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路透社独家报道，刚刚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智囊刘鹤将在今年中国“两会”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和金融。刘鹤星期三在达沃斯向全球政商领袖表示，中国要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推出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有些甚至超过国际社会预期。有观点认为，刘鹤的表态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算在未来五年真正着手解决中国经济一些系统性的问题所释放的信号。但也有人表示，不能对刘鹤的任命和他在达沃斯论坛上的发言寄予过高期待。

刘鹤达沃斯提出改革方向

刘鹤目前的头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言时表示，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是要实施好“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和“三大攻坚战”。“一个总要求”就是中国经济要从高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一条主线”就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三大攻坚战”即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精准脱贫和防治污染。

刘鹤表示，中国还要扩大对外开放力度，包括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保护产权、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以及扩大进口。他还说，中国将利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机会推出新的改革举措。“至于这些举措是什么？中央政府正在研究，但是在这儿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向各位报告，可能我们有一些措施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他说。

邓聿文：中国经济不得不改

中国独立学者邓聿文认为，刘鹤的表态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对外界发出要进行改革的信号。他说：“我认为应该是会搞一个改革的，因为领导人、包括习近平在新年贺词里讲到，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要推一些力度比较大的改革措施。社会上也有这种呼吁。这不应该怀疑他不会出台一些改革措施。”

邓聿文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撰文称，中共十九大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会有所加快，对经济的管制也有可能会比在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有所放松。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习近平在十八大上提出了所谓“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其中第一个一百年就是要在2020年，也就是中共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进行必要的改革对实现这一目标有非常现实的需要。

何清涟：对中国改革期待值不应过高

旅居美国的独立中国经济学者何清涟认为，作为即将出任中国副总理的刘鹤来说，他在达沃斯上的表态更多地是展现一种姿态，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现状和种种结构性问题，外界不应对刘鹤本人和他所说的超出国际社会预期的改革举措抱有过高期待。

“因为这一次刘鹤是在达沃斯首秀，是向全世界表明，今后中国的金融就是由他这个很有可能出任副总理的人主管，那么他在这个上面当然要展现一个比较积极的姿态，”她说，“他说的话我也看了，当然能够给人一些遐想的空间，但是我个人觉得，大家还是要深切理解中国这些年来对改革二字内涵的定义，就像我讲的不管往哪个方向，只要动了就是改革。想到这一点也就不会有太高的期望，也就不会失望。”

刘鹤表示，“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研究项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发推文说，“我们不要（对刘鹤）期待值过高，刘鹤在过去几年曾为多个政府干预政策辩护。”

旅美独立中国经济学者何清涟认为，刘鹤在担任主管经济和金融的中国副总理后，将接过一个十分棘手的烂摊子。她说：“中国的金融问题，债务很多，影子银行系统基本接近崩溃，还有就是外资。由于中国控制外汇的流出，很多外资企业的利润不能变现，再加上川普的税收改革，导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洼地，很多资本都回到美国。这些都对中国具有极大挑战。”

刘鹤本人在达沃斯表示，中国政府未来要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他说，“我们将……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形债务等突出问题，争取在未来三年左右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

他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也没有给出判断是否达到目标的具体标准。纽约时报1月25日的报道说，“（这）表明中国政府可能在未来几年弱化有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转而加强解决棘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就包括借贷激增。”

中国或有办法解决短期问题

独立经济学者何清涟认为，由于中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性，中国政府是可以通过一些行政手段解决债务问题。“中国政府还是比较有办法，它到时候可以通过行政命令，通过债转股，让一些大国企和民企来认购。这也不是做不到的。”她说。

就在1月26日，中国国家发改委等七大部委联合发布市场化银行债转股具体方案，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开展债转股。这显示，中国政府正进一步使用这种方式来降低企业杠杆率，弱化相关风险。

中国独立学者邓聿文认为，刘鹤“中国改革开放力度将超预期”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外部环境逼迫所致。“主要是美欧的因素，包括川普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问题、（投资）对等开放法案等等。这和过去一样，中国改革其实是用开放倒逼改革。现在也某种程度上又到了开放倒闭改革的这么一个阶段了。”他说。

为改革松绑?

邓聿文也表示，中国官场在经历了十八大以来五年的高压反腐以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态形成了对改革的某种阻碍”，导致各级官员普遍的不作为，持有观望和等待心态，没有积极性，不敢主动去突进大胆的改革。”他认为，未来五年，习近平在肃清了反对势力后，现在可以会给下层提供一些空间落实改革。

但独立经济学者何清涟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改革措施，外界都不应对中共的经济改革寄予过高期待值。她表示，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归根结底是邓小平希望以资本主义救共产党。“既然过去靠资本主义救共产党这一点比较成功，它今后也不会放弃。但是，它绝对不会让资本主义超越共产党，而是要让资本主义为共产党服务。”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