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周恩来
会前，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讲话，为会议定了调子：“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合称“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于是，与会人员按照这个调子火力齐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会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一会又逼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
会议之始，周恩来并没有预料到火力如此猛烈，还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期待检讨完事。为了保险，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然而，会议不但没有降温，上纲反而越来越高，江青的指责不断升级，什么“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根本不由周恩来分辩。在忍无可忍可际，周恩来当场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这下惹了大祸。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从11月25日起，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全部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飚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会议主持人也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1973年8月24日在党的十大上作政治报告
扩大会议一开始，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上纲非常之高，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入”，等于文革前的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这些用语相当多的是毛当年打倒刘少奇、林彪集团时所用过的。更有甚者，毛泽东还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等等。如此火药味十足的指示足足传达了八个小时，刚参加会议的许多人都非常震惊，有不寒而栗之感。
然而，在政治高压下，人人都必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划清界限，人人要表示态度，人人要过关。于是，会场上出现了对周恩来围攻批斗的场面。什么“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一时间拳脚棍棒齐下，墙倒众人推。江青更是高声叫骂，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危言耸听地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弄得举座哗然。
这次扩大会议的形式也很特别，会议开始就成立了一个对周恩来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批判周恩来。以往政治局开会时周恩来都是提前到场，这次周只能在家等待会议通知。散会时，周就要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而帮助小组一干人又要继续开会，商量如何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的处境是极为险恶的，会议气氛已完全呈现出了要将他彻底打倒的趋势。因此，周恩来内心的沉重和苦闷是前所未有的。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我见他整日紧绷着脸，沉默少语，郁郁寡欢地思考问题。在那些日子里，他很少到户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身边人员常提醒他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活动身子，他均未予理睬。一向很注意修饰的周恩来，这期间，不理发，也不刮胡子。往日，周恩来起床后必定要正规地穿上中山装，不单要扣好每一个扣子，连领口也扣紧。即使不外出，在家里办公也如此。可是，他在这段日子里，成天穿着那种淡蓝色条子的睡袍坐在办公室里，这种不修边幅的样子是我来到西花厅后没有见过的。他不再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步履矫健，而是失去了往日周恩来特有的风范……”
这场大批判的起因到底是为什么呢？说起来并不复杂。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周恩来和叶剑英受命出面接待。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11月4日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然而，在11月3日的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按照以往的贯例，周恩来都会先向毛泽东作请示。可偏巧这次周被告知“主席正在睡觉”。因时间紧急，在思来想去后，周恩来拍板答复基辛格：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应该说，周恩来的话说得很活，并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的承诺。然而，这件事随后就经外交部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于是，一场扑天盖地的风暴呼啸而来。
毛泽东为什么对这件事看得如此严重？周恩来的错误又到底在哪里呢？一切说来话长。
林彪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质上已经破产，毛泽东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了重创，不得不退居幕后。周恩来基本主持了国家日常事务。他利用批林整风之机，在全国发起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并积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各行各业进行了政策调整，同时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然而，毛泽东可以容忍周恩来对现行政策做一些有限度的调整，也可以为收拢人心而解放一批人，但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本身的质疑和改弦更张。在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确信周恩来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革，最后将毛本人架空。于是，毛开始反击。
1972年12月，毛泽东借批王若水来信之机，发出了批极右的指示，并借助他的权威一举扭转了形势。1973年元旦，中央“两报一刊”发出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此后，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区，而反右则成了宣传的主流。
与此同时，毛又授命成立了中央宣传小组，组长是康生，组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主管中共的宣传、组织、政法大权。这等于是将九大后解散的中央文革小组又立了起来，成为了另一个“政治局”。周恩来的一大部分权力被分走，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会议召集人。毛又看中了上海的王洪文，调到北京，委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之职，当作接班人培养。毛还任命张春桥为中央常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从而限制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属于周恩来阵营的叶剑英的权力。
1972年对于周恩来是很重要的一年。他不仅在这一年进行了批极左的文革抗争，成功主持了中美接触，还在这一年查出了身患癌症。
中美接触是周恩来晚年的一件大事，周恩来为此掸精竭虑，费尽了心血。而中美的成功和解也使周恩来成为西方各国交口称赞的人物，中国外交也被说成了“周恩来外交”。然而，在此期间毛泽东对他并不满意，归根结底在于认为周恩来始终不是真心拥护文革，而是存有异心。加上毛泽东晚年对于功高震主者极为敏感，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都在这上面摔了跤，如今轮到了周恩来。
1973年6月，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限制进攻性武器等协定，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面见周恩来，向中国通报了有关情况。外交部据此起草了周恩来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报请毛泽东审阅时，毛认为周恩来在会谈时口气太软，是右倾表现，批示道：“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这是毛对周的第一次敲打。
1973年的周恩来
不久，外交部在内部刊物《新情况》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但趋势是联合起来企图主宰世界。应该说，这种分析只是一种内部参考，也不违反外交纪律。然而毛泽东得知后大为光火。他认为该文观点与他常说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不合，根本不提他的“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论断，因此是在和他唱对台戏。而外交部的后台就是周恩来，这事绝脱不了干系。毛当即召王海容、唐闻生来，严厉批评了《新情况》的这篇文章，指责为“放屁一通”。随即，又召见张春桥和王洪文谈话，再次严厉批评了周恩来主抓的外交工作：“都说此文不错（《新情况》的文章），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欺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第二次敲打，如此露骨的讽刺和挖苦，充分显示出了毛泽东的极度不满和不耐烦。
这次对于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自行其是，毛更是怒火中烧，认为周已发展到了公然不听招呼，遂决定新账老账一块算，狠狠地打掉他的威风。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开到12月5号，会议火力空前猛烈，周恩来被烧得焦头烂额。会上会下，以往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的打招呼，而这时人们都尽力回避他，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现冷淡，以示划清界限。会议后期，周恩来的膀胱癌已很严重，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会议只好暂时休会等待。江青和张春桥不但不予以谅解，反而斥责周是故意耽误时间，对抗会议批判。
按照会上的调子，周恩来已必然要被打倒，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毛泽东此举只是为了重挫一下周恩来，并不是真的想打倒他。那样的话政治上的代价未免太大，刚刚安定下来的局面恐怕又要反复。于是，毛又发出指示，提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给会议降了温。他又针对江青的讲话，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毛一石二鸟，既给周定了性，又敲打了江青：不要自行其是铲除异己，只能在毛划定的圈子内行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议最后责成周恩来做检讨。周恩来起初想求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做。江青更是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要周必须自己动手写检讨，其他任何人不能插手。周恩来只好自己关起门来写检讨，对照着毛泽东定的调子和会上的批判发言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此时周老病交加，眼睛也花了，写字手发抖，记不全会上对他的批判发言。他想请唐闻生和王海容帮助一下，却遭到了训斥，说他想企图通过她们摸毛泽东的底。
最后，周恩来照单全收，承认了会议强加的所有罪名，总算完成了检讨。毛泽东阅后，觉得差不多了，便批示道：“可以了。”一场滔天风波总算过去了。事后，毛泽东下令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彻底批判了周恩来所谓的“错误外交路线。”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故意用说反话的方式，将这一情况透露给外界。毛谈笑风声地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12月9日，毛泽东在讨论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旁敲侧击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下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对周恩来的耿耿于怀，由此可见。
周恩来虽然最终逃过了这场劫难，但却极为严重的损害了他的精神和肉体。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周恩来的癌症病情加重，身体迅速垮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