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夏，我从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 当时系里各个专业都招博士生，但我们一起毕业的近20人中，竟然没有一个报考的。看来大家都累了，只想找一份工作。

由于当时毕业的研究生人数不多，大家面临比较多的选择。一是去中央、国务院机关工作，将来当官；二是留校或到其他院校教书、当教授；三是去出版社、杂志社做编辑。

虽然“官本位”一直盛行，但我们中间似乎只有一两个人选择了第一种工作，去了国务院机关。其余的都选择了第二、第三类工作。我选择了去北京高校一家学术杂志，因为我觉得我当了多年编辑，得心应手（我曾是《北大研究生学刊》编辑、副主编），当然也希望能实现成为一位古典文学研究学者的梦想。

就在我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家乡的父母官、曾经的相识穆瑞卿副县长去学校看我。他见面第一句话就说，“请拿定主意吧！”

“什么主意？”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去中央、国务院机关工作呀！”他说，“现在是天赐良机，失不再来。咱县连一个钻进省委大院儿的都还没有呢。”

当我告诉了他我的选择，他长叹一声，不悦和失望写在脸上。从那次离开以后，他再也不来看我了。记得后来一位在郑州市当区长的大学同学来京办事，请同学一起吃饭，听说我没去中央机关，他的表情和穆县长相似，并加上一句，“咱们同学呀，傻！”

我没意识到自己傻，反倒自我感觉良好。这一，单位能分一间房子，不像有些出版社，没房子可分；第二，不坐班。每周只作为值班编辑在编辑部值一天班，外加半天（其实也就两个小时）的例会。其余时间自由掌握。你愿意去哪儿，做什么，都自主安排。只要你完成编辑任务，每两个月编出四篇论文就行了。

多年后再回首，觉得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工作那十年，是迄今为止最为悠闲自在的时光。我常常去北图（今国图）看书，各种书籍、杂志应有尽有。累了就去紫竹院漫步。首图也常光顾，看遍了那里的馆藏珍本小说。

后来做了编辑部主任，常跟同事老周到鼓楼附近的印刷厂去“核红”。 到了中午，一定会在什刹海旁的老字号烤肉季吃午餐。一盘烤羊肉，一盘干烧黄鱼，一盘醋溜三样，外加小烧饼、孔府家酒或者红星二锅头。美滋滋吃完喝完，晕乎乎坐车回家，悠然自得。那时候，很少有人买得起小汽车，不用发愁喝了酒没法开车。

童年棋趣也得以继续。我小时候爱下中国象棋，曾以打败小学老师为傲。在北京变成了围棋迷，是在北大读研时学的。一开始同学张颐武让我九子，到了后来，不让一子他也贏不了了。不忙的时候，我会跟同学兼好友建伟下棋喝酒。周末也常去海淀区的棋社下棋，还跟棋院的金同实下过指导棋，他说我当时的棋力是业余三段。有兩次犯了棋瘾，还打车去过东南郊的中国棋院呢。来美国以后，就很少有机会下棋了。

“成家立业”也是那时完成的。毕业的第二年，我与一位北京姑娘结婚。虽然清贫，日子过得也还自在。常吃涮羊肉，“肉不够，豆腐凑”，倒也其乐融融。几年后有了爱女，给家庭增添了新的希望。

当然我不是一个甘做“凡夫俗子”的人，总是梦想成为一名学者。除了完成编辑工作以外，我真心献身学术----那当然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毕业后第二年，我就在《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了论文，并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第一部有关市民文學研究的专著（与一位同学合著）。当我去清华园签名售书，目睹排长队买书的学生时，颇感荣耀。

但为写这部书，我付出惨重代价。由于长时间端坐，加上着凉（宿舍暖气不足），交稿以后就得了腰疼病，一直持续了许多年。虽然能躺能坐能骑车，不影响工作，但就是不能走远。走过百米，就疼起来了。针灸、按摩，全然无效。直到十几年后我开著新车到纽约州一所高校临时做讲师的時候，它才神奇地戛然而止，再也没复发。

从1990年开始的五、六年，是我在京学术生涯的全盛期。我发表了20多篇学术论文，与人合著学术著作5部，主编、校勘丛书5种，总共超过30本。1996年初，在通过副高职称评审后的第三年，我的第一部独著古典小说研究专著出版，并被提升为杂志副总编辑。

在不少同事和朋友希望我继续努力、更进一步的时候，一种莫名的焦躁不安情绪不时在我脑海里游荡。其实这种情绪早已存在了。我反复盘问自己：这就是你一生想要成就的事业吗？你的学术研究就到此为止了还是应该寻求新的突破？

我惊讶地发现，我并未满足现状，那隐隐约约、萌生已久的留学梦尚未泯灭。可是，年近不惑，你为何仍然如此多惑呢？你到底还能做出什么惊人之举呢？

（202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