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提到朋友患高功能自闭症的儿子，得到了博友们的热心关切，提了不少实用的建议，我会向朋友转告大家的建议和关心。
博友百万庄大侠的留言令我忍俊不禁。大侠说了两个小故事：
“十多年前有位大陆移民的小孩子，不爱说话，总像是在思考国家大事，医生说这孩子有自闭症，结果送回大陆的爷爷奶奶家，到快上学的时候回来了，这时活脱脱的一个梁山好汉，用山东话骂人的时候乐死我啦！”
故事二：
“n年前我因病住院，有一次为一件事情发脾气，后来护士在给我送的药中加上了治疗抑郁症的药（我不知道），后来得知后简直是气死我啦。所以说：医生说的话不能不信，但也不能全信。”
记得我刚开博不久，跟大家分享过我家那位退休后被确诊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见我的旧文《退休后被确诊ADHD》)。一个工作中每天要跟许多细节打交道的人，因为不知自己患有ADHD障碍，居然用纸和笔在职场对付了几十年，还被同行夸为“精益求精”。得知他的诊断后，我暗自庆幸他是在医学“落后”的时代长大成人的，否则被带上了ADHD的帽子，自己多少会有点心理负担。
这让我想起几件往事。二三十年前，我们刚买了房子，为了减轻还房贷的压力，我兼职做了英汉口译员，除了普通话，也做上海话。有一天，接到从纽约州监狱来的电话，一位心理医生正在跟一名囚犯谈话，让我翻译。
囚犯是位上海老太，在纽约开了一家小超市，超市接受“粮食券”，为穷人提供食品。可这位大概是急于赚钱，违法让顾客用粮食券换烟酒。从她的叙述中得知不是初犯，以前已遭到过警告，由于屡教不改，最终被关进了监狱。
心理医生之所以要为老太做心理疏解，是因为她经常哭泣。心理医生怕她自残，也怕她自杀，给她贴上有“自杀倾向”的标签，让监狱严加监视。我直译了心理医生的问题，“你会伤害自己吗？”“你有没有自杀的念头？”
回答可想而知，老太说，“我又没有神经病，干嘛要自杀？”
一开始我也是直译，心理医生更紧张了，越是有神经病的，越不承认自己有神经病。我连忙解释，这只是加强语气的一种说法，跟真的“神经病”、“精神病”、“发疯”毫不相干。医生对我的解释半信半疑，又问老太，“既然你没有心理问题，为什么每天哭个不停？”
老太这下不高兴了，“我关在里边，还天天笑啊？我又不是那些老吃老做的罪犯，去监狱像是去娘舅家。我想想很后悔，而且我女儿一直怪我，心里难过啊。”这会儿，我明白不能把“娘舅家”直译出来，意译一下就行了。因为老太太的眼泪，她最终仍被诊断有抑郁症，医生让她服药，服药后能减少焦虑。
这个故事当年被我当作小插曲写进一篇小说，发表在《当代》杂志上。那段时候因为热衷于写小说，对做口译也相当起劲，那是让我接触不同社会层面、不同生活的窗口。写小说的三分钟热情过去之后，口译也不高兴做了。
另外的两件事是在职场遇到的。曾有名男同事，猛一看挺正常的，可这位大概是真的有ADHD，交给他的事几乎都不能完成，做一个小小的项目，他需要问无数次问题，而且问的问题是一样的，昨天问过了，今天又问。怕他记不住，帮他写下来，他仍旧问同样的问题。如此这般，搞得同事都很烦他。有一天开会，他突然大发脾气，指着同事破口大骂，意思是同事小看了他。
这位被领导警告，需要接受“情绪管理” (Anger management) 的治疗，以观后效。可惜他不久又大发脾气，这次对不起，他被解雇了，因为不适合团队工作。
另一名女同事，也是华裔，长得漂漂亮亮，白白净净，穿着时尚，可是只要跟她谈上一阵，就会发现她有点儿“偏执”，（上海人说的“一根筋”）。因为不是我部门的，见面往往打个招呼而已。不久得知，她被警察押出了办公楼。
起因非常简单，她觉得领导不公平，把美差都给了另一名同事，几次三番找领导抱怨。领导解释了多次，她却认为这更证明领导对她个人有反感有偏见。一天她又去找领导，最后失控，大叫起来，要给领导好看。这下算是威胁到领导的人身安全了，于是被押出办公楼，让她停职接受心理辅导。
心理医生的诊断是她得了“强迫症”(compulsive disorder)，加上又处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高潮期，草木皆兵。她带有恐怖主义倾向的言论也让她处于极为不利的局势，她的合同期一到就被解雇了。
医学的发达，确实让各种病症有了更精确更完整的分析和解释，这能帮助到治疗。但是，我觉得这些标签最好只留给医生去用。对普通人来说，用标签去解释一个人的言行，实际上是把人类想得太简单了。缺乏医学知识的普通人听到一个标签，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个人“能”做什么，而是这个人“不能”做什么。就像我，听到一个人有ADHD，就会推测这个人阅读有困难，记忆不准确，可是实际上，我家那位看的书远比我多，记忆也比我好。倘若我去看医生，说不定是比他更严重的ADHD呢。
因为标签令我更容易戴上有色眼镜去判断别人，我要谢谢大侠的提醒，“医生说的话不能不信，但也不能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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