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中旬，我刚过完十三岁生日，还在上初中一年级，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学校也全面停课。一向天真活泼、积极上进我也和同学们一样，每天不是听广播、看大字报、参加各种游行，竭尽可能追着参观“红卫兵”们抄家、打、砸、抢后的战果展览，还学着电台、报纸、杂志上的语言写大字报，批判“三家村”、“四家店”在文艺战线上的“流毒”，最后，发展到写大字报实在无新的内容，就把平时在生活、学习中和同学们闹的小矛盾也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写，积极的很。

不久，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父亲还像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又被揪了出来，罪名还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漏划地主”，在单位成天不是灰溜溜地戴着“白袖章”挂牌子低头认罪、满大街游行示众罚站开大会批斗，就是无止尽地搞卫生扫厕所，身心受到极大的污辱，其况悲凉凄惨之极。

在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蛋儿混蛋”的年代，我自然成了“狗崽女”！

一些家庭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城市贫民的“红五类”同学，戴着“红卫兵”袖章，校内校外地“革命”，神气的很。而我，只能胆颤心惊、低调做人，生怕让同学们知道父亲的情况，更不敢申请参加任何造反组织，甚至在填“政治审查”表格时，还自作聪明地认为父亲曾经是省“建筑工程学校”的老师，便偷偷地把家庭成份从红色的“贫农”改为灰色的“职工” ，以遮人耳目。

在那些“革命”的日子里，奶奶成天提心吊胆，唉声叹气。母亲虽然出身贫寒，但也遭到父亲的牵连，在单位受人欺负，日子过的憋屈的很。因为害怕被抄家，母亲甚至把家里一切可能是“封、资、修”的东西都找出来烧、砸、毁坏掉，连我积存多年的的书画、杂志、小说也不放过。家里唯一，且每天都要用的，绘有龙凤呈祥图案的双料大脸盆终因是新买的，质量又好，母亲砸了很久，这东西也只掉了几块瓷，实在破坏不了，且也舍不得再砸，只好里外涂上红漆了事（这只脸盆我从“知青＂时代用到出国）。但奶奶结婚时陪嫁的八个小巧玲珑、透明雕花的鹅黄色“鸡蛋壳”茶碗，最终被她找岀来砸了个稀巴烂，且碎片还被分散扔的不知东南西北。奶奶为此心疼了好些年。

为了逃避学校和家里这些乱七八糟烦心事，当年八月，我和十个自认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同学，自动到近郊一个父亲是生产队长的同学村里参加双抢——“夏收、夏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