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女儿和女婿意外去世后，不堪失独之痛的她，四处寻求领养被拒，最后决定拼死一试，冒险做试管婴儿，并以60岁高龄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这是十年前中国“最高龄产妇”盛海琳的故事。
不久前，澎湃人物发表了一篇《盛海琳失独再育这十年》的报道，讲述过去十年为了抚养孩子，她作为家庭支柱疲于奔命的生活。如今，她70岁了，两个女儿才10岁。懂事的姐姐说要二十岁结婚，让爸爸妈妈早点看到。但未来的人生，谁又说得准呢？现在她们或许还不能真切地知道，在未来的十几年二十年里，她们将会面临怎样的难题和抉择。
而另一位父母高龄生育的女儿，如今已长大成人，将过而立之年。就在今年夏天，因母亲生病，她作为独生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篇自述将以女儿的视角，讲述她超越一般孩子的成长与追赶时间的焦虑。希望经历了2020年的我们，都能从这个故事中获得向前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两个月前的一天中午，我端着菜从厨房出来，听到我妈无奈的声音：“……上次不就跟你说过了嘛，我现在去不了，我还要住院。”
“去干吗？”我问。
“你爸刚接到电话，我们以前去过的那个老年旅行团，说下周要去哪里玩，你爸问我要不要去。”
“我妈在做化疗呢。”我转头跟爸说：“还有好几轮，至少得明年春节以后了，现在怎么可能出去旅游呢？”
“哦哦，对，那就不去了。”他才反应过来的样子。又转向妈：“那等你出院了，身体好一点再去。”
我妈叹口气，冲我摇摇头。
我爸今年八十七了。近几年他越来越健忘：煮着菜去客厅转一圈，就忘了关火；昨天说要买的东西，今天就想不起来。而最近，他似乎总是忘记，我妈是一个癌症晚期患者。
一
我妈怀孕那年43岁。我爸比我妈还大14岁。他们就要不要生小孩这件事僵持很久，我妈执意要生，才有了我。
我从小出门，陌生人逗我，刚一开口“你爷爷奶奶……”就会被我怼回去：“那是我爸我妈！我爷爷奶奶早死啦！”并在他们接着问“那你有哥哥姐姐吗”之前抢答：“我爸爸妈妈就我一个小孩！”然后昂首挺胸地走掉。
我出生后见过的祖辈，只剩一位姥姥。周末去姥姥家，大人们打麻将，使唤我表哥去倒水，我哥就叫我姐去，我姐会递给更小的哥……一圈儿下来轮到我，我只好乖乖去倒。没办法，我最小。
即便在爸爸那边，同辈人都有堂弟表妹，我还是没有，侄子外甥倒是不少。最大的侄子生小孩那年，我才20岁，年纪轻轻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姑奶奶”。
我爸是个暴脾气，我小时候很怕他。好在我比较早熟，即便到青春期也不怎么叛逆，大多时候的“冲突”就是他吼，我听，不反驳，只腹诽。
他有一套非常奇怪的话语体系，比如同学过生日请吃饭是“小资产阶级作风”，不好，不准去；出门回家晚了或者他问什么问题，总要我“老实交代”；教训起我来最顺口的一句就是“思想苗头不对”……可怜我一个90后，经常听得一脸懵——平常哪有人这么说话？这话我没法接啊。
如果说有什么深远影响，可能是长大后我对历史和政治的兴趣都远甚于同龄人。我爸当过“右派”，我妈做过知青，同龄人几无感知的遥远历史，对我来说是上一代人活生生的经历。
我3岁那年，我爸退休了。没几年，我妈也退休了。但他们都没有直接开始悠闲的退休生活，全都返聘回去继续工作。我猜多半是为了养活我这个小崽子，毕竟退休金太少了。
印象里，我很小就有了独立意识。三五岁时能自己走路绝不要人抱，一年级就每天独自穿两条马路上下学；9岁嚷嚷着要学做饭；三年级后定闹钟早起，洗漱穿衣叠被整理书包自热早饭，七点前出门时，我爸妈还在被窝里睡得正香。
这不全是我的功劳，他们也有意培养我的独立能力。毕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句话，我小时候听了估计有几百遍。
更重要的是，从小到大，几乎所有重大决定都是我自己做的。比如我爸送我去上教拼音的幼儿园，我试听了一节课，不喜欢，说想学画画，于是就换了教画画的幼儿园。高中，我学了半年理科想转文，他们不认同，但还是在家长同意书上签了字。考大学时，我妈觉得经济专业好，可我不想学，坚持报了新闻。毕业后，他们希望我考公务员或者进国企、事业单位，我不乐意，还是跑去做了记者，一个月有半个月都在天南海北地出差……
回头想想，好像没什么人生大事是完全遵照他们心意的。他们常常提供建议和期望，却从不强行干涉选择。因此，我一直活得随心所欲。
只有婚恋这件事，他们总要插手。研究生毕业那年我24岁，过没多久，看我还没男朋友，他们开始着急了，催我谈恋爱、相亲。尤其是我爸，总找奇奇怪怪的人来介绍对象。我非常排斥，在电话里和他大吵几次，导致父女关系一度紧张。大概花了两三年，在我软硬兼施坚持不懈的洗脑下，他才不那么执着。
后来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平和而略失落地说，希望你能早点成家，盼着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外孙出生。我依旧冷静而决绝地回复，可我不能为了你想抱孙子就草率对待婚姻和生育，人生是我自己的，五年之内我没有结婚生子的打算。
挂掉电话那一瞬间，我却捂着嘴泪流满面。一遍又一遍地想，他已经85岁了，其实我们都不敢确定，他还能不能再活十年，甚至五年。
二
我不是没有心理准备。甚至也许，我从小就在做这个准备了。
初中时，有一次从姥姥家回来的路上，我爸说起最近的不顺，我妈提醒他，73岁是个“坎儿”，要注意，尤其是身体。我爸说没事。转脸就教育我，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就算他哪天真的去世了也不用害怕云云。
我乖巧点头。心里默默想，这道理在去年你本命年时，我就在随笔里告诉自己了。小学时有同学的爷爷奶奶去世，那时我就已经意识到，我家两代人之间隔了三代年龄，我可能比同龄人更早失去双亲。
只是知道了也没有办法。寿命非人力可控，我能做的，始终只有拼命成长，希望自立得快一点，再快一点，给他们省些心；并寄望于他们始终康健硬朗，能在我成人之后再享几年福。
谁也没料到，我爸硬朗得不仅撑过了73还一路跃过了84，我妈却在73岁这一年遭了灾。
祸根早在十一年前就埋下了。那年我高三，补课开学第一天，我妈躺上了手术台。癌症三期，手术刻不容缓，紧接六个周期的化疗。幸好她兄弟姐妹都在同城，治疗期间多有帮衬照护，我不过是每日放学去看看，并不担负多少压力。治疗也比较顺利，待我毕业之时，她已在家休养。
母亲化疗的药物注射泵，可以精准计算注射时间。
大学毕业那年，我有一个保研去英国的机会。申请截止期前一晚，我在宿舍楼下来来回回走到凌晨。若去，在国外那一年我爸正好80大寿，我妈术后第5年，正是不复发即可算作治愈的最后关头，隔着千山万水，我总觉得放心不下。纠结一整晚，睁眼到天亮，最后还是提交了申请。
得知我申请成功，他们很开心。不同于很多想把孩子留在身边的父母，他们向来都把我“往外推”，希望我走出家乡那个小城，去更高的平台深造，去更好的城市生活，看更丰富的世界。
这些年我一有时间就四处旅行，一个人走过了五大洲，他们从不拦着。当年我毕业回国后还几次旁敲侧击：“你不继续在国外读个博士吗？”“去完欧洲再到美国学习一下吧？”“以后上澳大利亚生活也不错？”……
我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做学术。何况博士至少要读四五年，移民更是本质上“抛家舍业”的一件事。如果他们五六十岁，我尚可考虑在国外打拼个十年，有些基础再接他们团聚。可他们的年纪，我怕来不及。
其实我本性并不是急于成功的人，物质欲望也很低。只是每当看到父母的同龄人，子女都有稳定的物质基础，可以让他们免于操心劳累，甚至非常舒适地安享晚年时，隐隐的焦虑总是不可避免。在二字出头的年纪，我可以做到自立不啃老，但确实没能力给他们很好的生活。
所以每次看到“别让成功的脚步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这类文章，我就很生气，觉得他们贩卖焦虑。但这种生气更多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好像无论我怎么做、怎么努力，都赶不上。
工作后有一年春节回家，跟我爸聊天时他突然说，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只能供到我读书毕业，我在大城市闯荡，事业发展结婚买房，他帮不上忙了。我看着他满头的白发，好气又好笑，终究只淡淡地说：“我知道。”
我当然早就知道。但他可能不知道，我高中毕业打第一份暑期工，大二自己靠兼职买了第一部单反，出国读研时的生活费都自己赚，这些并不全是因为我懂事，而是从未指望过18岁之后还依靠父母。我早早算过，成年时他已年逾古稀。爱折腾如我，大事上总是难顺他心意，只盼他在小事上能少操点心。
我妈更有意思。有一次我在朋友圈转发一条青旅转让帖，提到开青旅是人生梦想，被她看见了，就私信问我，你要去开吗？我说没有，就是随口一提，房产类的都是重投资，没个百八十万哪能随便接了。她说，没关系呀，我们可以把房子卖掉。
我当时惊了，我家就这么一套房，“卖了你俩住哪儿？”她说可以留点钱租房，剩下的钱给我。我问：“那要是亏了怎么办？”她说：“亏了就亏了呗。”我心想，您老可真想得开。
三
没想到，在上海工作三年后，我真的辞职去开了一家客栈，取名“迦拉梅朵”。但不是用父母的钱，是自己的积蓄加上招募合伙人。
当时机缘巧合很多，但不得不承认，有一部分理由是觉得应该早点开始，他们当时的身体状况似乎还能允许我再闯荡几年，要是过了35岁，我怕自己不再有这个勇气和精力。而且如果成功的话，两三年后事业走上正轨，也能更妥善地安排他们的生活。
客栈大厅
人算不如天算，2020年一场疫情，让开业第二年的客栈元气大伤。
房东不肯免租，上半年我还幻想过及时转让回笼资金，给合伙人一个交代；后来房东一度翻脸不同意转让，又催交下一年房租，其间各种谈判、斡旋，我一边找人咨询，一边四处筹钱，心力交瘁。借到钱之后，我也考虑过要不要撑到明年，等行情回暖再慢慢出手。
就在这个时候，“咣当”一下，我妈查出癌症复发并转移了。其实去年底她就开始不舒服，只是去医院没查出具体原因。距离她患癌也十多年了，我们都没想到会复发，加上疫情影响，没能及时做进一步检查。
客栈在云川交界的泸沽湖，美则美矣，但交通和医疗都很落后，我不可能继续长时间待在那里。我爸年事已高，能生活自理已经很不容易，平时他俩做伴还行，眼下这情况，作为独生女，我若不回家照顾他们，还指望谁？
于是关了客栈，挂牌转让。也不是没有纠结过，我妈确诊的时候，正是我和房东谈判的胶着期，一夜一夜辗转反侧，听着窗外的蛙鸣，眼睛闭了又睁，来来回回地想：
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为什么所有事都要赶在一块？梦想刚起步就要放弃，真的对吗？还是我开客栈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如果我在上海，是不是能早一点把他们接到身边，给他们更好的医疗资源？客栈万一转不出去怎么办？转出去以后又怎么办？回老家找工作吗？工作后还能有足够的精力照顾他们吗？我妈的病会好吗？如果不工作，有足够的钱给她治病吗？我爸以后又怎么办呢？……
9月，远在广州的表姐突然发来微信，说姑姑过世了。姑夫是前一个月过世的，也很突然。他们曾经都很疼我，可我还没来得及难过，就开始忧虑。去年我爸一直念叨着要去广州看他们。我说好，过完年就去。他记性不好，总是翻来覆去地说，打一次电话就跟我提一回。于是我每次都要答应一遍：好的。
结果今年一开年，疫情了。我就说，那等夏天过去吧，九十月份再去。却没想到，他们会等不到。得知他们过世的消息后，我爸更想出门了，不仅想去广州，还想回老家，去成都，去西安，去河南……全都走一趟。
我知道他这样着急，不是为了去见他姐最后一面。他的兄弟姐妹本就散落在五湖四海，他是怕自己没机会再走那么多地方，再见那些尚在世的人几面了。我不放心他一个人出行，他的年纪也不被允许单独坐飞机了。可我又不能陪他，我妈需要照顾，我不可能出门。
但我也不敢再说“等”这个字了。事分轻重缓急没错，可我有时候也不知道，很多事到底急不急。再等半年，一切就会更好吗，还是更坏呢？何况我都不能保证半年，如果更久呢，我有底气说等得起么？
那种一直都有的、说不上来的感觉，突然就分外强烈了起来。我曾经以为来得及的一切，今年都在用血淋淋的现实告诉我，你来不及的。这让我感觉心脏一阵阵抽搐，好像胸腔突然变小了，挤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特别难受的时候，我半夜爬起来在手机上写：电影和故事都告诉我们，不要做时间的敌人，要做时间的朋友。可时间从来不曾放过我啊。如果一件拖着一件，最后所有事情都来不及，我要怎么办？
怎么办呢？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答案。
我没有设想过，如果我爸妈和同龄人的爸妈一样年轻，我的人生是不是会更轻松、更自由。因为假设没用，事实如此，我只能接受。
同龄人和我一样，基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年迈、生病的问题，十几二十年后，大家都会面临。只是那时他们的经济条件也许更好一点，或者成家有伴可以互相扶持分担。但谁知道呢，人到中年，烦恼未必更少。
四
现在，我妈住院我陪床，出院在家，我就负责做饭和家务，盯着她按时吃药。偶有空闲就接点活儿赚点稿费，总不能坐吃山空。到了做完化疗的第三周，她身体舒服一点后，我就打扫屋子洗好衣服，做好炖汤和半成品菜搭配，分几份放冰箱冷藏、冷冻，交代完毕后飞上海挂专家号。回来再陪我妈做下一轮化疗。
如此往复三次，我妈也马上要做第四期化疗了。能不能控制住病情，六期之后见分晓。
我在医院的陪床装备，以前徒步旅行用过的睡袋和充气枕，都派上了用场。
前几天我在房间里，听我妈好像大喘气，就跑去她房间，发现她在窗台上站着！说是想把窗户的缝儿塞严实……那窗台一米多高，旁边架了个椅子，显然她爬上去的时候很吃力。
我急了：“这点小事儿您老喊我一声不行吗？”我妈说，哎呀，看你在打电脑，不想打扰你工作。我简直要吐血：“您这要是稍微一个不注意，那就不是打扰我工作的问题了。”
上一次我去上海，她闲不住在家搞卫生，也不跟我说。后来住院时医生拿着CT报告说，肋骨骨裂，我妈才恍然大悟似的：“怪不得这几天侧着睡觉感觉疼呢。”差点没给我气死。我妈还老大不乐意，说一辈子自己做事习惯了，没那么娇气。
我有时候也想，是不是我太年轻了，导致他们退休比同龄人晚，心态、考虑的事也和同龄人不一样。我爸七十多岁还在骑自行车，年近八十时还非要给寒假回家的我扛行李；我妈的少女心比我夸张，爱美爱打扮，哪怕化疗头发掉光了，买的帽子和假发也必须好看。
我对“老”的概念也一直很双标，说起七八十岁的人，都很自然地叫“爷爷奶奶”，脑海里是那种颤颤巍巍的形象；但一想我爸妈，好像从来联系不起来。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老了；等我长大了，他们也只是更老了而已。这其中的差别，与那种“突然发现父母已经满头白发”的感慨完全不同。那是一种非常缓慢的、既被熟视无睹又被时刻提醒的领悟。
前几日，聊起我在国外的男朋友，我妈还突然问我，想不想跟男朋友一起到国外生活。原话是：“我和你爸还能陪你几年？别管我们了，你自己想干什么就去做吧。”当时气氛挺好，倒也不沉重，我就是觉得心酸又好笑。一个重病，一个快九十了，我直接把这俩扔下，自己逍遥去？闹呢。
其实他俩很早就在考虑养老的事，我上大学时还跟我说过：“以后我们不要你照顾，能在家自理就自理，自理不了我们就去住养老院。”但我还是希望在能力范围内尽量自己照顾。实在照顾不了，也要让他们住条件好一点的养老院。所以我要努力多赚点钱。
至于短时间的大笔开销，我原话还给我妈：没关系呀，大不了我们可以把房子卖掉。就算去上海治疗，租个十年八年的房，也够用了。反正房子是你的，不用非给我留着，我不要。
客栈现在还没转出去，咨询的人不少，有诚意接手的不多。转让费用已经很低，我自己投的钱都没打算收回来，只希望能给合伙人还本。但可能大家还在观望，对疫情的担忧尚未完全消除。眼见着年底了，如果1月份还没转出去，我打算春节旺季雇个管家照看，总不能一直空置。而这又是一件耗费心力的事情。
我妈总跟着瞎担心。有一次我说漏嘴了，说客栈关门一个月亏损多少之类的，她就忧心忡忡，认为她耽误了我的事业。当然这可能是客观事实，但作为儿女，这不是应该的吗？
有时候我也想，我妈癌症复发的时间点，真不知道是好是坏。虽然完全阻断了我坚持开客栈的可能性，甚至很有可能影响到我未来几年的职业选择，但它确实逼迫我看清了一件事：没有什么比亲情更重要。
其实我不后悔跑去乡下开客栈。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但这不是拒绝明天的理由。至少我尝试过、努力过，还是很开心的。不过短期内我不会再创业了，创业需要全身心投入，风险也比较大。眼下，能尽快把客栈转出去，集中精力照顾父母，让我妈好好治疗，我就心满意足了。
未来做什么还在考虑，我虽然是个跳脱的性子，不喜欢朝九晚五的生活，但在可忍受的范围内做一些妥协，也说不上委屈。人总要放弃一些东西，才能成全另一些东西。
明年春节后，等我妈做完六期化疗，我打算带她去上海全面检查一下。如果身体状况允许，就带他俩一起出门逛逛，也圆了我爸一个心愿。如果情况不乐观，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吧。人要是总往难处想，那困难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专注于当下或许更容易，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一步一步，也就这么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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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跌到社会底层
盛海琳要去合肥市公安局取一套西藏民族服装。
两天后，她退休返聘的医药公司将去沈阳，开完系列医学讲座后，要在刘老根大舞台举办一场文艺汇演，59岁的盛海琳表演独舞《天路》。早些天，她的舞蹈服装被当警察的战友借去了，电话里说好今天去拿。
这天是2009年正月初六。早晨的街头天寒地冻，空气干冷，新春的爆竹燃烧了几天几夜，二氧化硫的气味挥之不尽，盛海琳站在路口等车，出租车迟迟不来。因为昨晚没有睡好，她感到一阵眩晕恶心。
她回想着昨夜那个古怪的梦。女儿婷婷穿一双廉价的塑胶球鞋，一条旧牛仔裤，上身套一件松垮的毛衣，步子细慢地走到盛海琳床前，凝望着她。婷婷眼睛大，眼珠黑，皮肤白得透出淡青的血管。她漂亮，爱美，穿着上从不这么马虎，况且，这次出门是新婚四个月的婷婷第一次回池州的公婆家过年。临行前，盛海琳特意给她买了昂贵的带水钻的黑皮靴，灯芯绒米色裤子和韩国进口的皮草大衣，多么光彩照人，怎么这副模样回来了？
女儿婷婷。来源：视频截图
盛海琳心下一惊，问道，你怎么啦？他们家条件差是不是？婷婷不说话。盛海琳又问，他们对你不好？婷婷面露委屈，“嗯”了一声。盛海琳生气了，唠叨她，当初给你介绍那么多，方方面面征求你的意见，你偏要选这家……婷婷个性柔顺，也不吭声，走到她跟前，挨着躺下了。盛海琳一惊醒，枕边没人，嘴边留着口水，刚才分明在说话。
失独
盛海琳心脏咚咚跳个不停，直到走进公安局，她心里依然七上八下，接话游神，战友问她哪里不对，这时，丈夫老吴的电话打进来，说，海琳你赶快回来，婷婷出车祸了。
盛海琳一愣，脑子呼应梦里的情景，大声喊，我女儿是不是死了！丈夫不敢提死，语无伦次地说，你给婷婷打电话，你找她，你给婷婷打电话找她。他不知道婷婷的手机揣在盛海琳的兜里，为了演《天路》，心思细致的婷婷临走前拍下完整的舞蹈视频，说是方便妈妈复习。于是，盛海琳把电话打到亲家公那里，一接通，传来哭声一片。盛海琳很激动，问道，亲家，大清早的，孩子们出什么车祸？
亲家公一时失语。
盛海琳从军医做到院长，救死扶伤千千万，瞬间在脑子里做了判断，这场车祸一定造成了颅脑外伤，因为如果只是损伤骨头和内脏，县级医院也能尽快手术处理。她急得嚷嚷说，我马上找我大学同学，从合肥带一个颅脑外科医生和麻醉师过来。
亲家公呜咽道，你什么都别带，我儿子死了，我儿子死了。
那我女儿呢？
你女儿在医院。
人还在吗？
在抢救。
女婿小江像盛海琳一样，也是部队出身，干部家庭长大，之前在北京郊区工作，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安徽省图书馆工作的婷婷，两人确定关系后，婷婷父母费大力气，把小江调到婷婷父亲工作的高校。
接到坏消息后，校领导赶紧派车和驾驶员，加上学院领导、盛海琳夫妇、省图书馆的领导、几个亲近的朋友等，一行人匆匆从合肥赶往池州。
小区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盛海琳拨开人群走进楼道，噪乱中，有遥远却清晰的声音传进她的耳朵，哎呀，江家这个新媳妇跟她妈长得可真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盛海琳直觉到，女儿没了。
车祸是谎言，事实是煤气中毒，是盛海琳最不能接受的“死于愚昧无知”。两室一厅的老房子，主卧朝南，次卧朝北，考虑到年轻夫妇只回来待两晚，老人在十平米的次卧给他们搭了张小床，窗户常年紧闭，插销因生锈而卡住了。厨房卫浴在两个卧室中间，烧饭洗澡，煤气全部灌进次卧，所以婷婷洗完澡进去后，不一会儿就窒息了。
盛海琳后来想，那么高浓度的一氧化碳，如果有人点一根烟，屋子恐怕会爆炸。
盛海琳进门时，一眼看到：女婿躺在挤满了人的卧室，身上盖着一床被面，两眼惊恐万状地望向天花板。他的手紧紧抓着窗帘的拉绳，帘子被拉上去一半，等明白煤气正在夺去他的性命时，他已经无力推开窗户自救。盛海琳匆忙去医院找女儿，女儿一个人躺在抢救室，身上穿着盛海琳梦中出现的毛衣和牛仔裤，因为接受心脏复苏的电击治疗，胸前的衣服和皮肤都破开了。
盛海琳想象停止呼吸的女儿在手术台上被电击起搏器打得直跳，心痛至极。她心中升腾起仇恨，和亲家大吵一架。亲家公一夜白了头，哀叹道，我也只有这一个儿子啊，我的儿子也死了啊。
当初因为两家都是独生子女，结婚后回哪家过年，是一个需要抬上桌面讨论的大问题。亲家公的意思，回池州过年。女婿小江来找盛海琳，一声一声地叫妈，请求岳母理解。盛海琳喜欢这个英俊上进的女婿，松了口，你去找婷婷商量吧。
婷婷工作平时轻松，做一休一，但是春节正忙，只好找人代两天班，初四走，初六回。出事就在初五晚上，再回来，她是被人捧着回来的。
再孕
盛海琳不能接受她的独生女没有了。
她哭完，泪眼婆娑地张望比对其他人，不明白人类生活的运转究竟有何道理。她心里非常不甘。她做孩子时，每家每户都有好多个孩子，像她姊妹四个长到大，没让父母操多少心，怎么轮到她做父母，她千辛万苦把唯一一个孩子的学业、工作、找对象、买房结婚，都操持好了，孩子却没了。
盛海琳在看女儿婷婷的照片。来源：视频截图
她一遍遍反思自己：响应国家号召，晚婚晚育，27岁结婚，30岁生子；无论是在部队，还是转业后，工作尽心尽责，也有文化和道德层面的追求。为什么该她倒霉？
盛海琳原本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她计划从繁忙的医院管理岗位退休后，就报一个老年大学，和同龄人一起跳舞、唱歌、画画，开心几年，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可是，孩子不在了，她做什么都失去了兴趣。
她把墓地买在女儿旁边。求死之前，她去见了寺庙的法师。法师说，死不是一张门，你不能通过死见到你的女儿。法师还建议她，你不要老是跑去墓地跟你女儿说话，扰得她不得安宁，妨碍她投胎转世。
那么，死也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如果接着活下去，这长远的几十年，怎么熬？
她求助于亲友们，哀求人家，让你们的孩子再多生一个好不好？过继给我。丈夫老吴说，你真是异想天开，一个孩子谁养不起，怎么可能给你？然后，她找医生朋友们，帮忙留意有没有遭遗弃的孩子。
有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南宁破获了一个重大儿童拐卖案，六十多个孩子放在孤儿院里，等着父母去认领。她打电话过去，说明自己的情况，对方说，不可能的，拐了的孩子要通过亲子鉴定找父母。她哀求道，能不能先放我这养着，等孩子父母找来了我再还给人家？
老吴在边上听得难受，盛海琳，你这是犯法啊。
她又打电话到汶川福利院，大地震过去半年了，不知还有没有父母双亡的孩子？对方说，都领走了。她给北京、上海、合肥和唐山的福利院打电话，正常的孩子都被领走了，那些唇裂、脑积水、脊髓膨大的残疾孩子，她跑过去看了，老吴理性地阻止她，不能要，你这不是给自己添负担吗？
女儿走后，盛海琳觉得丈夫老是跟她抬杠，凡事反着来，比如，她见不得女儿的遗物，人要崩溃的。可老吴偏要天天跑去女儿的婚房，对女儿的婚床、被面、衣服翻来找去，捏回女儿的头发给盛海琳看，口中喃喃有词，你看啊，你看啊，这是我女儿的头发。
一直以来，丈夫在她这里，像那种不听话的青春期儿子，比如说了喝酒伤肝，吸烟伤肺，他不听，她个性也强，要跟他发脾气，安静下来要叹气：找个情投意合的人多难啊。
种种向外求子的路都没有走通，盛海琳决定做试管婴儿。丈夫虽不同意，但终究拧不过她。
盛海琳认为自己有别人不一定有的优势，她是学医的，老师是妇产科教授，她懂得很多。
她知道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是谁做的，知道医学上多年来在对试管婴儿做追踪调查，事实证明这些孩子和正常孕育的孩子没有区别。但是她也知道，国家公立医院明确规定，不接收年龄超过45岁的女性做试管婴儿。盛海琳是一个自信乐观的人，先想到自己的优势，而对于年过六十的劣势，她想到的是，中国还没有以六十高龄做试管婴儿的个例，那她这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相当于给科学做实验，如果失败了，医学界会赞赏她勇于献身的行为。
出乎意料的是，遇到失败之前，盛海琳首先遇到了拒绝。她去北京，托朋友，挂生殖科知名专家的号，对方一看身份证，年龄太大，危险系数太高，纷纷拒绝。绕一大圈，最后，她找回合肥，女儿婷婷出生的那家医院，动之以情，她说，我也是医生，我懂里面的交关，我们好好合作，相互尊重，好不好？如果在使用大量的技术和药物的过程中，我出现了什么问题，有可能影响到你们，那我们就终止，我绝不会害了你们。
医院领导看着婷婷长大的，盛海琳的不幸与勇气都引起他们的震动，情感上，他们无法拒绝，可理性上顾虑重重。
盛海琳再三请求道，我们就试一次，不成就算了；我去过地震灾区和那么多福利院，又来到了这里，如果不成，至少所有的地方我都努力过了，不留遗憾了。
2010年5月25日，盛海琳以六十岁高龄，剖腹产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取名智智和慧慧。
盛海琳和智智慧慧。资料图
“能生难养”
智智和慧慧是七个月早产儿，体重分别是三斤和两斤，所以一出生就放进新生儿科监护，长到四斤才能出院。住到第22天，医院来催款，盛海琳拿着医保卡去缴费，工作人员告诉她，这医保卡是给您做老年人退休看病的，不是给您生孩子用的，生孩子用生育保险，但您年龄已经过了。
盛海琳去找社区，问能不能领失独补贴，——“不能，因为您现在又有小孩了”。她又问，那我能不能领独生子女证？工作人员也没有处理过类似的先例，她的情况在法律政策方面还是空白。他们只好告诉她，不好意思，领不了，您生的是双胞胎。
盛海琳恍然觉得时代变了，她喜欢半真半假地跟人说，自从生下这俩孩，她一下子跌到社会底层了。
她第一次当母亲是三十年前，如今第二次当母亲，面临的情形已大不相同。作为两代高干家庭，无论是她养婷婷，还是她的父母养孩子，衣食、教育、医疗都是国家管，可是现在，大环境改革，加上她的特殊性，养儿一切自费。在新生儿科，智智住了37天，慧慧住了47天，每天花费6000元，盛海琳深深地感受到经济问题将是家庭面临的大问题，她压力陡增，绷紧神经在脑子里设想重启人生的新方案。
第一步，她要出去挣钱。如果返聘回医院，每天上半天班，领月薪三千，解决不了问题。孩子满三个月后，她走出合肥，全国各地飞，开医学讲座，每场收入四五千元。她讲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预防，细胞和基因如何发生病变，都是深奥冰冷的医学知识，但是她思维敏捷，口才出色，把讲座变成激情生动的演讲风格，所以她的讲座很受欢迎。她提着行李箱从一个机场奔往另一个机场，比空姐还飞得频繁，常常三天两趟地赶飞机，一年有接近三百天在外面奔忙。
有一年，北京一家电视台来采访盛海琳，带来了几位幼儿教育专家，专家给盛海琳画了一张扇形图，黄色代表她在外面的时间，绿色代表居家时间，黑色是休息时间，专家教育她，你看你70%的时间都不陪孩子，这怎么行？母亲是亲子关系中第一重要的。
盛海琳反问专家，我知道陪伴重要，但我没有钱怎么去养活她们？怎么请保姆？
专家说，你自己带嘛。
盛海琳忍着没生气，我带不动，之前做试管，我吃药、开刀、全麻，现在腿还浮肿乏力。我只能请人，把带孩子的任务交给懂得带孩子的人，就像以后孩子读书了，我自己教育不了，我只能去请懂得教育的人。这一切都需要钱。我也是养尊处优长大的，可如今我的处境变了，我应该迅速转变观念。我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了。
盛海琳自觉见过的人千千万，也曾对外界的帮助心存依赖，不过说到底，困难还是要靠自己克服。如此奔忙了五年多，她感到异常疲惫，有时看着媒体上登出来的照片，她感慨自己老得太快了，短短几年，面目像是换了一个人。
2016年春节前，按计划，盛海琳要到无锡、苏州和杭州去讲课，家里的保姆回去过年了，盛海琳先是喊上一个战友作伴，再和丈夫老吴商量，带上智智慧慧，全家顺便一起去旅旅游。无锡场讲完后，苏州来人接他们，老吴躺在酒店床上，说，我起不来了。盛海琳狐疑道，怎么起不来呢？一拽他，人就倒地上了。中风了。
老吴之前得过心肌梗死和脑梗，都有盛海琳在身边应对，化险为夷。她很镇静地打“120”，花四千元请救护车，请两位陪护，把中风的老吴从无锡拉到合肥的社保定点医院，叮嘱他们走绿色通道进急诊室。她自己没有跟去，旁人觉得她心硬，她说，我是个很负责的人，别人早在一个月前安排我讲课，我不能食言。
老吴中风后，偏瘫在床，有时，他卧在床头，看着盛海琳手忙脚乱，笑笑说，这下知道没我不行吧？
盛海琳很来气，取笑丈夫道，你以前起的是螺丝钉的作用，现在你连螺丝钉的作用也丧失了。
而盛海琳自己，用她的话说，是发动机，这个家没她不行。
“失独家庭”
作为一个失独再孕的高龄母亲，盛海琳被许多同样遭遇失独的家庭特别关注着，他们在她的身上看到了启示与可能，把电话打到她家，恳请上门拜访。十年来，一百多个因疾病、车祸、自杀等导致失独的夫妇联系过盛海琳，其中还有一对夫妇是从日本福岛跑来的。
2020年五月的一天，一对从外地赶来的夫妇按响了盛海琳家的门铃，一进门，妻子喊一声“盛老师”，接着掩面而泣，一如其他失独的夫妇，与盛海琳初次见面，没有出于社交礼貌的笑，都是相互理解的哭。
这对夫妇，丈夫是中学校长，妻子是老师，工作体面，生活优渥。他们有一个做律师的独生子，刚新婚半年，和媳妇住在离父母不远的另一个小区。他们见儿子最后一面是在元旦那天，儿子说，请爸妈过来吃个团圆饭。他们没察觉出儿子有什么异常。两天后，儿子在家开煤气自杀。事后，夫妇俩除了悲痛，更多是被儿子留下的谜团所折磨：这么好的生活，你为什么要自杀？
他们在电视上看过盛海琳的故事，当时觉得她冒险再孕，多此一举，没想到当不幸降临到自己头上，才体会了那种思念孩子活不下去的心情。这位妻子说，盛老师，你60岁了还要生，我今年56岁，你帮帮我，我也想再要一个孩子。
盛海琳说，既然决定了，那你首先要对自己有信心；照我的经验，先看中医，吃中药调理，身体指标合格了，再看西医。
夫妇俩还有一个考虑，年龄大了，如果生出来的孩子畸形怎么办？
盛海琳表示理解，双胞胎女儿出院那天，她拿到病历一看，吓坏了。大的诊断先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房间隔缺损，三岁之内如果不能自然发育完全，就要动手术。小的体质弱，很容易发烧感冒，养育过程中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
这个妻子很坚定，回去就开始准备，中药又苦又多，吃得人呕吐，打电话来哭诉，盛海琳就说，这就是需要克服的困难呀，你的困难才刚刚开始呢。
困难重重，往往在想不到的地方出现。盛海琳发现，因为这些夫妇年龄太大，加上因失独受了重击，身体垮了，丈夫死精弱精的情况很多。或是好不容易把胚胎移植体内，因为不懂医学，忽视医嘱，活动量稍大，胚胎掉落。说到底，能成功诞下孩子的，少之又少。也有一些失独家庭想要小孩，见了盛海琳，听说个中艰辛，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
除了生的艰辛，还有养的艰辛。盛海琳说起来，她的家庭状况算好，双胞胎女儿也说得上“幸福”，但是并不是所有失独再育的家庭都拥有她这样的条件。
其中有一位叫张静（化名）的失独母亲，比盛海琳小四岁，有一对龙凤胎，跟智智慧慧同龄。张静54岁那年，独生女因车祸去世，她一夜白头。之后，她做试管婴儿，植入三个胚胎，一个流产了。考虑到家里经济状况，老伴主张再流掉一个，留一个女儿就够了。张静不同意，争吵了三个月，不能流产了。56岁的张静生下一对龙凤胎。
四年后，张静的老伴脑梗瘫痪后，住到和前妻生的儿子家，张静一人带着两个孩子，依旧住在月租六百的城中村。她既要照顾孩子，又要挣钱谋生，每天六点多起，半夜三点多睡。每个月除了一千八的退休金，她还给七家公司做账，每家付给她二至三百元，这些公司都是两三个人的规模，相互离得很远，公交车坐到最后一站，还要步行很远。她去取账，回到家再工作五六个小时，事情做好后再去公司取报酬。
这样的体力消耗，本不该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应该承受的。但是考虑到孩子们以后读书，她想攒点钱。同时，吃穿用度也计算得一清二楚，比如她从不去小区楼下的菜市场，而是搭车赶一个偏远的农村集市，因为那里的河鱼要便宜两块五一斤。一条三斤的鱼买回来，鱼头、鱼尾和鱼身分段冷冻，三个人要吃一个月。
盛海琳说起来，深感酸楚。她们曾受央视的邀请，带上孩子一起去参加节目。盛海琳平时注意打扮，每天精致地画眼线，涂指甲油，喜欢变换色彩形状迥异的耳坠和项链。她希望自己像年轻妈妈一样漂亮，也绝不让女儿穿戴马虎，像精力不济的奶奶或外婆打理的小孩。而张静对自己和孩子们的外表似乎没那么敏感，她有点顾不上。
在那档节目中，张静被问起，对孩子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她说，老伴一瘫痪，我就立即做出决定了，我只能养他们到十四岁，然后读技校，勤工俭学，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大学和高中是不敢想了。
也有记者写盛海琳对再育感到很后悔，盛海琳不满地说，这叫“标题党”，我原话是“三思而行”。
女儿
像很多老年人一样，盛海琳遭遇过e租宝爆雷事件，损失三万元。
她也吃过熟人的亏。得知婷婷的婚房卖了两百万，一位熟人跟盛海琳说，这么多钱放在手上既不安全，也有点亏，她知道一个投资项目，是家叫“映山红”旅游公司，将在安徽革命老区建度假村，修疗养院、商场和游乐场，还要修路，摊子铺得大，公司缺资金，你投钱进去之后，本金按利息逐年返还，收入胜过领退休金。
盛海琳去了解，果然有这么一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和高管都有名有姓，来头很大，网上还能找到不少颂扬它的报道。盛海琳投进170万。两个月后，映山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上了晚报头条。
盛海琳像其他投资人一样，去公安局报案，提交合同和缴款凭证，流程走了很久，钱却迟迟没回来。直至2020年11月，她收到消息说，投资人的钱将按20%的比例返款。
最终，她把多年讲课积攒的存款全部买了保险，作为孩子未来的教育基金和自己的养老基金。她也期盼着那家旅游公司的投资能如数回来，这样的话，家庭在经济层面就能得到保障。
2016年，盛海琳的丈夫中风偏瘫后，家里最多时请三个保姆，一个照顾病人，一个照顾孩子，一个烧饭做家务。这些年，盛海琳请过六十多个保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的保姆经，可以念一本书了。
盛海琳出生于1950年，小时候也是保姆带的。她的父亲是“三八式”干部，在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文化程度也较高。1950-1955年，国家对军队干部实施供给制，免费供给生活必需品，包括衣、食、住、行、学习、零用津贴、子女的生活费和保育费等。盛海琳是老大，底下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姐弟四个，请了四个保姆，保姆也能领鸡蛋和鸡肉，待遇和营养很好，干活也卖力。1955年，国家取消供给制，全部实施工资制度。有的干部家里有十个孩子，夫妻两个工资不够花了，辞退保姆后，孩子的衣食也需要精打细算。盛海琳家境不错，留下一个保姆，一直用到孩子们成年。盛海琳回想以前那个保姆，一辈子待在一个家里，已然成为了一个亲人。
1980年，盛海琳生下婷婷，丈夫还没从南京调回合肥，作为职业女性，工作又很忙，她生怕对孩子照顾不周。彼时，保姆开始成为一个行业，叫“家庭服务员”。她辞退了两个不太合适的老保姆，以高出市场价的十元月薪，找了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帮忙把婷婷上幼儿园。
过了二十八年，生下双胞胎女儿后，她再和保姆打过交道，才知道保姆已经改名叫“阿姨”，由家政服务公司介绍上门。让她心惊的是，保姆的月薪不比一般医生少，一般家庭请不起。她住的这幢军产房，192户邻居，都是老人带小孩，老伴照顾老伴，只有她请了保姆。
她认为这些保姆不仅不像当年的那么质朴，而且令她很不放心。去年，慧慧由咳嗽发烧拖成重症肺炎，情况危急，盛海琳从香港赶回家，带着孩子找医院，陪护十多天，依然高烧不退。她生怕孩子没了，精神高度紧张，一度崩溃。撑到慧慧好转，她身心一松，病倒住院。
这时，她想到自己毕竟是69岁的老人了，不能满世界跑了，讲座在合肥讲讲就好了。古稀之年，是时候回归家庭，锻炼好身体，多陪伴孩子。
事实上，回归家庭后，一地鸡毛，她的心理负担也没有轻多少。她辞退了一个保姆，剩下的这个王阿姨，是相对满意的。但是对保姆，她始终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态。家有中风的丈夫和年幼的孩子，她不得不依赖保姆，但是也感到养保姆给她造成了不小的一笔开支。
不开心归不开心，该做饭的做饭，该送小孩的送小孩。盛海琳在教育上是不惜钱的，双胞胎女儿三岁开始请家教，学新概念英语，一堂课四百。兴趣班也要上，艺术丰富人生。她送智智学绘画，慧慧学舞蹈，跟她们强调人格完整，自立自强。孩子三岁时，在家打电话喊她回家，孩子在那头哭，她在机场哭，别哭，别哭，妈妈要挣钱养宝宝呀——这话讲多了，姐姐也会学来安抚妹妹，别哭，别哭，妈妈要挣钱养宝宝呀——
盛海琳陪双胞胎女儿上舞蹈班。来源：视频截图
如今，两个女儿满十岁，即将进入青春期。智智说，以后想早点结婚，二十岁就结了，这样爸爸妈妈能早点看到。盛海琳听了心酸又满足。
她觉得，姐妹俩如她所希望的，机灵，情商高，会察言观色。她们的性格更像内敛沉静的父亲，和人相处起来懂退避，摩擦少，几十个保姆，几十种人，她们大体都能相处。有一次，智智洗了澡，忘了洗内裤，第二天跟王阿姨道歉，阿姨，你别介意哦，别介意。王阿姨顿时有种受尊敬的感觉，直说，我来洗，我来洗，我不介意。她转身把这话说给盛海琳，直夸两个孩子说话讨人喜欢。姐妹俩是盛海琳与王阿姨关系的润滑剂。
这几年，盛海琳很少再梦见女儿婷婷，然而，她看着这对双胞胎，智智长得像婷婷，慧慧长得像女婿，越看越像。她相信人是有灵魂的，她相信女儿女婿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回到了她的生命中。
盛海琳陪女儿上舞蹈班。来源：视频截图
盛海琳与同学聚会。澎湃新闻记者 吴佳颖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