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去世了

妈妈这几年有了明显好转。能整天坐在那里，有时还能扶着走走，说话也逐渐能清晰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大家都觉得很高兴，每个人都希望妈妈能多活上几年。

然而，事情并不是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从九一年底开始，妈妈的情绪慢慢地变得低沉，经常一声不吭地坐好久，我们还以为她有什么心事。再过一段时间，连久坐也不能坚持，坐一会就慢慢歪倒。爸爸开始有点不耐烦：“你怎么变得像面条一样，这样软绵绵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妈妈变得完全不能坐了，整天躺在床上。爸爸这时才开始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他背着妈妈问我：“育林，你看妈妈这样了，该怎么办？”我早就注意到了这种退行性变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看来脑子里是有问题，恐怕是不行了。”我把大娘娘请过来看。她仔细看后也说：“看来大脑在萎缩和坏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看发展的快慢吧。大家尽心照顾就是，有些事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爸爸心里明白了，也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元旦后，妈妈开始陷入昏迷。后来连饭都无法吃了，爸爸只好用纸卷了个漏斗，把煨好的鸡汤慢慢从口里喂进去。大娘娘看到了说：“这样很危险！给昏迷的人喂东西很容易呛到肺里，然后就会感染发烧，很快就完蛋了。”于是，我们只好向医务室求救，每天给她输液维持生命。但每个人都明白：时间不会太长了！

春节前，妈妈开始出现褥疮。我和小樊赶快拿来泡沫，做成像游泳圈一样的圆圈，然后把我以前用过的大床单剪成一条条的，把泡沫圈包上，做成十几个大大小小的软垫，给妈妈垫起来。但效果并不显著。整个春节期间，家里都是处于沉闷和失望的气氛里。

二月十八日是元宵节。我带着江苏淮来到爸爸妈妈家。这些日子。妈妈已经陷入深度昏迷，而且有些发烧。但那一天突然变得非常平静，脸色也有点微红。看起来似乎明显好转。爸爸问我：“今天情况怎么这样好？”我没有吱声，脑子里有种不详的预感。现在好转没有任何道理，我想起以前人们常说的一个词：回光返照。

第二天清早，我刚到办公室，爸爸就打来电话：“育林，你赶快过来！妈妈好像不行了！”

我赶快骑上自行车，飞也似地赶到爸爸妈妈家。妈妈呼吸非常急促，有出气没有进气，心跳也非常紊乱，甚至时断时续。我赶快给大娘娘打电话，告诉她妈妈可能不行了。大娘娘急得在那里直跺脚：“天哪，今天有个会，我得过一会才能过来，怎么办哪！”我无可奈何地放下话筒。

爸爸说:“你去医务室叫个医生过来看看吧。”我出了宿舍大楼，刚走了几步，小保姆突然追了出来：“爷爷叫你赶快回去，妈妈没有呼吸了！”

我立即返回家里，妈妈呼吸突然停止了。我用手撑开眼皮，妈妈的瞳孔已经开始扩大。接着我又摸摸妈妈的脉搏。爸爸看着我问：“还有脉搏吗？”我随着妈妈的脉搏告诉他：“一下，又一下……没有了。”妈妈的体色已经开始发黄。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妈妈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

爸爸开始大哭起来。我赶快把爸爸扶到客厅里：“不要大声哭！妈妈现在还能听到，听觉是最后才消失的，不要打扰她，让她安安静静地走吧。”

我回到妈妈床前，朝妈妈鞠了三个躬。然后拔掉输液的针头，给妈妈擦洗后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再跑去医务室，几个医生正坐在那里聊天。我对他们说：“妈妈走了。”他们大吃一惊，有几个人赶快去拿药箱准备出发。我朝他们摆摆手说：“不用了，我已经把针头拔了，你们只去一个人把输液的一套东西搬回来，然后开一个死亡证明就行了。”

一个医生跟着我来到家里，看了看情况，给我们写了一个详细的死亡证明。她还想向我们解释什么，我摆摆手说：“不用了。我们都是懂道理的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这段时期有你们的关心，我们非常感激。我们绝对不会找你们任何麻烦。”

联系完第二天火化的事，跟两个姐姐和小林也打完电话，大娘娘也赶到了。她一看到妈妈已经去世，没来得及见上一面，就放声大哭起来。后来防疫站派专车去潜江接两个姐姐，大娘娘也随车去了。

大娘娘走后，爸爸哭累了在隔壁房间休息。我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妈妈的床前，看着她那用被单从头盖到脚的遗体，没有一点惧怕的感觉。就这样从下午一直坐到上半夜。我见过好多次死人，而这是我第一次亲历自己亲人的死亡，很多往事都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听爸爸讲过，妈妈年轻时到处逃难，大学学的是经济，但从事的是图书管理。一辈子胆小怕事，在外面从不多言，但文革期间仍然被整得死去活来。我不知道她会怎样评价自己这一生？幸福，还是不幸福？

到下半夜，大娘娘才带着两个姐姐赶了回来。天快亮时，小林和唐婴也赶到了。我们就这样一直坐到天亮。

早上，有几个以前跟妈妈特别好的人过来跟妈妈告别。八点，去火葬场的车来了。爸爸的学生李伯伯看到我们要把妈妈抬出去，就劝爸爸是否要等等。我们都摇摇头说不等了，随即把妈妈抬上了车开走了，把爸爸留在家里。据说我们走后不久，就有很多防疫站里的同事来我们家，有的还按照武汉的习俗送来一些被面之类的东西。但武汉还有个习俗：死人离开家后是不能给死者家里送东西的，好多人带来的东西又只好带了回去。这样也好，免得将来别人有什么事情，我们又得送东西回去。

料理完妈妈的后事，爸爸被小林带去平顶山休息了一段时间，换个环境适应一下。随后，爸爸给防疫站打了个报告，要求把唐婴从平顶山调到防疫站来。小林则自己找到母校的老师，也在武工大找到位置。年底前，全家都搬回了武汉。

小保姆依然留在家里照顾爸爸，而爸爸将面临一种全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