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1982年，我在美国教授琳达家度过了第一个感恩节，因为是第一次，印象深刻，一些事记忆犹新。
那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六，我离开上海到了旧金山。刚走进接机大厅，就听到有人叫我，那是我的大学老师吴老师，吴老师早我一年来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了。当时出国的人寥寥可数，我开始办理出国手续后，便联系吴老师，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虽然他只教过我一个月。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去浦东农村开门办学一个月，说是要帮助当地人民公社编写英文介绍，方便他们接待外宾。真是天晓得，那会儿中国没几个外国人，外国人也从来没去过那个人民公社。估计就是没事找事，领导汇报工作多了一项成果。吴老师当时不任课，却被派到乡下来质量把关，于是跟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个月。
吴老师出身名门，其父早年留学美国，后来成为中国宗教领袖。吴老师在回忆父亲的书里写道：“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后，父亲是笫一届政协常务委员，是宗教界首席代表。以后担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
从其他老师那儿得知，吴老师不上课主要是因为要照顾年迈的父亲，那时候吴老师的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身边只有吴老师一个孩子，父亲无论去哪儿吴老师都陪着。
吴老师的母亲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名医，一生行医，宋庆龄常找她看病，抗战时期在宋的直接领导下参加难民救济工作，负责一个医疗大队。吴家跟宋庆龄的关系非常密切，1938年宋庆龄出资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后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宋自任会长，并邀吴老师的父亲任副会长，共同走过了艰难的抗日战争和之后的国共内战。吴老师回忆说，1949年开国大典，一票难求，宋特地送来两张票，让吴老师和其母亲得以出席开国大典。
吴老师平易近人，善良真诚，深得学生爱戴。更让我等刮目相看的是他广泛的兴趣、强烈的好奇心、敏捷的思维、以及对体育运动的喜爱。有时候他是个博学的老师，帮我们解答难题；更多的时候，则像“同龄”的朋友，洋溢着纯真的孩子气，在农田里问长问短，各种蔬菜的种植方法、搓草绳、编竹篮、修理黄鱼车等他都感兴趣。我们一致认为他“头资活络”（沪语“聪明灵活、应变能力强”的意思）。他是教会学校毕业的，一口纯正的英语，读原版书，骑摩托，打网球，摄影，做幻灯片，跟普罗大众的生活远隔千里，而且他跟太太（科技工作者）选择不要孩子，这在封闭传统的中国太另类了。
当他得知我要出国，嘱咐我一定要告诉他飞机航班。到了旧金山才知道，这是为了亲自来机场见我，我从心底里感激他的关心。从旧金山去我的大学有两小时的车程，也可以坐小飞机。吴老师问我如何前往，我掏出一份学校发来的电报，让我去一家航空公司的柜台。见我初来乍到，呆头呆脑，吴老师二话不说带着我就走。
在那家航空公司的候机区，有位戴眼镜的胖胖的美国中年妇女在织毛线，见到我们就用中文向我们打招呼，我当时入了乡尚未随俗的举止显而易见。她自我介绍叫琳达，是大学的教授，因我是该校第一名大陆留学生，校方很重视，导师（见我的旧博文《抑郁的他成马克思了》） 帮我预定了从旧金山去学校的机票。但是，琳达教授自告奋勇开车来机场接我，因她家住在Palo Alto，斯坦福大学附近，离旧金山机场不太远。这样还解决了我初来乍到可能遇到的住宿困难，琳达教授让我先在她家过周末，星期一再带我去学校。
或许因为斯坦福和 Palo Alto, 吴老师和琳达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吴老师把我交给琳达后才离开，临走时对我说：好好珍惜在美国的时间，如果要读书，你在上海图书馆也能读，到了美国主要要做两件事：See the country. Meet the people. (多游逛，多交友）。看来吴老师太了解我的毛病了，那时候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不善与人交往，只会死读书。
之所以说了一大通吴老师，是因为琳达教授邀请了我和吴老师夫妇（那时候，吴太太也在斯坦福做访问学者）去她家过感恩节。
琳达的先生比尔在湾区做工程师，他们有三个儿子，大儿子那时候去东部海军学院念书了，二儿子在读高中，小儿子刚上初中。他们家房子挺宽敞的，有五个卧室，我睡在她家的客房里。还记得早上拉开窗帘，迎面而来的美丽图景，绿茵茵的草坪上有一棵火红的枫树，背景色是加州晴空万里的纯净蓝色。明亮、浓郁的色彩带给我的竟是淡淡的忧伤。
初到美国最喜欢最羡慕的，同时也是最不习惯的，是这里的明亮，一览无遗的光明和透亮，不光在自然世界，也在人类世界，与我习惯了的阴沉、隐晦、压抑、多疑、虚假形成鲜明对照。之后用了大约二十年，阳光终于驱走了内心各个角落的阴影。为此，我感恩美国让我找到了明亮、安心和快乐。
那天，男人们去野外骑自行车了，我在厨房给琳达打下手，看她烤火鸡、蜜汁红薯、胡桃派。她找出了抽绣的本色大台布，我拿熨斗熨平了，铺在长餐桌上，跟她一起摆放银餐具、银烛台、车料玻璃的酒杯，感觉跟美国电影里的餐桌很相像。
下午，男人们回来了。为了营造节日气氛，比尔把壁炉烧得旺旺的，木柴在火焰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我们热得只穿了衬衣。琳达家的两只长毛猫，一只叫“明”，一只叫“清” （因为琳达的专业是中国明清史），热得逃离了客厅。
天快黑的时候，宾客来了，有琳达的邻居，一对老夫妻，老先生是退休的航天工程师，老太太是图书馆员，老先生穿着西装，老太太穿着藏青色连衣裙，佩戴一串珍珠。八十年代人们出门做客，穿得挺正统，不像现在穿着牛仔裤运动鞋也没有关系。
吴老师夫妇也来了，穿得也很正统。他俩见多识广，不久就跟各位打成一片。而我，想不出能说什么，跟琳达的两个儿子一样，低头大快朵颐。第一次吃火鸡，见他们用汤汁、腌制的橄榄、甜甜的蔓越莓果酱佐餐，甚觉新鲜。还记得胡桃派甜得惊人，一人一大块，再加上香草冰淇淋。那天吃得很撑，脑子也变得慵懒了。
至于餐桌上人们说了什么，全忘了，只见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吴老师一如既往问了不少问题。送别吴老师时，打开门，室外一股清新的空气袭来，清醒了一些，夜空中有不少星星。
转眼四十年过去了，琳达八十多岁了，她的孙子孙女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工作了。吴老师和吴太太年近九十了。他俩的计划是周游全球，八十多岁还在各国游玩，疫情前已经去过了84个国家，该诅咒的疫情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值得感恩的人和事太多了。感恩琳达给了我第一次过感恩节的美好回忆。感恩在我生命里遇到许多善良聪明有趣味的人。感恩这么多好人慷慨帮助了我。感恩这块自由美丽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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