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一章

外公、外婆及其他

十七、最后的日子

徐家祯

          外公、外婆从正屋搬到厢房里去住之后，我们还到杭州去过几次，但住 在外婆家的次数少了起来，大半住在旅馆。这跟大舅的子女都逐渐长大、人口 多起来了大概有关。另外，外公、外婆被赶出正屋，我们却住了进去，心里怎 么会安?

          然而，我们每次去杭州，总常去外婆家坐，也在大舅处吃饭。但我记得 那时好像外公、外婆已独立开伙:菜让大舅用的女佣买菜时带来，烧煮则由他 们自己料理;或许也有那位佣人帮助，但吃则在厢房里吃，不能跟大舅一家“革 命群众”同桌。我们在正屋饭厅时团团围坐着吃饭时，外公、外婆常已吃完了他 们的简单饭菜，然而他们并不进饭厅来，只在走廊上走走、坐坐，等我们吃完 了去跟他们谈话。看到两位古稀老人受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我们怎么会心安?

          那时我与妹妹已二十出头，弟弟也都在中学念书。我们可不管外公、外 婆是地主还是农民，照样去他们房中坐，但是，外公、外婆总一定不再有心情 讲故事了。

          我父、母也丝毫没有把外公、外婆当“敌人”对待。我们出门游玩或吃饭， 外婆一般总归同往。外婆身体一直很健，但那时不知为何双手抖动起来，于是 两人的家务事，倒反外公做得比外婆更多。外公是个意志坚定、忍耐力甚强的 人，遇到任何挫折，我没有见他抱怨过，只是板着脸默默忍受。这点，我也有 点象他。而外婆，则常要罗嗦几句。尤其在我母亲前。

          外公、外婆与大舅一家分开住后，根据当时不成文规定，只准拿一月八 块或是十块生活费，大舅只好按规定给他们。那时我父亲虽也已套上“反革命” 帽子管制起来，但并没有抄家或没收财产，经济丝毫不受影响。于是我们每次 去杭州总问外公、外婆钱够不够用，留下几百元钱给老人零用。

          既然我父亲头上也笼罩着一朵乌云，当然就不敢再将外公、外婆接到上 海来住。否则，如果大胆一点，不管它政策不政策，把外公、外婆请到上海来 住，在我们的大房子中安度晚年多好!

          不过，即使我们有胆量去接，想来外公、外婆也是没有胆量去上海的。 当时上海的“四清”也已开始，如果查出我们窝藏“地主”，不但我父亲会“罪”加一等，而且两位老人真的会押送回杭，这样受一下惊吓不是反而弄巧成拙、害了 两位老人?

          不久，果然比“四清”激烈一百倍的“文革”风暴昏天黑地地横扫过来。我 们很快被抄了家，扫地出门，自身难保了。“文革”刚开始，正如世界末日降临， 人人朝不保夕，除了管住自身，别的什么都顾不得了。我想，大概只有二次大 战时欧洲的犹太人和七十年代“解放”后的柬埔寨华人才会真正懂得我的话究竟 是什么意思。

          我们被抄家和扫地出门的时候一定是连信都不敢写给外公、外婆的:究 竟有什么可写?或者究竟怎么写法?如果确实写过一、二封信的话，一定也只 是报个平安而已，告诉他们:我们还活着，没被折磨死!我们或许也收到过大 舅或外公的信，也只知道他们没死而已。外婆那时因手抖日趋严重，已不能动 笔写信了。

          六七年早春，“文革”第二年，我实在忍耐不住了，偷偷与好友夏君到杭 州去了一次。平时胆小怕事的父亲这次却没有怎么阻拦我，大概他们也想知道 外公、外婆近况。那时革命正搞得轰轰烈烈，“反革命子女”随便“串聊”也算是 反动行为。所以，我与夏君去杭州之事完全是保密的，就像特务行动，一路还 提心吊胆，生怕被熟人认出，到了杭州当然也不敢住在外婆家，只是在旅馆落 脚。

          在外公、外婆住的斗室中，我把六六年抄家、批斗、扫地出门的事一一 告诉了外婆、外公，但尽量用轻描淡写的语气，有些特别悲惨的细节我省略了， 以免老人听了伤心。但讲着讲着，我实在忍不住眼泪，在他们面前哭了起来， 倒反由他们来安慰我:只要全家平安即好，身外之物不足一惜。

          外公、大舅他们的家抄得比我们更加厉害，只是因为没有扫地出门，所 以至少日常用品并不缺少。据说，“红卫兵”不相信他们“高半城”名气这样响， 抄家时交出的财产却那么少。他们不知道经过抗战、共产，高家早已成了空架 子，并无多大实力了。他们不知道，也不相信，于是抄家，要找出隐藏起来的 “金银财宝”。他们不但搜索每一间房间、每一个角落，而且把整个花园挖地三 尺，连种荷花的大水缸都翻了个身，要看淤泥之中有没有藏东西。结果当然一 无所获。然而，那几缸杭州仅有的名种荷花就此绝了种。当然，那时人命都已 成草芥，何况原来本是草芥的荷花?!

          外公、外婆除了安慰我外，只能连连叹气。在他们眼里，我永远是他们 的小外孙，保护、安慰我，是他们的责任，虽然我那时已经二十多岁，应该保 护、安慰他们了，但到了他们面前，我却又变得幼小起来。然而，其实，在强 大的暴政之前，我们谁都没法保护谁，只能听天由命罢了。

外公高孟徵先生一九六三年摄于杭州宝华弄寓所荷花缸边

          外公背驼了，但行动仍自如;外婆手脚都已不很灵活，大部分时间坐着 或躺在床上，要外公照顾。外公对外婆仍不大有好声气，但默默地做必须做的 家务。我去杭时，正值春寒时节。厢房靠西向东，但东边有正屋挡着，只有早 上阳光从门角斜射一点进来。外公、外婆的衣服、被子都被抄走，我不知道靠 一条薄薄的被子和一件薄薄的棉衣，二位老人如何过冬?更何况，厢房建筑简 陋，风能从门缝中钻进，而外婆的床正靠一扇不开启的西门，外公的床则就在 供进出用的东门口!

          在杭州住了三天，我就回了上海，向父母报告外公、外婆情况。没想到， 我以后从此再没机会见到外公了!

          外公在六九年一月去世。在这之前，因为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外公、 外婆又一次被当作“地主”抄家。这次，在外公床垫下、棕棚上衬着的报纸上发 现正好有一张毛泽东的头像!因为睡在上面，头像已有些破损。在当时，这成 了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居然敢睡在毛泽东的头上，而且将屁股正对着毛泽东! 于是，在地主罪名之上又加反革命罪行，再狠批狠斗，还要外公每天捧着毛的 画像走十多分钟路去街道党委报到、请罪。一天，已经八十二岁的外公终于体 力不济，晕倒在桥上。邻里见了，报告大舅一家，设法抬回家来，从此就再没 有起过床。

          “文革”时，只要成了“阶级敌人”，不但理发店可以拒绝给他理发，医院 都是可以见死不救的。幸亏大舅是医生，总可以给外公一点基本治疗。

          母亲得到消息，赶到杭州去照顾外公，但不久，外公就去了。那是一月 的一个夜里。外公即使病重卧床不起，也从不呻吟、抱怨，总默默忍受着。我 想:忍受，是佛教徒的应有品质。

          外公去世的那天晚上，母亲给他喂好粥，他有点气喘，要母亲替他翻动 一下身子。然后，他抬起手来，似要拉床头开关的样子。母亲想外公要熄灯睡 觉，就帮他拉灭了灯。母亲告诉大舅，外公有点气喘的样子，大舅去外公房里 看了看，给了他一颗药，然后回来对母亲说:外公大概过不了今晚了。于是大 家坐在大舅房里谈话。半夜，大舅再去外公房里看看，回来说，外公已经故世 了。

          第二天一早，大舅就找人来抬走了外公遗体，当然没有人为“地主”举行 葬礼，也不知道遗体去了哪里。对外婆，只说外公进了医院，怕她知道外公已 去世会害怕。外婆一直到死都不知道外公已先她而去。

          外公去世之后，母亲见外婆情况稳定，就回了上海。那年春节前后，我 还与我最小的弟弟去过一次杭州。外公、外婆房里只剩外婆一个人孤零零躺着 了，更显得冷清。外婆还问我去医院看过外公没有，我只好忍着泪说看过了， 外公很好。

          外婆那时已下半身瘫痪，成天躺在床上，连大小便都要人侍候。我已忘 记那时是由谁照料外婆的，大概是大舅家还用着的老佣方妈。外婆床上有根拉线，有了事可拉线唤人。但外婆涵养远没有外公好，常要抱怨，我想方妈一定 不会对那个多事的“地主婆”有好声气。那次我去杭州，就没见什么人去外婆房 里陪伴，就让她一人躺着。外婆看见我去，当然仍如以前一样高兴，但我却只 有心酸及凄苦之感，脸上装出的也只是强作的笑容了。我记得我还买了几只大 橘子，一瓣瓣剥了送进外婆嘴里。这就是我为外婆作的最后服务!

          外婆故世前，我记得我妹妹刚与我妹夫结婚，他们一起去杭州看外婆， 外婆一定很欣慰。妹妹说，她见外婆吃得很苦，就去买了一篮鸡蛋放在她床头。 但那时外婆一举一动都要佣人帮助，那一篮鸡蛋后来如何下场就不得而知了。 在当时当地，这是我妹妹所仅能做的。

          外婆、外公都没有来得及看见我弟弟妹妹的孩子们。外婆一向喜欢女孩 子，要是她再多活两年，看见妹妹的女儿毛毛，会多么高兴啊!

外婆摄于杭州西山公园(现为花港观鱼一部分)内原高庄藏山阁前大草坪上 (约摄于 1965 年夏)

          可是，外婆等不及了，她也要去了。外婆去世于那年六月，母亲没在她 身边，我们不知道详细情况，只知道外婆去得很平静。我们接到大舅信那天我 正要带学生去乡下参加夏收。我在理行李，准备下午动身。母亲读着信，说: “外婆去世了!”母亲平时不流泪，这次也没有哭。我不好意思大哭，引得母亲 难过，只好站起到隔壁洗手的小间偷偷流一场眼泪。

          外公、外婆故世之后，我虽仍去过杭州两、三次，但都已没有了他们在 时的滋味。杭州的西湖山水仍在，却已失去了灵魂而只剩了空虚的外壳。每次 我在湖边漫步，在饭店吃饭，在名胜处休憩，我都会情不自禁回忆外公、外婆、 父亲、母亲与我同游的情景。现在，外公、外婆已经不在，而我父、母也已年 老体弱，不大会跟我同游杭州了。杭州的风光，带给我的不再是美感，而是惆 怅。既然我不知道外公、外婆的遗体如何处理，也不知他们的骨灰葬在哪里， 那么，我就感到整个杭州，外公、外婆的灵魂无处不在!

          在我的心目中，外婆与外公永远是我十多岁时看见的样子:外婆满头白 得发亮的银发，永远梳得整整齐齐，一丝不乱;她清癯的面容、瘦小的身形， 永远打扮、穿着得朴素而干净。外公则目光炯炯有神，两条长长的寿眉一直挂 到眼角，脸上的表情既严峻又慈祥。外公即使开了大刀，仍然腰杆笔挺，只有 到最后几年才微弯起来。在我心目中，我的外公、外婆正是“外公”、“外婆”所 应有的典型形象，我想象不出，世界上做外公、外婆的还能有别的样子!

          外公、外婆都属鼠，他们的脸都长而瘦，有点“鼠相”。尤其外公，鼻子 和嘴都有点尖，生起气来更是尖得可怕。母亲常说:属什么而象什么者有福。 想想外公、外婆，除了最后几年受了些苦，也可算是福、寿双全之人了。如果 没有“四清”、“文革”，他们一定再可多活八、十年。我想，如果我有外公、外 婆一半的福气，我也会满足了!

                                                  一九九 0 年十二月五日

                                                   写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东城书屋
                                                    二 0 一六年一月十一日

                                                    修改并注释于刻来佛寺新红叶山庄
                                                     二 0 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再次补充修改

          《外公外婆及其他》这篇长文连载完了。今年是我外公外婆去世53周年，就将此文发表在“文学城”以作对这两位老人的纪念吧。

          文中多次提到《山居杂忆》。这是我与先母高诵芬合著的一本回忆录，已经在中国大陆出了两版：

          第一版：1999年南海出版公司

          第二版：插图增订本，2016年长江文艺出版社

          最近将出第三版：2022年9月广州花城出版社

          该书已经发行十万册以上，广得佳评。《外公外婆及其他》中点到的一些事件和人物，在《山居杂忆》中已经有详细记叙了，所以无法在此文中再重复叙述，只能敬请感兴趣的读者自己再去找《山居杂忆》来读了。

                                                                  徐家祯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