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我的音乐启蒙人不是别人,正是全家最不懂音乐、对音 乐最不感兴趣的爸爸。五十年代中的一天,爸爸忽然买回来了一架电动留 声机 —— 那时在上海,电动留声机是一种奢侈的家用电器 —— 和一叠七 十八转的苏联胶木唱片。我至今都不知道那时父亲为什么这么做。
电动留声机及唱片就放在父亲楼下大书房里,我时常去摆弄。一开 始当然是被它的机械性能吸引住了,因为不用像我家早有的那架手摇唱机 那样放一张唱片就需摇十几转。何况,通过收音机播出来的音乐声,也比 手摇机那种单薄沙哑的声音要好听得多。听得多了,渐渐地,从对机械的 兴趣转到了音乐本身上。
记得那年代,上海电台中尚有外国古典音乐播出。我至今还记得中 午十二点多有一个外国轻音乐节目。回家吃了午饭,我总要听到最后一分 钟才离开家去上学。下午四点多,又有一个更严肃的古典音乐节目,我就 在父亲书房那张双面有抽屉的柚木大书桌上做功课,一面听收音机中的音 乐。那时收音机也是奢侈品,我自己房里只有自装的矿石机 —— 可能现 在连三十多岁的人都不知道那种简单、原始的、用耳机才能接收到电波的 玩艺儿是什么东西了。那时听音乐,尤其是大部的交响乐,简直如堕五里 雾中。但边做功课边听不甚解的音乐倒不至于影响学习,就像一边看书一 边听别人在讲听不懂的外语不至于会影响看书一样。而我现在动笔写东西 或看书时非有音乐在耳边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
这样听音乐我听了四、五年,直到进了大学遇到了一位同学夏君, 才真正进入了音乐之宫的大门。夏君家境并不佳,但是可能受了其兄的影 响,早就入了音乐的大门。我还记得首次听他如数家珍地讲起一连串外国 作曲家及其作品和演奏家、乐队的名字时,我真暗暗敬佩而又吃惊。特别 听他说起亲耳听到捷克爱乐乐队和苏联国家交响乐队来沪演出的实况时, 我真有种遇到见过基督显灵的教徒或者朝见过列宁的共产党员那样的敬畏 感。(注 1) 我们一起去买唱片,听音乐——那时既有上海交响乐团星期音 乐会,又常有外国音乐家来沪表演。毕业之后,就因为音乐作媒介,我们 还几乎每周都在我家或他家听唱片,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