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至1961年间，中国发生了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大饥荒，中国官方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对于这场历时三年的饥荒，历来在中国充满了争议，最大的争议莫过于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饥荒。

1958年“大跃进”中河北怀来人民公社社员正在吃“大锅饭”

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大饥荒，中国官方从未公布具体数字，中共高级干部通过自身经历、学者通过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书中提到，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曾说：“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

中共元老薄一波在回忆录中提到：“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

在受灾最严重的四川任职，曾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报告四川大饥荒真相的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认为，大饥荒仅四川就“死了1,000万人”。

中国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吴敬琏认为，“城镇地区广泛出现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农村地区则造成2,000万至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另一位经济学家茅于轼则认为，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

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曾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的杨继绳，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披露，有3,600万人死于这次灾荒，而同时还有4,000万儿童由于此次饥荒而胎死腹中。

由中共官方党史研究机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中国互联网上也有一位署名为田俊武的博主在其博文中称：1961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曾经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的人数进行过调查，三个人让各省填一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说是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这个统计报告后下令让他们赶紧销毁。

三人中贾启允当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1961年6月已转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作为饥荒最严重的地区，如果贾启允参与了统计，至少四川一地的死亡人数还是可信的。

作为中国对手的美国，自然也少不了收集中国大饥荒的情报。2000年美国解密了关于中国大饥荒的档案，中国学者沈志华、杨奎松据此出版了《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一书。

在该书第四编《中国经济》收录了美国中央情报局1961年4月4日作出的《中情局关于1960年中国经济局势及问题的特别评估》报告，谈及了中国人口的变化。

报告称，“中共政权现在正面临着自其巩固了在中国大陆权力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由于经济管理失误以及两年十分恶劣的自然天气。1960年的粮食产量并不比1957年产量高，而需要供养的人口却比1957年多5,000万人。虽然大规模的饥荒看起来不会立刻发生，但是在一些省份许多人口现在已经仅能维持生存，并在6月收获之前会遭遇到最困难的时期。”

“（中国）政府已经下令将食物配给平均减少了大约10%，以便将食物供应维持到1961年收获时期。”此外，还允许农民“再次拥有自留地，自由市场也在一些地区被允许”，“来自香港的食品包裹的限制”也放松了。

“根据已经达成的协议，1961年中国进口的粮食将接近300万吨，其中绝大多数将在1961年上半年运抵”，1961年底前中国很可能将再从澳大利亚、加拿大进口高达200万吨的小麦，从阿根廷进口几十万吨玉米。“这些进口与中国以往正常超过100万吨的粮食净出口模式形成强烈的对比”。如果这些粮食进口全部实现中国将需要资金超过3亿美元，而据中情局估计到196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只有2.25亿美元到3.5亿美元。

从中情局的评估看来，1960年中国人口竟比1957年增加了5,000万，也就是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人口增长了5,000万。对于1961年面临的饥荒，中情局声称是中共取得政权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但“大饥荒看起来不会立刻发生”，中共采取了进口粮食、降低配给标准等措施。

中情局得出结论，“大众的士气——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已经达到了中共掌权以来的最低点，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公开的不同意见”，但公众的不满“不会威胁当前领导人对中国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