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阴影
有人称警方凭空夸大捏造了一个盗墓文物走私大案，张建岳等人则称，乃因受到更高层级官员干扰
“12·10”搁浅的直接原因，是洛阳市刑警支队“小金库”问题的暴发。但深谙当地官场的一名人士分析称，在查案关键时刻办案人员却被调查“这是一出官场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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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佛首被盗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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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者向记者展示了部分盗挖的“鬼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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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铲是盗墓贼最实用的工具。 资料图
事实亦表明，该专案在侦办乃至被迫搁浅的过程中，权力的阴影笼罩案件始终。除了宋氏其他两位兄弟均身在洛阳警界的特殊背景以外，据“12·10”专案组侦查得知，宋氏兄弟与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原缉私大队队长曲某有某种联系。相关办案民警向南方都市报记者提供了几个查实的细节。
在曲某的办公室内，曾摆放着一件根雕，后来不知所终。而在抓捕疑犯宋彦庆时，该根雕却赫然摆放在宋的住处内。
此外，在曲担任缉私大队长期间，多有涉案文物贩子被处理，而宋氏兄弟哪怕涉案却少有受到惩处。一个背景是，在曲某领导打击洛阳文物盗卖的10年间，正是宋氏兄弟发家坐大时期。
另据专案组调查得知，曲某还曾与宋氏兄弟多次同去香港。“发给宋家兄弟的邀请函，就发到他(指曲某)的办公室传真机里，你说这是什么关系？”一名原专案组办案人员称，作为缉私队长，曲某曾在1995年追查流失到香港的唐代石碑(狄仁杰父亲邛州刺吏狄公的墓碑，国家一级文物)而与香港警界相关人士相识。此后，曲亦认识了香港其他身在文物古玩市场的人物。
2003年下半年，专司打击文物走私的曲某并未加入专案组，其对外宣称被借调到河南省纪委工作。对于专案组查案过程中发现的蛛丝马迹，2004年底，曲某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认为，“宋氏兄弟案根本就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文物案，而关于他本人是保护伞的传言，更是无中生有。”但曲同时承认，宋氏兄弟系其打击文物走私活动的线人。
在专案组的调查中，曲某并不是涉嫌与疑犯有关级别最高的官员。据前述团伙主要涉案人员蔡武堂的口供显示，河南省纪检系统的某位官员曾为其文物走私提供过相关便利，并存在利益交换行为。
2004年3月，羁押在派出所的疑犯蔡武堂为立功赎罪，要求面见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局长、“12·10”专案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张太学。4月初，张太学带领办案人员提审了蔡。彼时，蔡武堂除了交代本人的犯罪事实外，还举报了河南省纪委系统的前述某官员。
时年4月16日，由专案组具体负责人张建岳提审蔡武堂。但两天后，张建岳即被河南省纪检部门“双规”。此后不久，专案组负责人李小选、刑警支队政委王宗文、负责保管专案侦查材料卷宗的民警尤益民等人，相继被纪委部门问话“双规”。
2004年5月，随即爆发开篇所述“小金库”问题，“12·10”专案侦办工作由此中断。事后证明，刑警支队的“小金库”系因办案经费所需，且“来源和用途是经过市领导协调”。
张太学被调离洛阳市公安局不久，“12·10”专案卷宗等相关资料移交河南省公安厅。由于侦办小组实际已经解散，该案至今沉寂。
对于案件搁浅，洛阳坊间有人称警方凭空夸大捏造了一个盗墓文物走私大案；而张建岳等人则称，乃因受到更高层级的权力部门及相关官员的干扰。
2006年5月，李小选、张建岳及尤益民实名联名，向中央有关部门检举前述河南省纪委系统某官员阻挠专案组侦办案件的相关情况。
“没有铁证，我们怎么敢贸然实名向上举报反映？”从警20余年的张建岳等人说。
在非法文物买卖的暴利之下，手握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被腐蚀的例子在洛阳亦有先例。1990年左右，洛龙区公安分局缉私队队长郭勇，因倒卖没收文物，最终被绳之以法判处极刑。
前述熟识盗墓行业的老庄的话，或也证实了公权力在盗墓及文物走私中的某种关联，“现在抓得那么紧，没有点关系，你敢干这行啊？”老庄说。
古都遗恨
“还有那么多疑犯没有归案，还有那么多线索可以继续追查”，但原专案组已“无能为力”
依据中国公安系统的惯例，对于部督案件，地方公安部门每年必须向公安部汇报相关案件侦办进展。南都记者从接近河南省公安厅的人士获悉，已搁浅数年的“12·10”专案，河南省厅曾试图将2004年侦办的结果进行结案，但公安部并不同意。
2004年，“12·10”专案被迫搁浅的消息传回公安部，该部刑侦局相关官员曾表示将继续侦办。但该案侦办中断后至今再无更多进展。
“还有那么多疑犯没有归案，还有那么多线索可以继续追查。”2004年4月，尤益民因“拒不到市纪委接受调查”受洛阳市纪委警告处分，而后调离专案组。“这是我参与的最窝囊的一个案件。”尤强调说，不少专案组刑警原本是专司大案要案的警察，可如今只能眼看着案件搁浅却无权过问了。
千年帝都洛阳城，在绵亘100多里的邙山山脉，埋葬着各朝帝王的陵墓，达官贵人的坟冢亦不计其数。延续了几千年的盗墓行当仍是经久不衰。
对于打击盗掘古墓及文物走私，“12·10”专案组具体负责人张建岳称警方往往力不从心。对于盗掘古墓葬，除了需要疑犯指认墓葬的地点外，还需要文物专家确认墓葬的年份等程序。
通常情况下，疑犯如果保持缄默或忘记作案地点，将成为警方破案最大的障碍。至于文物倒卖走私，由于必须见到实物，这让警方的取证陷入困境。“很多案件时间跨度长，不少盗卖文物在国内不但已无迹可寻，有些早已流失境外。”张说。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据不完全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发生盗挖古墓的案件有10万余起，被毁坏的古墓约20多万座。而洛阳市也已是“十墓九空”甚至是“百墓九九空”，面对这一现实，一位文物考古人士如此向南都记者哀叹：那么多古墓，怎么保护？考古挖掘需要层层审批，“但盗墓者只要一把洛阳铲。”近期一个印证的事例是，“曹操墓”最先并非考古发现，而是盗墓贼挖掘而现。
2009年12月4日，全国文物安全与执法督查工作会议在河南郑州召开。该会议透露的一个信息是，中国文物安全形势严峻，盗掘古墓的现象也几近疯狂。据公安部刑侦局最新数据，2008-2009年9月，中国文物犯罪立案1768起，其中盗掘古墓葬的犯罪案件占了47%，为848起。
对于这一切，原“12·10”专案组成员已无能为力了。“往事无需再提。”尤益民幽幽地说，曾经想写一部反映这一案件的纪实文学或小说，但现在还不是动笔的时候。
“小说的名字，就叫《平手》吧。警察和盗墓走私文物分子打了个平手，也不是件光彩的事吧？”尤说。
□采写/摄影(除署名外)：本报记者上官敫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