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国外出之后,我奔波于东西或南北两半球之间,好象曾给老李写过一封 信;他似乎也有一、两封信寄来,但都未保存。在家信中,父母倒常提起老李, 说又请老李帮助做了什么事,还告诉我老李的生活及身体情况。说他年纪大了, 身体已不如前,近来发过心脏病,又有肺气肿,送过急诊,住过院,大概是抽 烟太多的原因。还说他们给了老李一些钱让他买些营养品,补补身体。
我在家信中说:“老李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没有抛弃我们,这是很难能可贵 的。患难之中最能见人心。我一生中最珍贵患难中保持的友谊。现在我们的条 件改善了,不能亏待老李。即使老李那时不忘记我们,是有物质企求的,现在 我们也不能让人失望,这就是所谓厚道待人。”
然而我远在万里之外,终究不能真正对老李有具体照顾。记得出国之后我 还见过老李两次,可能分别在我头两次回国时,也可能都在我头一次回国时。
只记得第一次是在医院观察室中,老李因心脏病复发送去医院抢救,我正 好回国,就带了水果和钱去看望他。他穿着中山装式旧棉袄,斜靠在床上,面 色蜡黄,十分难看。我握着他的手,没有与他多谈,怕他累了。
第二次是在他家里,可能就是那年他出院之后。这是我认识他近二十年第 一次去他家看他。老李住在华山路,在上海滩上很普通的一幢弄堂房子的亭子 间中。房间窄小,窄而长的一条,只有七、八平方公尺大小。房内除了一张床、 一张小书桌和一把椅子,别无他物。我带了些东西和钱去看他,还特地送他一 枝从澳洲带去的笔。(注 2)他很高兴,说以前写字的旧笔刚刚坏了。他让我坐 在房里唯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床沿上与我谈话,面色还是那样蜡黄而难看。 我起身告辞时,老李坚持下楼送我到后门口,这就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回澳后,家信中仍时时提起老李,讲他身体时好时坏,后来他让一个弟 弟住在他家照料他。不久,父母信中就报告了老李的死讯,还说老李追悼会上 有我父亲写的“李伯雄先生追悼会”的大横幅及一付挽联。回想起我们刚认识老 李时,父亲正病重垂老,是老李来服侍我父亲的。现在,经过十年“文革”的折 磨,我父亲倒仍然健在,而老李却已先走。这真不能不相信命运的安排了。父 亲在给他的挽对中也正含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