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其结局可以用一败涂地来形容。这场战争打了20年，耗费高达2万多亿美元，两千多美国士兵阵亡，超过2万士兵伤残，最后一无所获，又回到原点。

为什么美国在阿富汗会失败？如果我们撇开技术层面的探究，其原因可以归为两点：一是现代战争规则的制约，二是对文明发展的认识有误。

先谈现代战争规则的制约。

为什么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其拥有的军事力量足以毁灭地球N次，足以击败任何第三世界国家的正规军队，如它在当年攻入伊拉克和阿富汗，轻而易举就击败了其正规军队，却对像塔利班这样的近乎是“乌合之众”的民兵组织束手无策呢？

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现代战争规则问题。所谓阿富汗是“帝国坟场”的说法，固然有过去英国、苏联和今日美国等“帝国”在阿富汗失败的例证，但这不过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文明冲突的现实和对战争规则的不同认知。

这就是：一支遵循现代战争规则的军队，无论如何强大，在以平民为盾牌，隐身于平民之中的抵抗运动，包括所谓的“游击战”、“人民战争”面前，都会束手无策。对方是亦兵亦民，出则为兵，隐则为民，你是动辄得咎，但有误伤，舆论哗然，军法追究。

当在一方的认知中，任何无辜平民都可以成为恐怖袭击的对象，并将袭击者视为英雄烈士，而在另一方的认知中，对平民的任何伤害都有可能面临本国的舆论谴责和军事审判时，则无论多大的军事力量的差距，实际上都会被这种道德规则的差距所抵消。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年成吉思汗西征，席卷欧亚大陆时，在阿富汗地区，并没有遭遇所谓的“帝国坟场”。因为据历史记载，当年的蒙古铁骑在征服中采用的是比今日恐怖主义更古老、更野蛮的战争规则。

可见，并不是美国没有成吉思汗那样的毁灭性力量，而是受制于当代战争规则和自我约束，不忍心为之而已。“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其实，塔利班对美国一直心存畏惧。即便他们已经进入首都咯布尔，不待美国大军离开，其主要领导人始终不敢在那里聚会，成立其政府。其原因无非就是他们明白，真的硬碰硬是打不过美军的，万一美国人改变主意，他们不但鸡飞蛋打，到手的胜利果实得而复失，其首领都可能被一网打尽。

再谈对文明发展的认识。

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具有一种历史的标杆意义，从文明冲突的层面看，它标志着现代西方文明在与古老的伊斯兰文明冲突中的一大挫败。这意味着，西方世界试图在古老的文明板块中，以直接的军事力量，按现代文明规则，来推行其文明模式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

阿富汗的战争失败,从文明冲突的宏观背景来看，也与美国和西方世界在文明博弈中的认识与选择有关。

在当今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三种文明形态的博弈：现代西方文明、前现代的世俗专制主义、和更古老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主义。世俗专制主义是一种较为接近现代西方文明的文明形态，然而在三方的博弈中，西方人不是与较近的文明形态结盟，却反其道而行之。

阿富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年苏联人在阿富汗扶植世俗政权，美国却不惜支持伊斯兰圣战者游击队，提供武器、资金和人员训练。有一张著名的历史照片，就是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会见圣战者代表，将之待为座上宾。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旋风行动计划为阿富汗的圣战者提供武装和资助，从最初的每年几十万美元，到1987 年增加到每年 6.3 亿美元。

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亲苏政权被推翻，最后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在内战中胜出，获得政权。结果如何？一方面导致阿富汗文明倒退，进入更黑暗时代，另一方面，那些圣战者们对美国并不感恩戴德，反而窝藏和支持基地组织，导致911事件的发生，美国自食其果。

试想，当初美国若不是如此操作，哪里会有911？哪里会有后来的令美国陷入泥潭、得不偿失的20年战争？倘若如此，则今日阿富汗与美国的关系，很可能会像其邻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美国的关系一样较为友好亲善。

还有，在中东地区原本存在一连串的世俗专制政权，包括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阿萨德。尽管这些政权有非民主、非人权的一面，但与极端伊斯兰主义相比，其无论在社会自由度、妇女解放、对西方文明的接受等方面要好得多。只要看看卡扎菲时期的女子部队和萨达姆时期的妇女生活图片，就可以看到，这些专制者是崇尚西方的。其实，假以时日，这些国家是有可能逐渐西化的。

对西方世界来说，这些世俗政权如同一道阻止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堤坝和屏障。可是西方人却有一种政治洁癖，硬是亲手将这道堤坝决毁，以直接的军事入侵，或鼓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将这些政权一一推翻，结果又是自食其果，导致原本受这些世俗政权压制的极端伊斯兰主义卷土重来，泛滥成灾，各派极端武装攻城略地，人民死伤无数，颠沛流离，大批难民涌入西方，曾经被解放的妇女又回到了全身黑袍罩体，中东地区百年来的文明熟化进程，几乎毁于一旦。

而那些被西方人从专制政权下“解放”出来的极端伊斯兰主义者，会感激西方人吗？非但没有感激，反而比那些被打倒的世俗专制者更仇视西方世界，更抵制西方文明。这就是文明的距离：一种更古老的文明对现代文明的排斥。要大于较为晚近的前现代文明对现代文明的排斥。

尽管一再遭遇挫败，西方人的这种认知和选择错误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即便到了今天，当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威权主义国家以非西方的方式对付极端伊斯兰主义时，西方国家仍然是选择站在后者一边，甚至为此不惜祭出各种极端指控。

为什么像萨达姆和卡扎菲那样的，在西方军事力量面前不堪一击的世俗专制政权，却能毫不费力地压制住令西方人束手无策的极端伊斯兰主义？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对不同文明规则的运用：一物降一物。西方人的那一套规则在极端伊斯兰主义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这样说，并不是说专制主义就不再邪恶，就不应当被取代，而是说，在这种新旧文明的三方博弈中，应当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不是反向操作，远交近攻，先去打倒那个较轻的“害”，导致一种更古老、更落后的文明形态取代一种较为晚近、较为进化了的文明形态。

文明的发展不能拔苗助长。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原本是从较古老的形态，进化到较现代的形态。从政教合一，到世俗专制，再到当代民主政治，这种政治文明的进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西方人在中亚和在中东地区试图以直接的军事入侵，复制西方政治模式，实现文明的跳跃，最后都以失败黯然收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的失败就是一个最新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