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女子贾娜·戴维斯（Gianna Davis）认为自己一直在努力做对的事情。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神经科学博士学位的两年里，她全身心投入到物质滥用的实验和数据收集中。

她在学校的办公桌上放着已经去世父亲的相框，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因为过度酗酒去世，她将照片放在办公室就是为了随时提醒自己，如今他的科研方向是开发一种治疗该疾病的新方法。

戴维斯说“希望有一天，我的贡献能帮助其他孩子留住他们的父亲，这就是支持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然而，去年秋天，她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被告知因“不可调和的分歧”，她的导师将不再与她合作，她因此被列入学术留校察看名单。邮件还要求她在几天内收拾好桌上的东西。如果她不能找到新的导师和研究项目，她将失去在学校的学位。

戴维斯说：“获得博士学位是我的工作，我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而知道有人仅凭自己的意愿就可以同时影响我的当前收入、未来收入和教育……这种情况绝不应该被允许。”

她口中的“有人”指的正是目前她在芝加哥大学的指导教授华人徐教授（Ming Xu音译），根据网上资料，徐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随后赴美在多所高等院校研究和任教。

戴维斯认为她的教授对她存在严重歧视。

她说：博士生能否顺利获得学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但导师通常几乎没有接受教学或指导的专业培训。这种情况对学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尤其是像我这样在科学领域代表性严重不足的黑人女性。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你可以尽情学习，读再多的书，追求最高水平的教育，但这些都无关紧要，你依然无法找到任何有效的方式去克服那些系统性障碍。”

戴维斯表示，她起初因芝加哥大学的学术声誉而感到兴奋，同时也对导师的研究充满热情。然而，她在学校的过渡并不顺利。

她之前就读于一所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那里有很多黑人女性。而在芝加哥大学，她经常是房间里唯一的黑人女性，甚至唯一的黑人学生。这种环境让她感到既被孤立又无形。

“没有人真正关心我说了什么，或者我的学术贡献和研究贡献，”戴维斯说，“但与此同时，我又非常显眼，相较于其他人，我受到的批评异常苛刻。”

戴维斯表示自己与导师的关系尤其紧张。作为她研究指导和成功的关键人物，导师却经常要求她做一些琐碎的任务，例如在周末搬运箱子——这些任务并未分配给非黑人实验室成员。而且，他还暗示她不够胜任，甚至告诉她要为自己被项目淘汰做好准备。

“很长一段时间，我选择埋头做实验、收集数据、专注于工作……我的项目确实很有成果，”她说，“我收集了大量数据，但最终这些都没能救我。”

戴维斯的导师未回应采访或发表评论请求。一名芝加哥大学发言人表示，学校欢迎来自所有背景的学生，但由于联邦隐私法，官员无法对具体学生发表评论。

“这种孤立感让我怀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戴维斯说，“直到有一天，同事拉着我说：‘我对你每天遭受的赤裸裸种族歧视感到震惊。’这才让我意识到问题不仅仅在我头脑中。”

去年5月，戴维斯向所在系的多元化与包容办公室寻求帮助。她并不想让导师受到处分，而只是希望获得一些关于如何坚持下去的建议。她和一位管理员共同制定了一个计划，招募几位支持她的教师作为她论文委员会的盟友。

然而，在她向几位教授寻求支持后不久，她就收到导师发来的邮件，表达“深感遗憾”，得知她去找了多元化办公室。

导师在邮件中写道：“我有幸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与许多少数族裔人士合作，我的经验一直非常积极，并未出现任何问题，我从未想过会有人认为我的行为涉及种族问题。”

之后，戴维斯表示，导师开始冷落她。他与她讨论研究的时间越来越少，几个月后，彻底与她断绝关系。戴维斯被踢出实验室，并被列入学术留校察看名单。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心理学教授安吉拉·拜尔斯-温斯顿（Angela Byars-Winston）说:“问题不在学生，而在系统本身.”

她表示，多年来听到像戴维斯这样的故事后，她意识到，要让更多黑人和棕色人种学生进入科学领域，不仅需要个别辅导，更需要修复他们所处的博士学习环境。而这需要从修复导师做起。

拜尔斯-温斯顿指出，导师掌握着学生的未来，但往往缺乏成为好教师或导师的培训，尤其是在指导背景不同的学生时。

她的团队开发的培训项目旨在帮助导师理解，种族和性别会影响科学家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对学生的态度。她认为，教授们需要具备这种意识，才能真正支持像戴维斯这样的学生，他们所在的社区长期以来被排除在美国的学术机构之外。

戴维斯目前已向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提交投诉，指控她的留校察看是种族歧视和报复的结果。

她说：“我们付出了太多努力才走到今天，任何人都不应该仅凭主观判断决定我是否属于这里，必须制定保护措施，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大家对这事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