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七节：

    权烈恩一心一意要放长线，钓上金善美这条美人鱼，他几乎认定：金善美和钱忆森肯定不会长久。最好是瓜熟蒂落的顺水推舟，操之过急的介入或许会事与愿违，被金善美误解或戒备就在所难免。
   因此权烈恩也不想成为两人分手的始作俑者，或者置身其中促成分崩离析。最好的结果是英雄救美，对！以民族同胞的道义“救美”，只要予以充分的注意，至少能在关键时候伸以援手，金善美就不至于无家可归。

   处心积虑盘算，越发已有时不我待的急迫感，权烈恩首先要戒赌戒嫖戒大烟，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全新的生活。作为一个男人，撑起一个家庭，就要有能力为女人筑造起一个安全和温馨的港湾。
   戒嫖戒赌不算太难，但是中毒虽然还不很深的大烟，戒的就很是痛苦了。权烈恩目的明确，抑制力自然非凡，竭力矫正着对大烟依赖的意识，第一步把吸食量降到最低，每天只抽一次。
   烟瘾犯了，就是抓耳挠腮哈欠连天，也不为所动。最好分注意力的路子，就是在脑海中反复想金善美的甜甜笑容。仅仅一个礼拜，抽掉最后一个眼泡，家里的烟具，就被权烈恩给裹在垃圾中倒掉了。
抗拒着大烟和女人的诱惑，执意等待水到渠成。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备受着情感的煎熬。
 

   让权烈恩遗憾和懊恼的是，这段感情自己像捧在手心里珍惜着，彼此交往了一年多，只在一起吃过大约有二三十次饭，还都是金善美提出让他给带货的时候，自己花钱倒也无所谓，跑前跑后的也心甘情愿。额外的就看过两场电影，陪她逛过一回商店，真就连手都没能摸到过。民国十三年初秋的一天，入职中东铁路三年半的权烈恩，莫名其妙的被当做苏俄分子，再次被捕入狱了。

    当时满洲的社会大概：苏维埃革命的敌人，特别是被击溃的白军将领，聚集在满洲，中东铁路还掌握在白俄资产阶级手中，成为苏维埃的肘腋之患。革命的暴力必须要毁灭资产阶级滋生的土壤——斩草除根！
   而胡子出身的反动军阀张作霖，是东北的土皇帝。以张作霖为首的东北军政府，从骨髓深处去选择，用脚后跟去思维，必然的选择都是亲日抗俄。不仅是东北的张作霖，包括北洋军阀的各路枭雄都是视苏俄革命为洪水猛兽。

    抵御共产主义的反共意识，并非张作霖与生俱来。张作霖和北洋军阀一样，本是对从沙皇开始，直到当下的苏维埃，想侵吞东北的狼子野心，感受颇深并高度紧张。单纯的种族情绪和文化传承，日本人更容易被华裔所接受。为抗衡洪水猛兽的苏俄，张作霖不惜在日本人那里牺牲利益，也绝对不能给苏维埃可乘之机，从而成为苏俄革命势力的绊脚石和敌人。

   十月革命后，苏俄随即在江城建立秘密苏维埃。江城苏维埃在民国六年（公历1917年）底，仅在十月革命后的一个多月，便尝试遵照列宁亲自下达的关于夺取中东铁路区域权力的指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结果并未能获得成功。
   苏维埃的代理人杨卓和杨武经都被处死，俄工兵苏维埃主席流基及其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军队，被缴械后遣送出境，由沙俄政府任命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仍把持着中东铁路。
   苏俄的迫不及待，变为一塌糊涂的失败，开始把张作霖当成了生死对头，欲致死地而后快，所以对满洲的势力渗透越演越烈。
 

   江城警察很快就调查清楚了，权烈恩只是被共产国际利用的小混子，勉强能算个外围成员。晕头转向的权烈恩，问啥就说啥，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一审毫不隐瞒的都招了。
   其实权烈恩刚被抓的时候，头脑非常冷静，自己理顺了一下，凡是被他利用或者联手的，从位高权重的往外招。

   参与贩私的客运段的副段长、老站的站长和副站长、铁路警察……，就能供出一串名单，可江城警察还嫌少不满意。权烈恩心里明白，自己供出的这些人中，“个儿”越大的，江城警察就越不敢轻易去招惹，干瞪眼就不敢抓捕，甚至连去老站核实都不敢，只要涉及到中东铁路的人，别说是高级职员和警察，就是普通的最基层员工，江城警察都需要通过东省特区警务处，再同中东铁路去办理交涉。
 

    敢秘密抓捕的，也就是像他这样平时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小职员。江城警察欺软怕硬还死要面子，不好意思直接说权烈恩供出来的这些人不敢抓这类怂话，所以才更加不满和恼怒。
    嘴上是说权烈恩坦白的不彻底，检举揭发的不彻底。其实被权烈恩抛出来的，江城警察不仅一个都没抓，连正面的接触或核实都没敢。被大刑祸害的权烈恩，承受不住便往外秃噜那些跑腿、接货的小喽啰了。这批人中有检票员和货运员、列车长和列车员……，一个一个的接着往外抖落。仅是中东铁路的员工，权烈恩就交代出了20多人，江城警察也只从中秘密逮捕了两名中国人：一个检票员和一个列车员。其他的估摸着应该不是共产分子的，生怕被中东铁路方面发现秘捕的这三名员工，没敢再多抓。外籍的老毛子，权烈恩特意都说出去了，连清扫员都没拉下，江城警察愣是一个都没敢动。根本就不敢像办中国人那么随便，拿不出确凿证据，就凭权烈恩贩私的口供，去和东省特区警务处都无法交涉，更别说是去中东铁路的管理局啦。
 

    老站混江湖的掮客、地痞，也被他顺带交待出了十几个，这些人都全被抓捕到案。警察终于不再费劲巴啦的拐弯抹角，直接问到“光复高丽同志会”，的问题，这个在权烈恩看来，就是要求把情况说明一下，并不以为有多大的责任，于是倒比交待捎运私货还痛快，根本就没有犯法的意识，而且会涉及“政治层面”。
    权烈恩单纯的认为朝鲜是被日本人占的，中国的北洋政府应该也是不很高兴。朝鲜人的反抗，即使舞刀弄枪动了真格的，东北政府不支持也就罢了，没有一毛钱关系的事，警察犯不着瞎操心吧。

    其实控制并领导着“光复高丽同志会”的“共产国际”是与“克格勃（简称：КГБ，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工农红军情报总局”，并称的苏联三大特务机关，并且“共产国际”是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一个。苏        俄在中国的大使馆、在重要城市的领事馆、对外贸易局、银行、通讯社、研究所等等。民间的和官方的所有机构，都是“开展地下活动和情报工作”的据点，几乎全是间谍机关。

   张作霖领教到苏俄间谍的厉害，但侦破能力却与之相差悬殊，就连愿意提供帮助的日本人，在玩间谍方面给苏俄当徒弟都不够格。基本只能采用最原始的侦缉手段：盯梢和搜捕。错抓在满洲本来就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延续到张作霖坐镇北京，直至抄了苏俄领事馆并杀害了李大钊。

    至于铁路上捎带货物，本来就是公开的秘密，在铁路混的，没这点本事，都是废物点心。无论是否铁路员工，都是在赚老毛子的便宜，不管犯了啥事，那也应该归铁路警察管。权烈恩最大的闷葫芦就是全然不知自己靠山吃山的“小聪明”被一个庞大的系统在利用，在与敌对势力的绞杀中已经站到生死边缘。
    要说抽大烟、赌博、逛窑子，是都挺见不得人的，也是有本事的作妖不犯法。只是可能涉及到饭碗，对铁路方面肯定是不宜公开。至于一直想和金善美上床，不过是美好憧憬，单相思，太难以启齿也就不能跟警察说了。
 

    所有的一切，别说没犯法，就是有什么需要警察侦破的，起码该归东省特区警务处。权烈恩对“同志会”的交代，恨不能囊括他所能记忆起的每一个细节，但在江城警察看来是毫无用途。涉及中东铁路上的，江城警察局想管都管不着，连车站前几百米方圆的街面都管不着。不说老毛子的中东铁路护路队，不会允许他们进入；东省特区警务处都会对他们嗤之以鼻。

    江城警察要想进入东省特区的管辖区执法，上层交涉起来都会引发麻烦，下面警察挨揍也正常。 抽大烟赌博逛窑子，也确实不犯法；而涉及共党和苏俄的那些事，他招供的警察早就掌握了。

    江城警察局在权烈恩招供之前，就基本掌握了参与私自夹带货物的那些形形色色人物：像权烈恩这样，案情还算是上点档次，其实他的动机不过是想讨女人欢心，并不涉及苏俄的内在秘密。
    案发时，对权烈恩是当做首要分子布置抓捕，警方费了挺大的劲，撒下大网捞出来的还都是些“小虾米”。清理一下这些鞍前马后跟着的下三滥，他们参与目的是五花八门让人哭笑不得：为一包香烟或一顿小酒，多是彼此相互利用的一呼而应，其实都是在浑然不知中，给人家当了跑腿的小支使，却都还在乐此不疲。
    真正共产分子和苏俄间谍一个都没能抓到，就连靠近核心人物的外围分子，都早已逃之夭夭。
 

第八节

    警察憋气窝火也没有办法，只能拿捞出来的这些小鱼、小虾撒气和凑数，权烈恩自然也在其中。 权烈恩是中东铁路员工，这次被优待投入了江城的“道里监狱”，一关就一年半，倒帮他把大烟彻底的戒掉了。如果被投入了江城警察局的监狱，那就真不知道他是否能活着出来。

    道里监狱是在江城历史悠久的大型“笆篱子（舶来语，俄语监狱的谐音）”。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沙皇俄国攫取中东铁路附属地司法权，在中东铁路附属地江城埠头的中国大街（现：中央大街），紧邻松花江设置了这座占地超过一万多平方米的监狱。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国民政府收回俄国治外法权，遵照司法部《收回中东铁路司法制度暂行办法》的规定，江城警察总局接收了监狱，后移交东省特别区域高等审判厅监督处管理，改名为“东省特别区监狱”。

   江城冬季的严寒，使监舍的环境更加恶劣，权烈恩的痨病复发，倒挽救了他的性命。监狱怕权烈恩的病会传染，波及整个监舍。正好又是每年一次的年底大清仓，对没有看押价值或者已经被榨干骨髓的，都要清理出狱，就给他也办“假释”——监外看管就医。 权烈恩找不到保人，没法“取保候审”，又不能无罪或因病开释，所以只能如此办理。

   逮个蛤蟆就都要捏出尿来，是东北自有皂吏，直到民国有了警察以后的传统和习惯。传承到民国的东北军政府，已经从警察局，蔓延至张作霖治下的各个机构司法机关。
   有罪推定能成为行政和司法模式，或许与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有关，宁愿错杀不能错过。这倒不是东北的特产，是中国皇家统治的悠久传承，安分守己，本本分分的好人自身权益都难以保障，那些有点沾腥带骚的，一旦被官府的人纳入视线，就会折腾个浑身散架。
   真正的要犯，那是向上面邀功请赏的资本；而退一步只是涉案被牵连的人员，也要一网打尽，这都是能压榨出油水的肥猪；对于仅沾了点边的倒霉蛋，也是办案人员消遣娱乐的外快，只有错放没有错抓，以官府出面便是肆无忌惮。
 

    国民政府自打成立，就不懂得“放手发动群众”，激发普通群众的互斗热情；更不懂得“鼓动群众斗群众”，是统治者坐收渔利的治民手段，运用其乐无穷。他们最多也就是继续玩历代王朝剩下的“十户连坐”或“联保连坐”，反倒让民众产生了抵触和对抗，少有与官府同心同德。
   张作霖这样一介草莽，为了争夺地盘和扩充军队，可能会用到“三国”评书中的尔虞我诈，但对于整个社会的治理则缺乏系统的见解，行政管理对待草民，多都是即兴而为，不知不觉的成了案例制度，还津津乐道广为流传。
   民国初年的东北，没有居委会，也不设治保主任，监狱里的犯人被“假释”出去了，其实也就没人管了。

    又一次出了大狱的权烈恩，能死里逃生自己都觉得意外，终日心惊胆寒的惊弓之鸟，怕被江城警察局再来追究，哪怕是再纠缠，也就万劫不复了。况且眼下在江城连个藏身之处都找不到，不敢稍加逗留。
原本熟悉并最为容易栖身的圈子，就是江城老站附近那些地痞无赖，但基本都被他在狱中给咬了个遍，遇到熟人多半是要挨揍的。又是连夜出逃，一路慌张地重新回到了长春，同时就又改了个名叫“金植”了。
   最让金植怕的是：“光复高丽同志会”也有小100来号人，什么地方或者哪个人，再惹出了个什么乱子，牵连到“权烈恩”，没准会取消他的“假释”；或心血来潮，把他再找回去了解了解情况。
   张大帅麾下警察的嘴，就代表法律，为所欲为的说啥就是啥，根本没有可以再理论的机会。
 

   改名更姓的金植，过了春节，就在宽城子（今：长春宽城区）的一家叫“春盛”的货栈，谋了个管库的差事。干了不到一年，掌柜的觉得金植人才可用，便把他提拔成账房。
   金植被羁押了一年多，浑身的才华无处施展，得到掌柜的信任，接手账房便大显身手。年关交替时，货站盘点清仓，工作劳累了点，年根又是天寒地冻，金植的身体便不给争气了，再次咳血复发痨病。
春盛货栈卢掌柜的便自认倒霉，先把金植送到了医院，一住十几天，才止住了吐血。
   金植出院后，卢掌柜的又给了他一笔小钱，设宴嘘寒问暖，基本尽到心意，就打发他回家看病休养了。卢掌柜无微不至的周到，当属极具人情味，也堪称急公好义的仁至义尽。对于咳血的痨病，其实很无奈的，那多数是肺结核引发的吐血，传染性极强。在链霉素尚未问世的年代，人们对痨病都是避之不及，染病几乎就是宣判死刑，和抽大烟的人家几乎是一个结果，坐以待毙还会导致家破人亡。
  

   举目无亲又走投无路的金植，只好又返回了北满。来到距离江城近280多公里的温林，隐瞒下了自己旧病复发的事情，投奔在奉军骑兵第二旅时，自己结拜哥哥——老兵痞：袁卓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