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参加了河南省委省政府委托河南省社科院对全省艾滋病防治与帮扶工作的调研，这给了我进入艾滋病疫区的机会，并由此申请国家社科规划课题《社会学视角下的河南艾滋病村、艾滋病人群及相关政策研究》获准。这项阴差阳错侥幸被批准立项的自选国家课题，至今不予结项，个中艰难曲折，非个中人难以想象。但它毕竟使我有了相对独立自由的研究空间，“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地深入河南艾滋病疫区现场，做了6年田野调查，见证了这一时期艾滋病的肆虐蔓延和一段惨绝人寰的悲剧历史。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这是我的幸运。

  当我终于有机会进入中原艾滋病疫区调研时，我尽可能地走到了我能够到达的地方。

“绕场一周”，最终在周口市沈丘县白集镇银庄（学术化名）站住了脚。并将它作为我的重点调查村。这是一个典型的艾滋病高发村。这个大约2500人口的村庄，有400多人感染艾滋病，当时已经死亡100多人（2004年）。银庄行政村包括4个自然村：栗庄、滩头村、莫庄、小印庄。

1.   艾滋病人的葬礼

  这是一个死亡之地。我和这个村庄的交道从死亡开始，从此结下生死之交。

    2004年冬季。刚刚下过一场大雪，中原大地银装素裹，远远望去，村庄很美。走近了，才会发现，这是一个被坟墓包围着的村庄。走在乡间小道上，两边是白雪覆盖的麦田，麦田里凸长出一个个白色的坟包，一直长到村子里边，长在庄户人家的房前屋后。走进去，村子里道路泥泞，不少院落人去屋空。偶尔有鸡狗觅食游荡，也是悄无声息。整个村庄萧疏破败一片死寂，“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唯有一幅幅标语，仿佛沉默的表达。2003年白集镇党委政府一份艾滋病疫情报告中写道：“真是地里坟头满，村中无鸡鸣。”

  在这里，我亲眼目睹不幸的人们一个个死去，和乡亲们一起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

  老四昨夜走了

  2005年12月的一天，一早接村主任栗卫华的电话：老四不行了。

  赶到老四家，一进门，两个带孝的孩子冲我当院跪下。当屋一口黑色棺材，老四昨夜走了。赶快扶起孩子。刚起身，却见另一个更小的，才刚刚蹒跚学步的小小孩童，也冲我单膝跪下，一脸稚气地严肃地仰面望着我，真是令人心惊心痛！身不由己也跪下了，一把将孩子抱住。忍不住眼泪就下来了。孩子的奶奶老三家媳妇赶忙过来扶起我们，说，这孩子送他四爷哩，见人跪多了，学哩……。说着背过脸去拭泪。这孩子是老四的三哥家的孙子，老三早已不在了，是村里最早死去的艾滋病人之一。

  老四是六弟兄中第二个死去的艾滋病人。现在除了已经去世的老三，老大、老二、老五、老六，都来为兄弟送葬，他们都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80多岁的老母亲躺在床上，向我诉说老四临终情景：“……他脖梗硬着，动弹不了，眼看着一口痰憋得出不来气，我就给他擦嘴，想叫他多喘一口气。他一口咬住我的手指头，死活不松口，咬撕下去一条肉，到白集镇医院缝了十来针。……他那脖梗咋就又能扑楞了呢？他难受，他舍不哩走……。”老人给我看她包裹着的手指，斑斑血迹透过棉纱。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感染艾滋病毒？似乎没有人顾得上想这个问题。前几日因为父亲病危回来过的正读研究生的大儿子已经回学校了，家人说：孩子才走，没有再对他讲，怕耽误他学业。

  东南地四个人正在打墓，远远望去，打墓人身小如蚁，但目标清晰，冬日空旷的麦田里，只有这四个人。还有散落在各家各户责任田里的坟头，格外扎眼。为我领路的村民栗现彬说：“就他几个能干动了，每次打墓就他们几个人，村里没有劳力。小的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有病，不能干。抬棺的都是些上年纪人，年轻些的人身体都有病毒。”

  ——你呢？也有艾滋病吗？问他。

  没有艾滋病，但是有乙肝。没卖过血，因为验不上，卖血时候查出来乙肝。——不是说乙肝血更贵吗？又问他。

  “乙肝血也验不上，达不到人家的指标……” 他很熟练地说出一串乙肝血指标要求，就像当地艾滋病人熟练说出一串有关艾滋病的检查指标。然后问我：“国家光管艾滋病，不管乙肝么？我这乙肝病也是不能干重活哩！困难哩很，不然也不会想着去卖血，还卖不上……”。

  栗现彬给我指看一片片坟头，说：“都是这几年死的，都埋在各人的责任田里，原来这庄稼地里哪有坟哪？这些、这些，那里、那里，都是艾滋病死哩！外边记者不知情，拍照的是老祖坟，这些才都是艾滋病新坟。”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栗现彬实际也卖过血，卖单采，也卖全采，“后来不用化验了，’胡采不验’，没有感染艾滋病是他运气。”而此时的栗现彬却似乎为不是艾滋病感染者而懊恼，因为他不能享受“艾滋病待遇”。

  走到跟前才看清四个打墓人中有村主任栗卫华的弟弟栗勇。他依然那么一副调皮玩世不恭的姿态，一边挖土一边对我笑说：“刘老师来看我们战天斗地！”大概看我表情太严肃了，他神情也黯淡下来，说：“俺人已经习惯了……。”

  刚挖开的墓坑留着半边坟头，墓穴里，已经有一口棺材，棺材里躺着老四的媳妇，她已经在这里沉睡了五年，现在，她的丈夫就要来跟她团聚了。都说老四家人品好有文化，贤德友爱，中学毕业，都为她惋惜：“只卖了半个血，舍了一条命。她身体’瓤’（弱），抽血到一半抽不出来了，算半个，得了20元。”

  这一天，风很大，顺风，远远听得村子里老四家下葬前的仪式正在进行着：喊魂、开棺、开封、起棂、摔老盆……。又见远远的，送葬队伍缓缓走向墓地。前面有人漫撒纸钱开路，女眷们哭天抢地，男人们默默前行。道路泥泞，这支黑白相间的队伍走走停停，渐行渐近，哭声雷动。下葬时，老四的儿子在父母的坟墓前长跪不起，陪伴一旁的婶娘说：“可怜孩儿们，正该成媒时候没有了爹娘……。”

  送葬归来，一个老婆婆候在村头，她拉着我的手仰脸问道：“几个孩子没爹没娘了，咋着（怎么办）哩？奶奶八十多了，日子咋过哩？” 这是小冉冉的奶奶，头一天我们刚刚埋葬了她的儿子栗建军。（田野手记20051210）

  在栗老四的葬礼上，我拍下了第一张艾滋病疫区送葬现场的照片。照片上，年轻的村主任驾辕，双目紧闭，任凭送葬的人群簇拥着棺木前行；老五似乎已经傻了木然跟在他四哥的灵柩之后，老五妻小美走在送殡队伍的前边迎着寒风泪流满面。就这样，中原冬季的旷野上，男女老幼一群人惊天动地哭号着行走在茫茫苍穹之下，那场面至今令我震撼。我给照片命名：《血殇》 。

  栗建军靠在老母亲的怀里迸出一句黯哑的话：我舍不下孩子

  老四坟墓不远处，小路北边的一座新坟，就是埋葬老四前一天，2005年12月9日下葬的栗建军的坟墓。

  栗建军死在我看望他之后的第三天。当时他靠在老母亲的怀里。他病发咽喉，发声已经很困难，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迸出一句黯哑的话：我舍不下孩子！建军的妻子已经因艾滋病两年前死去。栗建军的坟墓，也是半边土干半边土潮湿着，标示出是夫妻合葬的新坟。

  栗建军去世30岁刚刚出头，在他的葬礼中，他6岁的儿子小云鹏尽人子之孝。第一天这小小人儿眼泪汪汪跪在父亲灵柩前为吊唁的人们叩头，第二天在长辈的帮扶下为掩埋父亲培上第一锨土。

  栗老四和栗建军，两家都是“合葬” 。他们的妻子都已先他们而去。他们和她们，身后都留下年迈体弱的亲娘，和未成年的儿女。

  就是这一年的冬季，我在银庄第一次看到人们挖开已经埋葬了一口棺木的坟墓，把另一口棺并排放下，再用木楔使他们“牵手”。重新封起来的坟墓半边干半边湿，仿佛一对对夫妻在诉说他们阴阳两界悲惨的故事。举目望去，周遭连成一片的坟墓间，干湿两半的坟墓不止一座两座，不知又有多少孩子没有了爹娘？

  兄弟情深：我在手上拴根绳子，要我哥拉着……

  在栗建军的葬礼上，遇到栗建军的弟弟栗扩军。栗扩军在广州当兵，赶回来为哥哥奔丧。栗扩军说——

  5号接到家里电话，是堂哥打来的。——还欠堂哥5000多元钱，这次哥哥治疗又花了1万元，没有钱又借堂哥的，才跟我说。——我才知道哥不行了。我7号下午4点赶到家，就是前天晚上回来的。哥哥等着我回来，我回来的第二天上午哥哥就走了。这次哥说：“以后孩子拖累你了。”两年前嫂子走时说：“兄弟，实在不好意思，把你花空了。”嫂子死在广州，我在广州当志愿兵，哥嫂一家来广州卖水果，他们发病治病没少花钱。这几年大约补贴哥哥3万元。嫂子病在广州，最后治病花了8000多。我老婆说：“你对你哥比对我还好。”我说：“那没办法，他是我哥。”我守我哥一夜。我妈让我去睡一会，我不去，我就是回来守哥哥他哩！坐一路车，火车、汽车、小三轮，实在太累了。我在手上拴根绳子，要我哥拉着，我说我要睡着了你就拉我。我一直守在床边。现在我哥不在了，他终于解脱了。

  我不能忘了哥哥，给我寄过500元，虽然我当时又寄回去了，因为知道家里实在太穷。那是1993年我考上了徐州空军后勤学院中专班。家里的老宅可以说是全中国最烂的。我父亲1989年死于冠心病 ，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穷得很。1985年盖房子，一头驴卖了160元买瓦，还差60元买不起砖，盖成土坯房，3间，之后又盖了偏房，我当兵前就塌了，倒掉了。我上高中一年后当兵。我初中时是重点中学前三名，88元学费全免，一位老师替我说话，学费免了，我感激他一辈子。但当时我什么都没说。当兵后考军校，前几名。现在是七级军士，业余在广州中山大学学习法律，我要报考律师，我一定能考上，一定要考上。

  在广州有几个老乡朋友，过去常一起聚聚。自从嫂子在广州生病，电视台采访之后，大家都知道了，他们都不与我联系了。艾滋病，都害怕。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把老母亲带走，她高血压、心脏病，我要照顾她。但她走了，这几个孩子怎么办？都带着我负担不起，我这几年没有积蓄，我自己还有一个小孩。临走时要给几个孩子作艾滋病检测，起码以后他们到舅舅家去人家放心。（田野手记20051209）

  在栗建军的葬礼上，栗扩军看我在抄写礼单，就说刘老师需要就把礼单拿去吧。礼单写在小学生写大字的练习本上，上面记录着乡邻们送来的5元、10元的礼金。之后，扩军又找我抄礼单，他说：“人情要记下，日后好还礼。”栗扩军要回部队了，又说走前还要和窦楼村的舅舅一起给三个孩子作艾滋病检测，一个月前已查过一次了，都没事，再查一次好放心，“我放心，舅舅家也放心，以后孩子们好去玩。”

  后来，听说扩军转业了，本来想回到县里谋一份差事，离家近些，好照顾家事，但是终于没有谋到，“现在都靠关系靠钱，咱没有关系也没有钱。”于是又回到南方打工。

  2008年初春，我又在村里见到栗扩军，他回来给母亲奔丧。他说，冬天冷，今年接母亲到广东惠州去住，生病了住当地人民医院治疗，花1万多元，那边看病太贵。实在是拖不起了，才花5000元包个车送母亲回来看病。回来看病又花1万多，一共花了3万多，“一年挣的花完了。”家里没人了，孩子们太小，母亲回来住姐姐家，十五（农历二月）病重，“不中了”，才从姐姐家送回来，人临终得回自己家，总不能死到别人家。回到家，当晚咽气。十六埋了。“解脱了。”栗扩军又说。

  他要接哥哥的儿子小云鹏到他那里上学，“这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在这里逃课，上网吧，接到那边看紧点。冉冉就留下了，实在负担不了，拜托刘老师费心。”当时，我已经联系台湾关爱之家在银庄开办孤儿院“希望家园”，由栗可昆具体负责。栗建军两个孤儿冉冉和云鹏都被收养入园。我跟扩军说，可昆两口子很好很尽心，孩子们照顾得都很好，你就放心吧。

  栗扩军说：“还想继续考律师，大专证交到中山大学法律系办自学考试本科证，搞丢了。想继续考，但是现在生活负担重，净顾着开车打工挣钱，精力不比从前了。”（田野手记20080325）

  银庄人很重亲情，很多弟兄们都像扩军建军弟兄这样，幸存者抚养照顾不幸去世的弟兄们的遗孤，天经地义。

  诸老五死得很急很快，三家孩子没了“偎头”

  在艾滋病疫区，死亡已成常态。第二年，2006年春节前夕，我又连续参加村里两场葬礼。

2006年1月26日一大早，栗卫华来说：滩头村诸老五死了。诸老五死得很急很快，眼看着一个人身体很棒，一发病，说不中可不中了。有人说跟“7.15”事件中“被抓一家伙”有关系，受惊受凉了，这是发病的诱因。卫华说：“诸老五兄弟5个，除老大两口，其他弟兄妯娌8个人都卖血感染艾滋病，老三夫妇、老四夫妇都死了，各有两个孩子由老五收养，现在老五一死，等于三家孩子都没偎头了。老二家太难，自家都难顾住，他两口都是艾滋病不说，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也艾滋病，儿媳死罢了，又来一个还是艾滋病。”

  诸老五死亡时36岁。就在此时此地，我第一次听到中原农村那个令人心酸心碎的民间词汇：“偎头”——诸老五的英年早逝，不单使他自己的一双儿女没有了父亲，还使他原先抚养照顾的已经先他而去的三哥嫂、四哥嫂家的几个孩子，也没了“偎头”。

  伏地痛哭的儿子和父亲一样，也卖血感染了艾滋病

  第二天，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除夕前一天——这年没有年三十，我又和村民们一起埋葬了他们的乡邻栗全营。栗全营兄弟4人，当年全是献血员，3人感染艾滋病，只有老大年纪太大只卖过全采没有卖过单采，没有感染艾滋病。栗全营是三个艾滋病弟兄中死得最晚的一个。这时候为栗全营送葬的儿子伏地呼嚎痛哭不已，儿子和父亲一样，也卖血感染了艾滋病。

  “百岁老人”栗郭氏的葬礼

  这年冬天，银庄村最年长的栗郭氏也去世了。有人说她享年98岁，有人说100岁、106岁，人称“百岁老人”。栗郭氏也是村里最年长的“无名者”， 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栗郭氏是她户口名册上的一个符号。

  栗郭氏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跟前二男二女，也就是栗郭氏的4个孙子女，全部卖血，3个感染了艾滋病。大孙子跟前一儿一女，也就是栗郭氏的重孙子女，栗郭氏四世同堂。现在孙男弟女都来为她奔丧。在老祖母的葬礼上，栗郭氏的老二孙子，显得格外孤独落寞。

  ——今年多大岁数了？问他。

  答：45岁。

  旁边一邻居说，都多少年了还45哩，小50啦！

  ——咋染上艾滋病毒了呀？

  献血。1995年，1994年，就那两年染上的最多了。

  他指着旁边一座破屋说，那是俺叔的屋，艾滋病死罢了，他也是没寻上打一辈子光棍，家里没人了。去年在那屋喂4只羊，别人看俺家困难，送的，从小养着，拴屋子里，没有院子，长恁大了，叫偷走了。大牛也有人敢偷！杨楼村的，牲畜都得跟人住一块，贼把门别开，牛偷跑，人打残坏！

  栗郭氏用一个孙女“转亲”为大孙子换回一个孙媳妇。现在这个孙女也回来为奶奶奔丧。她说：俺小哥没寻上，俺小大（叔叔）也没寻上。就是没寻上，才想这个办法。

  ——想啥办法？

  卖血么！不就是因为穷么！

  ——你当时卖血了没有？问话已经不像初起时那么忌口，直截了当。

  “ 卖了。那时候都卖。”回答也直截了当。

  ——感染病毒没有？

  她倒犹犹豫豫起来：……有吧。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检测没有？确证没有？

  ……我，没有。检测过。

  ——没有病毒，万幸啊。

  我能体会她回答我话时吞吞吐吐的那种心理。当地一些卖了血没有感染艾滋病的人并不感到幸运反而有些懊恼甚或“理亏”，因为不能享受艾滋病的优惠政策，“遇事”也没有感染者“理直气壮”。这种穷到绝境“艾滋有理”的人的心理，不到现场，无法体会。

  ——说你是换亲……？

  避开尴尬，换一个话题。

  答：不是换亲，是转亲，几家子转的。叫我“转”到土楼，离这有四五里地。

  ——你当时怎么想的？

  那能怎么想？俺哥不是寻不上么，俩哥都寻不上，眼看大哥都30多了，我不是看老人一心作难么，可怜俺奶，可怜俺娘，可怜俺爸，给俺哥换回个嫂子，让俺哥有一家人家不就齐了么！

  ——你现在过得好吗？

  我过得也不好，命运赖。

  ——咋回事？

  两个丫头没有儿子！

  换回来的孙媳妇王秀平，这时说：一想着俺闺女出去打工，心里就不是味儿。家里穷，上学先顾男孩儿。闺女为上学哭几回，10岁才去上学，上到初一，学习成绩好，可没钱没法上下去，退学到广州打工去了。现在家里生活、儿子上学，就靠俺娘俩干活挣钱。他爹有病不管干。

  ——啥病？

  还能啥病？艾滋病呗。大我十几岁哩！

  ——你呢？身体还好吧？

  我也卖血，也有病毒。

  王秀英的婆婆栗郭氏的儿媳说：你看难不难，这一圈子！我70多了。原先俺一家4口：俺老两口、俺娘、俺这个“没寻上”的老二儿子。俺娘成天躺床上屎里屙屎里尿，弄哩哪哪都是屎，100多岁。现在俺娘走了，冇（剩下）3口人，俺这个孩子娶不上媳妇跟着俺过，还有病毒。那时候都卖血，死的死了，不死也是一身病！看看这房子破屋漏顶！难得很呐！

  ——老人究竟活到多大岁数啊？

  “110岁。”栗郭氏的大女儿回答很干脆。比我之前听说的岁数还要大。百岁老人的大女儿也是80多岁的老人了，她掀起母亲脸上的被子让我看，栗郭氏的白发依然凌乱，面容苍老却是舒展，我想到栗扩军说的“解脱了”。我曾经见到她坐在自家门前愁眉苦脸咳个不停，仿佛被无尽的忧愁卡着压着，死后的老人，安详平静。

  我想如果没有艾滋病，此地当是长寿之乡。尽管这里人们活得如此艰难。

  栗郭氏的大女儿跟我说，娘家人很多，待不起客，晌午人家都没来。现在来人不多，过一会人就多了。

  村主任栗卫华向我解释：咱村出殡都不待客了。艾滋病人太多了，艾滋病牵连的户数也多，待不起客，所以就都不待客了。大家也都理解这个事，都同情艾滋病村艾滋病人困难，来，都是帮忙。“礼钱能收千把块钱，不够办丧事，出殡需要2000多元。对他们家是很大负担了。”

  虽然不待客了，但“礼数得到”。得等娘家人都到了才能出殡，这是“出殡埋人的规矩”。来客中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说是娘家人，他说：“亡人了，得来人，规矩不能破。年轻人都打工去了，忙，我就来了。”葬礼开始了，孝子贤孙跪倒一片，栗郭氏80多岁的大儿子哀哀哭号着“我哩个苦命嘞亲娘哎——”一跪三叩首。墓葬前，两个“谢客”（懂得丧葬礼仪的人）带领行“谢客礼”，颔首屈身向死者默哀致意，行礼跪拜一丝不苟，表达了民间百姓对生命的珍惜对死亡的敬畏。

  生死患难中最见情义。许多家庭只剩下老幼妇孺，人们相帮相扶着才能把日后的光阴走完。每逢发丧，村民小组长都会在村里吆喝：埋人哩，老少爷们都来搭把手吧！无论力气大小，能到场的都会到场，一起把先走的人“送到地方”。退休老教师诸恒昌手把手教授未及涉世的年少孝子丧葬礼仪，认真登记邻里乡亲送上的5元、10元“祭礼”。年长者教年幼的孩子铲下第一铣土，把年轻的父亲或者母亲安葬。葬礼桌前，人们向我讲述着一个个悲惨的故事。

  那天村口碰到放羊的老教师。他唤住我，送给我一首写在香烟盒纸背面的诗：

  赠访者                               

  科学滞后顽疾先，

  艾滋猖獗人命惨。

  新坟连着新坟起，

  遗弃老小哭苍天。

  人间恰遇英明主，

  派来天使访灾难。

  安得玉宇尘埃净，

  万民顶礼颂德衍。                                       

  这首诗显然是赠给我这个“天使”“访者”的，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认定“天使”是“英明主”派来的。诗的前半部描述“艾滋猖獗人命惨”很真实具象，他把原因归咎于“科学滞后”；后半部把解救灾难的希望寄予“万民顶礼”的“英明主”的“德衍”。

  诸恒昌当了一辈子乡村民办教师，大批民办教师转正时，他没有钱也没有关系，直到退休也未能转正，至今身份依然是农民。但这不妨碍他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角色，他是这里文化的传承人。他的这种观念，在河南民间社会很有代表性。河南地处中原，历史上长期处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位，忠君惟上的正统观念影响很深，流行至今的“反贪官不反皇帝”正是这种正统观念的反映。这里的百姓对官，又恨又怕又离不了，再苦再难再冤屈，他们相信有一个“上层青天”是好的，“会还我们一个公平公道”。

  从2004年那个寒冷的冬季，到2010年炎热的夏天，6年的时间里我许多次往返于中原大地上的村庄，一次次行进在送葬的队伍中，和乡亲们一起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行进在乡间送葬的队伍中，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体会到一种“历史感”，我清晰地意识到我正在历史中行走，我正置身于一场人间灾难，一场人类的大事件。行走中我一遍又一遍追问：历史到底在诉说什么？我一遍又一遍思考：人类究竟在期盼什么？同时追问自己：你到底为了什么？

  我决定记录这段我正在亲身经历的历史，体察它厘清它。记录历史为了反思历史，反观历史为了不再重蹈覆辙。走过历史，记录历史，书写真历史，研究真问题，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