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王介甫与薄公熙来书

某启：新华六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悉公事有遐。既集上下变法者冥议，尤辨前后媒传者构闻。未及书者，耽此二事耳。

今构闻日淡，冥者议决。古今变法，有除贫弱者若商君。有救衰微者若张文忠。今公领新华变法，绸缪于未雨，其势与熙宁之时类。愿以熙宁事与说。然，共勉之。弗然，某心惴惴焉。

尝与神宗论朝事。曰，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何故也？以太祖独见明，太宗承聪武，真宗守谦仁，仁英二宗皆无逸德，享国可也。而宋事过于百年者，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少尧汤水旱之变也。虽曰人事，实天助也。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观新华六十年，以毛公独见之明，外悍夷狄，内平中国，惩腐吏，躬简俭。其功虽唐宗宋祖仍不及也。及邓公，则承之聪武。平南越之变以复港澳之地，除苛止虐，终毛公之所失以开宽仁之经济。自此，民生国泰世无可及也。然以江公之守谦仁，胡公之无逸德，故其有天助可比宋耳。

凡新朝日久，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亲友群臣未敢议。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兵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四代姑息羁縻之俗。其于理财，更法滥而不行。故上者虽俭约而民不富，政者虽忧勤而国不强。秦汉唐宋皆如是，所异唯速数耳。

观尔世事，人民徙役以求生，仕吏忘公以逐利。劳勤制中产仍奴于居债，奸黠藐法度屡发于市盘。穷困者及病老无可就医，富贵者虽贪奸得以传名。求学者不见真知而趋势利，为师者只图资财而无德行。夷狄长据强理可越钱货，国民既承累赋且失生活。此虽弱宋亦莫可及也。依故宋事，今法之不变，国之不存可待也。

而变法者何谓？以当削权贵而给人民。欲给之人民，必先削之权贵。权贵不削，兼并不减，则库府见空，给民者亦无可继也。熙宁变法六年，出八法。以青苗、水利为领，均输、方田为宗。方田之宗，盖以明责兼并之实以减负佃民之累。公治于渝，扫黑锄奸则权贵无以张，平市助困则人民有以依。是为削贵实可证，给民尤可效。虽有否论，不足惮也。

昔商君人亡政存，张文忠人亡政息。各虽不同，皆终于人事。人事不调，盖变法之大忌。熙宁初，唐埛矫言争闻。某因荐对。赐进士，留为御史。数月见轻脱。上欲以为谏官。某使以本职同知谏院。埛果怒某易己，奏二十疏。不中出。因强请对。具六十条，盖以专作、擅权诬某，以乱朝听。轻脱者，重己私而轻国家也。是以国家之利有恒而己私之欲无常故也。轻脱者，言行必乱视听以潜行私欲。凡欲乱视听者，无不言之汹汹，具之凿凿，使夺人之声而行己之意。更有出规者，神宗既辞而唐埛强对也。司马君实尝谓某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唐埛之于君实尤不同也。君实之谓，其论虽误，其理尤正。唐埛之诬，其论即误，其理尤狭。今闻有王立军入外馆者，盖与其类也。故以埛旧事告，请为却志短而轻脱者，此变法之利也。

某尝书于司马君实。曰，人常习于苟且。而为官不恤国事，以媚俗为善者多哉。变法者必不以怨改其度，不以故见其悔，日省人事，膏泽斯民，则变法之事可成。华夏幸甚！

悠悠千载，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P.S.

关于唐埛:

唐埛当官之初，言词坚定支持变法，他曾说，“青苗法不行，宜斩大臣异议如韩琦者数人”。韩琦是仁英二世的老臣。其在宋朝仁、英、神三世之间的稳定传承起过关键作用，可与70-80年间叶帅的作用相媲美。但韩琦也是王安石变法的最大反对者。当时王安石刚刚参知政事，唐敢说王安石都不敢说得狠话，可见这个唐埛想要拜王安石门下的决心有多大。王安石错误看重唐，任其为御史大夫。但后来唐因为被王识破其本性，没有让他出任有直接跟皇上说话权力的谏官。但王还是留着他做御史一职。之后，唐怀恨王安石，先后上20个奏折讨论变法时政，神宗没有理他。他就出奇不意在一天朝事后，长跪请对。神宗说改天，他就不起来非要当时对。于是他当庭职责王安石专作擅权，具列罪状60条。王安石为了证明自己，只好马上请辞。幸好当时神宗还能明辨人事是非，才没有让唐的阴谋得逞。

王立军今天突然越轨进入外馆，和唐埛在神宗不准的时候长跪不起非要请对，其实是一个性质。都属于志单具才能但志向轻脱者的出规行为，目的是图夺人视听。这类人多才少德，己利为上，但敢作敢为，用好了可以充一时之用，但时间长了总会弄出麻烦。古今这类人的例子也不少。比如三国时的杨修，明末的吴三桂，还有张国焘、汪精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