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 兵

年底了，厂里开始每年一度的先进工作者评选工作。一天傍晚，操书记把所有的班组长留下来开会，说是要评选优秀工人。我们这些从农村回来的人对此非常茫然，找了个角落坐下来。一会，就在领导的讲话声中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被身旁车工班卢班长的大嗓门吵醒了。一听，原来他正在推荐我：“……要是大家都像小江那样干活，我们一年的工作半年不要就能搞完。我觉得他能当标兵！”。大家一致表示同意。我赶紧把头低下，不过心里也觉得有些好笑：“要是像我这样就能评先进的话，那农民个个都是先进工作者！”

那时候的先进工作者没有什么物质奖励：既没有钱，也没有奖品。就是发一张奖状，有时还发一本鲜红的笔记本。所以谁也没有把这当回事，过两天就忘记了。

年底，厂里比较忙，经常加班和上深夜班，就是从晚上十二点干到清早八点。一天清早，我刚下班，正准备回家，厂门口有两个人好像已经等了好久，走上前来就问：“你是江育林吗？”。我刚点了点头，那两个人就赶快把我紧紧地拉住。仿佛一松手，我就会飞走似的。搞得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原来，我不仅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而且被推选到二轻局，然后被推荐到武昌区委当了模范人物。武昌区委在武昌最热闹的司门口有一长排宣传栏，要在那里挂上“先进人物”的照片。而那几天我刚好天天在上深夜班，区委的人来工厂几次找我想搞张照片，但都没能找到。再不找到我就来不及了。所以他们才显得如此着急！要不怎么今天清早就堵在工厂门口，要把我“押”到照相馆去照“标准像”？

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被他们糊里糊涂地带到一个照相馆。由于干了一晚上活，人一脸的容倦，头发也是乱蓬蓬的。照相馆的师傅拉着我洗了个脸，让我清醒清醒。然而头发怎么也梳理不顺。他看了半天，顺手把自己头上的帽子取下来戴到我头上：“这样差不多了吧？”。大家看看也凑合，我就这样被照了一张“标准像”。

 1975年照的“标准像”

几天后下班回来，刚到家，就看到门口贴了一张大红喜报。我还没进门，妈妈就高兴地迎了出来。原来下午，操书记叫一帮小年轻开着小车，敲锣打鼓到优秀工人的家里送喜报。先到了妈妈上班的图书室，妈妈刚好回家了，他们又一窝蜂地跑到我家里，把大红喜报贴到家门口。把隔壁左右都惊动了，搞得好不热闹。爸爸妈妈也得意了一把，那天真的高兴极了！

春节前，武昌区委召开先进代表大会。顺便给我们这些代表会会餐——在那个年代，能吃上几次好饭菜就是很好的待遇了。由于“大战四季度”，我天天下半夜上班，白天根本没有精神，坐在大礼堂里一下子就睡着了。可能睡了有一个多小时吧，猛然醒来，发现有人正看着我。我吃了一惊，赶快坐起来一看，天哪！这不是在武昌区委党校劳动时见过的那个区委书记吗？我被吓醒了。立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区委书记倒是乐呵呵的：“嗨，你睡得可真香啊，一个小时动都不动一下，昨晚干什么去了？”。我小心翼翼地回答：“对不起，昨晚我上深夜班。”“喔，这样啊。那你继续睡吧，没事。”。嘿嘿，他倒挺豁达的。我的瞌睡早就被吓醒了，哪里还敢继续睡。

晚上开完会，我又来到车间。王书记很紧张地跟我说：“你们班上有人在闹意见，你要有思想准备啊！”。我感到很奇怪：会有什么意见？笑了笑，就走进部件班。刚一进门，原来闹哄哄的声音立刻安静下来，大家一声不吭地低头干活。过了一会，有人在背后咕噜了一句：“他是先进，就叫他一个人干活好了。”我回过头来一看，是黄师傅在那里满脸怨气地发牢骚。我不由得笑了起来：“行啊，你们谁不愿干活就回家，我来做，不就是十九个人的活吗？我一个人干得下来！”大家都呆住了。仔细想想也是，那个年代，十几个磨洋工的人能干多少事？碰见像我这样的“拼命三郎”根本不会放在心上，无非就是多干点活而已。于是，他们的嘴闭上了。王书记过来看到大家都一声不吭了，很奇怪地问我：“你怎么把他们搞得服服帖帖的？”。我看着王书记，一句话也没有说。是啊，多做事，少说话。大家拿的工资都是一样的，只要你做的事情比他们多，他们还有什么说的呢？

就这样，从厂里到轻工业局，再到武昌区委，一九七五年我拿了几张奖状，获得一堆笔记本——这就是对我一年工作的奖励。但我挺知足，我感到自身的价值能够被别人认可。原来工厂和农村一样，只要你好好干活，平头百姓对你的“家庭成分”也并不是那么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