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的夏天》里最新的一期，盘尼西林唱完改编的朴树的《New Boy》，张亚东哭了。
他摘下眼镜，跟大家说对不起，拭着泪。
然后他发微博，承认自己对这种感动，「毫无办法」。
在那一刻，他不再是金牌音乐制作人，也不再是中国流行音乐教父，而是一个乐迷，一个对音乐永远保持热情的New Boy。
因为这段眼泪，《乐队的夏天》也得以完成了把中国的摇滚乐文化，或者再宽泛一些，青年乐队文化推向大众的目标，即便这里面的许多人，已经不再年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是一组相对对立的词，非要概括，或许可以用大众VS小众这样粗暴的概念。
在这几十年的发展中，两者的逐渐融合让这种界限开始模糊不清，而张亚东便是中国音乐圈中，让这两股风格融合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有一个说法是，在张亚东之前，北京音乐圈中关于摇滚和流行的界限是非常清晰的，但在他开始帮不同风格的音乐人制作之后，两者开始渐渐互通。
比如他很喜欢地下婴儿乐队，而王菲的《闷》就是直接受这支乐队风格的启发；再像是至今仍然被看做先锋姿态的《浮躁》中的那部分Lo-Fi风格，也是当时的流行音乐圈中非常少有人尝试的操作。
地下婴儿乐队
《乐队的夏天》中的这31支乐队，有的在乐迷圈里听起来是爆炸性的量级如新裤子、痛仰；有的则相对年轻，如VOGUE5、BongBong。但对于非乐迷群体而言，这些名字无疑是陌生的。
节目其实并没有要传播摇滚文化，或说摇滚文化在如今，至少在这档节目的乐队构成中本身已经是一个不被特意强调的概念；它也并没有想要让大家真的了解、熟悉这些乐队，因为节目的主要形式，是让这些乐队翻唱大家耳熟能详的金曲，而非对这些乐队的代表作进行再展示；但它毫无疑问完成了从小众跨越到大众的突围，作为一档娱乐节目，这足以被称之为成功。
朴树和张亚东
而在这背后，它让人想到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乐队文化/摇滚乐文化究竟如何影响了青年一代的生活？
这和乐队文化/摇滚乐文化是什么，是同一个问题。
摇滚乐文化对于国人而言是种舶来品，这还要得益于国门大开之后，作为工业垃圾来到国内，出现在北京和沿海城市天桥和地下通道的那些打口带。
它们是时代的衍生品。
就像张亚东说的那样，「每个人都不能单独拎出来，独立于那个时代，那时代周围的人。」
中国乐队文化也是如此。
崔健
中国摇滚乐从崔健的《一无所有》开始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但事实上摇滚文化的萌发比这更早，一种说法是从七合板乐队和不倒翁乐队开始，第一代摇滚人几乎都与这两只乐队有关。
而在崔健自己看来，时间线可能还要早一些，「对我们影响很深的一个乐队叫北京地下，也叫大陆乐队。他们在做摇滚乐的时候我们七合板还没有开始组建呢。」
七合板乐队
从崔健、唐朝、黑豹，到魔岩三杰、北京新声，中国乐队文化风格背后站着的，都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历史。之所以不想用摇滚来作为限定词，是因为这种现象同样广泛存在于流行音乐领域。
就像前不久刷屏的罗大佑演唱会承载了一代人的时代记忆一般，在他进入大众视野的年代，恰好是台湾向解冻期转型的年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罗大佑的文化意义和崔健几乎等同。
他们所代表的精神与表达，早就已经超过了音乐本身，是青年一代在当下的困苦，对未来的期冀，也是时代的呐喊。
张亚东说起过一段很久远的经历，在早年间走穴演出的时候，乐队的一把吉他丢了，在他们报警之后，剧场的看守者就上了吊。
张亚东这么解释他的感受——
我有点理解那种压力，特别是在那个时期，我突然觉得人们还没有摆脱一种沉重的东西。我后来也意识到，那个时候的流行音乐，不只是一种音乐，它更像是一种精神寄托，我能体会到观众需要那种声音。
音乐更像是一种精神寄托；而制造这些音乐的人，便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精神领袖。
张亚东和朴树
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精神的偶像，它所对应的是利奥·洛文塔尔在《大众偶像的胜利》中所定义的第三阶段，第一阶段的「生产的偶像」多为一战之前政治、商业、科技等严肃领域中的名人；第二阶段则是战后在电影界等娱乐领域中的「消费的偶像」；第三阶段则在五六十年代前后，与二战结束后的时代变革声息相通。
哲学思潮、电影运动、嬉皮士一代，鲍勃·迪伦、披头士、大卫·鲍伊，它们不再仅仅是一些名字，而是成为了一类指向某种共同意识的名词，乐队文化、摇滚乐文化、嬉皮士文化都可以是它们的代名词。
大卫·鲍伊
但这些名字最根本的意义在于，通过音乐，聚集起一点什么，再反对另一些什么。
身为乐迷的我们，在追随这些音乐和音乐人的时候，也因为这种聚集和反对，确认了一部分自我。
《乐队的夏天》一个特别的设定是，张亚东等人，并不是作为导师或者评委的身份坐在台下的，而是以超级乐迷的身份坐在台下，以乐迷的身份去感受和聆听。
当然，在点评的过程中，他会运用专业技能，即从纯理性的音乐技术层面去为观众解读音乐、科普中国摇滚乐发展史；但更深一个层面，他是从完全感性的层面，即艺术的创造力层面、它作为一件公众产品，和私人体验的切入之处去感知音乐的。
张亚东看到小乐坐在那里唱歌，就想起来了帮朴树做《我去2000年》那张专辑的日子，朴树把自己租的房子的地下室改成排练室，两个人一边看世界杯一边做唱片，很艰难，很多时刻都感觉要做不下去了，但是，那就是个做音乐的最好状态。
那是张亚东的理想年代。
我们之所以会被摇滚乐打动，并不在于它的那些被人反复咀嚼的标签，比如反叛、自由、抗争、愤世嫉俗、怀疑，等等等等。
而是因为，摇滚乐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想象自己理想年代的问题。
这不由得让人想到鲁迅在《导师》中写过的一段话——「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
正如导师永远寻不到，这个世界怎么会有理想年代呢？
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也正是它与现实之间的不同让我们落泪，而摇滚乐，则在那片刻之间，让我们看清楚了它的样子。
有趣的对应是，盘尼西林翻唱的《New
Boy》之所以那么让人感动，一部分原因是它的歌词，勾起了许多人对千禧年之际充满时代元素的回忆。
歌里面唱：
快来吧奔腾电脑
就让它们代替我来思考
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
轻松一下WINDOWS98
而罗大佑也在《未来的主人翁》中唱到
曾经一度人们告诉你说
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
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
电脑儿童
《未来的主人翁》是1983年，《New
Boy》1999年，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有了遥远的呼应。打动我们的真的是那种时代感吗？真的是是回首再看，歌词中预言实现的电脑时代吗？真的是2000年以后，时代在变得更好还是更坏的问题吗？
是，也不完全是。
张亚东在哭过之后，戴上眼镜，说了一段仿佛是解释自己眼泪的话：「那时候我们写歌，叫《我去2000年》，大家对那个2000年，充满了期待，觉得一切都会变很好，结果好吧，就是我们老了。」
从《New Boy》的发行的1999到现在，刚好二十年。张亚东的眼泪，并不仅仅为盘尼西林改编的真挚而流，更多是为这二十年而流。
二十年等于两代人，人生寿命的约四分之一，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足够少年老成，足够游子归家；足够乐队巡演全世界好几圈，足够一拨人聚了又散；足够当初稚嫩的创作者学会沟通、表达，或许还有妥协；足够那些当年狂热的音乐人们都有了家庭步入中年，然后看清楚这时代的样子。
往小了看，它是音乐从开盘带倒带时的漫长等待，到如今全数字化即时的改变；是从打口带到数字版权的线上时代；往大了说，它是老去，是岁月蹉跎，是前赴后继的New
Boy；当然，也是和歌里完全不一样的21世纪。
不止张亚东，我们都经历了这样的二十年。回头看，竟发现那已是最好的时代，我们当时真是太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