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华事件”让复旦大学再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虽然这几年复旦大学似乎也已习惯于成为漩涡的中心，但姜文华以海归博士、青年教师的身份，向着院系书记挥出手中的利刃，在这些年种种的负面事件仍显得非同寻常。无论是事件发生的地点，参与者的身份，还是事件背后的起因，都足以引发社会公众的关注与反思。

而事实上，这起事件至少在民间层面，也确实引发了许多讨论。大量感同身受的青年科研人员以此为契机，一方面追寻事件的真相，一方面抒发与姜同病相怜的愤怒，同时借机控诉“非升即走”模式的残酷。科研圈内部复杂的矛盾，以及青年科研人员的苦闷与绝望，第一次较为集中的展现在舆论面前。

在“内卷”成为年轻人普遍命运的大环境下，科研圈同样被时代裹挟，青年科研人员的遭遇其实是可以预料的。套用一句熟极而滥的句子，“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能置身事外”。象牙塔既早已不存，凭什么在滔滔局势下，还能相信科研领域还会有“桃花源”的存在？体制还是那个体制，人也还是那一代人，家国同构的文化环境下，每一寸土地能有多大的区别？社会上所密布的污秽与恶，在高校里同样无处不在，甚至还更为阴损、更为隐蔽。

也许很多人早已忘记了，类似的事件其实早已发生过。2009年9月17日凌晨，海归博士涂序新抛下熟睡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从居住的浙江大学综合楼顶楼一跃而下。在留下的遗书中，他直言“在此时刻，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得是草率的，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感谢一些朋友事前的忠告。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虽然因我的自以为是而忽视。” 

与姜文华的暴裂反抗相比，涂序新的自我了结显得内敛而平淡，引发的讨论也远不如前者。虽然也有媒体评论表示惋惜，并对当时大学试图批量制造“大师”的急功近利进行了批评，但在整个高等教育体制的层面上，涂的死亡就像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丝毫无损于整个“工程”的辉煌，更罔论减缓各项激进改革的推行。

在最近的舆论场上，有些人提出高校“非升即走”机制是自美国引入的科研管理体制，不仅有其合理性，且具有先进性。这些年中国的论文数量跃居全球第二，超越美国也指日可待，“非升即走”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姜文华和涂序新都留美博士，照理说应该很熟悉这一源自美国的“先进”管理体制，何以一在正式引进前，一在正式引进后，都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反倒对美国的学术体制恋恋不舍，懊悔走错了路？

我想，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国内的“非升即走”依据国情特色作了相当的改变，以致于让熟悉原版管理体制的留美博士们“水土不服”，感到“残酷、无信、无情”。至于期间的区别，从这几天青年科研人员的讨论来看，无外乎三点：

  1. 一是党政系统大权在握，“教授治校”不仅在实践上彻底消失，在理念也受到全面否定，普通科研人员受制于行政系统。而行政系统依据其官僚主义的习性，总是倾向于无视学科之间的差异，采用简单、粗暴、机械的量化数据进行管理，只重数量，不重质量，以致“学术坚持”在很多时候反倒成了科研人员的包袱。

  2.  一是学术同行评价体系缺失，导致科研评价缺少开放性与公信力。由于国内在出版发行方面的严格限制，学术同仁杂志既难以生存，也不被考评体系承认，同行评议迹近于无。同时也由于刊号的稀缺，学术期刊一方面数量严重不足，一方面质量参差不齐，缺少积累与所谓人脉的青年科研人员成了整个体系中最为弱势的底层，只能费尽心力做研究、挖空心思发文章，或者放弃原则迎合潮流做一些短平快而毫无意义的项目。

  3. 一是职称考评体制僵化畸形，。源于前面两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学术能力低下而借助人脉、机缘窃据高职称者，在目前的科研体系中比比皆是。科研资源的分配则在近些年“绩效考核、拉开档次”的口号下，堂而皇之的加速两极分化。大量青年科研人员不得从那些手握资源的“低能高职者”手中分包项目、课题，沦为廉价的“学术打工人”，以期有朝一日能攒够资历，翻身做主人。

评价指标既不客观，评价体系又不公正，所谓的“非升即走”很多时候反倒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堂皇借口。这大概也是为何表现出最明显不适应的反倒是留美博士，而不是本土科研人员的原因，因为越是优秀，越是接触过正常的管理体系，也就越容易发现这套体制的扭曲、残酷、无情。

这三点，大概也是目前国内学术体制最大的问题所在。至于这些问题到底有多普遍，非身在其中，难有切身感受。但从这些年我所看到的一些所谓教授、博导的论文来看，至少第3点是相当严重的，各地“高等研究院”以及各领域冠以“大师”者，尤为重灾区。而这一点，也正说明这些年国内高等教育、学术科研机构种种“不洋不土”的改革措施，基本流于失败。

这些年论文发表数猛增，科研成果频出，学术界俨然也有那么一点“盛世”气象。但正如跃居全球首位的专利数无法佐证国内的创新能力已跃居世界一流，科研上的些许成就，也无法掩盖更多荒谬措施背后学术道德的集体滑坡以及科学精神的全面丧失。

据说，目前国内高校普遍推行都在“论文查重”这一措施。大学生或研究生要想顺利毕业，论文必须经过自己、院系、学校三次查重。在一些学校，这三道程序缺一不可，否则就不予答辩。然而殊不知，这一措施的存在其实在逻辑上就极为荒谬：如果相信论文是学生原创的，那就根本不需要查重，查重就说明学校对自己的教育没有信心，是高等教育失败的表现；如果不相信论文是学生原创的，查重虽然是必要的把关措施，但也说明了学校从一开始就招错了学生，或是没有纠正学生的道德缺失，或是没有给予足够完成学业的学术训练，同样是高等教育失败的表现、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一个类似的国家，对自己受过高等教育的国民是如此毫无信心，如此毫无不抱希望的。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却奢望由此能诞生出一批具有学术操守、抱持学术追求的科研人员，来实现所谓的科技振兴，只能说，“三代以下，未之闻也”。

也许不需要多久，姜文华就会像涂序新一样，名字从复旦的校园里被抹去，事件也成为又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消散在科研跃进的浪潮中。但若干年后的某一个时刻，我们回首时也可能会发现，他像一个不详的征兆，预示了我们走向更糟糕命运的开端。

作者： 治史沙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