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年通胀率已回落至6.5%，美国各方都“松了口气”。不过，这仍高于该国1980年代后、2020年代前任何时期的通胀率。与此同时，欧盟的通胀率仍在双位数百分比，而日本的通胀率已达“泡沫经济”后的最高位。全球的这一波通胀，尚未结束。

当前全球性的通胀，源自何处？银行是如何创造货币的？被认为帮助终结2008年金融危机的量化宽松，为何当时未引起通胀，现在却引起了新的危机？《货币从哪里来？》的作者之一、“量化宽松”一词的提出者温切斯特大学银行与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沃纳（Richard Werner）近日接受观察者网专访，解读了通货膨胀的来龙去脉和银行业的奥秘。该采访分为上下两部分，本文为上半部分。

以下为采访实录：

观察者网：《货币从哪里来》一书反思了2008年金融危机，认为商业银行是主要的货币创造者，央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失控是主要原因。能简单地解释一下这个观点吗？

理查德·沃纳：我认为当前的通胀与2008年金融危机反应出了同样的结构性问题，背后都是银行监管。提到“银行监管”，有些人想到的是存款准备率、资本充足协议（亦称“巴塞尔协议”）等技术问题。我所指的银行监管涵盖更宽泛的概念。监管机构确实据此监管银行，但我一直认为这不是正确的方式。

许多人认为，如果我们要求银行保留一定资金比率——这一比率在2008年危机后略微提高了一点——那类似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就不会重现了。事实并非如此。

1988年推出的第一次巴塞尔协定目标是防止银行业危机。很快，日本发生了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当时，日本央行行长就采纳了巴塞尔框架，证明它没有起作用。推出了第二次巴塞尔协定后，我们就经历了2008年的危机。现在推行的是第三次巴塞尔协定。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监管方式。


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

巴塞尔机制管理资本充足率的方式，基于对银行工作原理的特定理解；如果要监管好一个行业的话，政府显然需要对其有所了解。监管银行的有效性，显然取决于哪个理论是正确的，以及监管机构是否采纳了正确的监管方式。

目前有三种理论。第一种理论“金融中介论”认为银行只不过是金融行业的中介，收集存款再将其借贷出去；这种解读方式是目前最流行的，出现于大多数金融教科书，银行书籍和经济学书籍中，也被监管机构使用。（译注：即信用媒介论）这在外行看来似乎是合理的，银行确实接受存款，并且贷款。该理论也因此认为银行并不特殊，因为还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样接受资金在将其借出。自1980年代以来，我刚才提到的巴塞尔协定假设这一理论是正确的。

稍微往前倒一下，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当时人们认为另一理论是正确的，所谓的“部分准备金理论”。这一理论也认为每个银行都是金融中介，收集存款、放贷，但银行业整体是特殊的，因为他们在银行间市场互动过程中创造货币，从而对经济整体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理论认为银行确实有货币创造的功能，但我们不再重视该理论，从而也忽视了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

更古老的是第三个理论，在“部分准备金理论”出现之前一直占主导地位，从18世纪流行至1920年代，即“信用创造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实际上，经济学家是错误的，银行既不需要接受现金存款，也不需要借出现金，不是金融中介，而具有特权的货币创造者。“部分准备金理论”认为银行集体可以通过多次经手同一笔贷款创造货币；“信用创造理论”则认为单个银行可以独自创造货币，对经济的影响巨大。（译注：信用创造理论认为，信用就是货币。银行不需要先实际借入现金，也不受存款准备金率的限制，凭借自己的信用就可以创造信贷，而信贷只要在流通和支付中被承认，就等同于货币。也就是说，银行具有无限创造货币的能力。）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一直在争辩这三个关于银行业的理论，但没有人通过实践检验真理，我就决定填补这个空白。我是第一个实证测试这三个理论的人。我在2014年写的《银行能从零开始单独创造货币吗？》和2016年写的《经济学失去的世纪》均刊登于《国际金融分析评论》，通过实践研究证明最古老的银行“信贷创造理论”才是正确的，另外两个理论是错误的。

监管者长期以来忽视了这一点，这是为什么他们的措施没有奏效，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可能面临新的一场银行危机。


2020年初，美联储将利息基准率降至接近为零

观察者网：当前欧美国家正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它们2020年以来的货币政策，是否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理查德·沃纳：当前的通胀的确与此有关。在2020年，各国的央行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要求商业银行增加消费信贷发放，以及购买非银行业的资产。这样一来，商业银行就创造了新的货币，这就是现在的通货膨胀的原因。

本来，应该是中央银行去购买非银行业资产。那样的话，那些资产的卖方可以把获得的钱存入银行，银行得以改善资产负债表，增加准备金。

然而，各国的做法导致商业银行创造了新的货币，注入经济。各国政府的政策还导致新的货币主要流向消费，而同时消费品供应却因疫情而受限。当更大的需求、更多的钱追逐更少的消费品时，价格必然上涨。这是中央银行政策造成的后果。

因此，我们需要加强讨论货币创造的过程，以及资本流向的问题，是利于增长并创造就业机会的消费及商业投资，还是陷入金融资产、房地产交易之中，产生泡沫经济、通货膨胀？

观察者网：2008年危机之后，伯南克主导的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受到称赞，他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2020年之后的量化宽松，却引发了严重问题。这两次量化宽松存在哪些区别？

理查德·沃纳：这正是每个人都应该问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实际政策和结果中看到有区别。

2008年的时候，当时发生了一场银行危机，银行的信贷创造正在崩溃，因此货币供应量正在萎缩，经济开始停滞。就在那时，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想起了我1995年在日本提出的建议。那时我是香港怡富证券（Jardine Fleming）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我的建议。

当时我认为，日本需要一个新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类似的情况——银行信贷正在崩溃，经济衰退——解决方案是量化宽松，即扩大银行对实体经济的信贷创造。

量化宽松的关键是让银行信贷继续下去。政府可以采用两种方案：

第一，如果银行本身濒临破产，中央银行可以介入，以账面价值从银行购买不良资产，将它们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转移到中央银行，问题就解决了。这一过程没有挪用税收，因为中央银行没有资金成本，对社会也不产生成本。

2008年，很多人都在警告这个过程会产生通胀，但实际上通胀是不可能因此发生的。这是因为，只有当银行业将创造的货币注入非银行业，增加实体经济或金融行业流通的资金，才会发生通胀。而按照我的建议做，就没有创造货币，因为这只是银行系统内部的资产重组，从银行转移到中央银行，资金没有直接注入经济。这是银行恢复健康的关键步骤。

第二，如何增加银行信贷，增加货币量？这也应该由央行来操作。中央银行可以从非银行业购买资产，然后银行向卖家提供新资金。这就是重启银行信贷的方式。

伯南克也参与了1990年代日本就量化宽松的辩论，他还在日本发表过文章，非常关注日本经济。到2008年，他成为了美联储委员会主席，似乎记得我的提议，因为他将此落实了下去。

此前，日本央行也从2001年开始采用量化宽松政策，但只是套用了“量化宽松”之名，实行传统货币主义之实，即高强度的货币扩张，给银行发更多的钱，让银行积累了更多准备金，但银行仍然不愿意放贷，所以没有起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当时就这么说了。


日本央行已维持接近零利率、乃至负利率数十年，但并未刺激日本经济恢复增长

而伯南克在2008年落实的“量化宽松”才是真正的量化宽松。2009年1月，伯南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我们其实应该称之为信贷宽松，量化信贷宽松，因为目的是扩大银行信贷。我同意。

2008年，美联储以非常实惠的价格，以账面价值或略低的价格从银行购买了不良资产，将它转移到美联储，强化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果，美国成了首个走出金融危机的国家，美国经济很快复苏，期间没有通货膨胀。

我们前面讲到，量化宽松有两种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不会不创造货币的。第二个方案会产生货币，但如果是实体经济获得信贷的话，产生的是增长而非通胀。

其他国家的央行没有这么做，而是实行了“假的”量化宽松，只是增加了银行的准备金，而没有确保银行系统中的不良资产会得到清理。结果是金融市场确实获得了资金，但这并没有真正帮助银行向实体经济提供贷款，造成了非常缓慢的经济复苏。这是欧洲所经历的，金融危机由美国转移到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希腊，以及英国和日本。

我从90年代就告诫他们，需要增加银行（对实体经济的）信贷规模。事实是，在1990年代和2010年代，信贷规模在不断萎缩。我认为这种情况下经济不可能恢复。到2013年，他们开始采取更多帮助银行信贷的措施，但效果不是很好，他们本应该采取我说的真正量化宽松政策。

2020年有什么不同？如果你当时咨询我的意见，我会说不应该采取量化宽松，因为当时没有危机：银行信贷能力非常强劲，在美国、英国、欧元区和日本都在增长，货币也在不断地被创造。

但是，各国的央行，采取了我说的第二种量化宽松，即当银行信贷萎缩、需要扩大银行信贷时，央行从非银行业购买资产，这些资产的卖家会把钱注入银行账户，因此银行创造了新的存款，获得更多准备金。银行从而可以把这些准备金注入经济，创造信贷。这就是各国央行所作的事，它们在强迫银行创造货币。

这是本应在2008年才需要的措施，但央行在没有必要的时候将其落实。他们选择了最激进的方式，立即扩大银行信贷，部分国家信贷由本来的6%至7%增速上升至10%以上，有些国家甚至达到20%。这是爆炸性的货币创造。


美国M2广义货币量，2020年暴增

观察者网：西方有些人声称，地缘政治紧张才是通胀失控的最大原因，而非货币增长。

理查德·沃纳：当我们讨论货币创造时，货币的流向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新注入的钱用于生产性商业投资，就不会有通货膨胀；如果用于消费，就会有消费者价格的通胀；如果用于购买资产、房地产，就会有资产价格的通胀。

现实是，这些钱大多注入消费行业，部分注入资产，产生了持续的资产价格通胀，以及与过去不同的消费品价格上涨。

与此同时，政府对经济社会实施了严格的限制；封控措施所造成的供应限制，加上“印钞”所增加的消费需求，价格显然会被推高。

我曾于2020年5月公开警告，各国央行的措施18个月后估计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他们2020年采取我说的第二种量化宽松措施令我感到震惊；在2008年需要这么做时，他们没有这样做，整个90年代，日本央行都在跟我争论，说我的提议行不通，不能强迫银行创造信贷。结果你猜怎么着，2020年3月，他们突然想通了，并采取了统一协调的举措，共同制造了通胀。

因此，通胀不是欧洲军事冲突或能源问题产生的。当我在2020年做出预测时，我并没有预测到欧洲会发生战争，我只是根据各国央行推行的银行信贷创造政策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