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机会读到卢梭和梁实秋的这些有关文字之前,我也一直意识到探索自我的重要性。但是生活在瞬息即变、五光十色的二十世纪里,我却找不到时间去探索自己。
在我有能力去有意识地作周密的逻辑思维之后,至今我觉得只有两个阶段最适合我用来探索自我: 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后阶段 —— 大约 七十年代初到中期,即“文革”的相对稳定阶段; 另一个是到了南澳之后,尤其在周末。
最近,我曾将所写的关于“散步”的那篇散文出示一位友人。他读完 之后,对我所写在 “文化革命” 中两段散步的情景表示疑惑: 怎么可能当时的社会如此动荡不安、变化激烈,而我在散步时却能内心如此平静地观察自然、解剖自己? 其实,他不知道那两段文字的原稿正是在当时散步后记下的真实心情; 他更不知道只要能做到精神超脱,是能够做到“闹中取静” 的。晋朝陶渊明诗曰: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唐朝韦应物诗云: “满郭春风岚已昏,鸦栖散吏掩重门。虽居世网常清净,夜对高僧无一言。”这两位一千多年前的大诗人早已道破了超脱尘世的奥妙。
“文化革命”初期,国家政局动荡,我的家庭也与全国千万个家庭一 样受到影响: 批斗、抄家、财产没收、扫地出门、政治上一败涂地、经济上一文不名。在刚进入成年的我的思想上当然曾有过震动及不安。但是久而久之,特别是觉得现实中的丑恶和不平已无望再改的时候,我倒反而万念俱灰、死心塌地、麻木不仁起来,于是就进入了能够意识自我的阶段。
记得大约在一九七 O 年前后,我翻译了第一首英文诗:华滋华斯的《黄 水仙》。以后,边找短诗边翻译,每年总译成六、七十首,这样延续了七 年,直到“文革”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