认同,(3)多元文化与性别平权,(4)媒体自由与反假讯息,(4)社会公平（不过，经济政策立场较为混杂）。

而欧美自由派常专注于：(1)广泛的社会福利,(2)税制改革、劳权,(3)环境与气候政策（绿能转型）,(4)系统性种族不平等,(4)枪支管制（美国）。因此,台湾自由派较属于政治认同导向；欧美自由派较属于社会政策导向。台湾的自由派可以说是以民主化与台湾主体性为核心的“进步派 自由主义”混合体,而欧美的自由派则是基于政治哲学与社会福利制度发展出的“自由主义（有时偏左，有时偏中）”。台湾的最大问题是中国的侵略恐吓与国内的中国派在台湾的作乱,这是台湾与欧美最大的不同。

作者：张正修，曾任考试委员、开南大学法律系系主任、淡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兼任副教授、台北教育大学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