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母亲是一片沃野

妈妈和我

前面谈了我们的黄金时代，意犹未尽，我们的黄金时代是因为有了妈妈。

儿童时代，妈妈是我心中的神，我生活的中心，是我们所由生长的沃野，

妈妈的性格爽朗，外向，她生动的表述易于理解和使人亲近。我的一生受她影响最大，不自觉地模仿她的一举一动，她的语言和思维，以至她的缺点。

不管妈妈工作有多么忙，有她在，家就是一个温暖快乐的家。妈妈也许并不懂得教育孩子，她对我们的教育中有很多失败的地方，但是她的乐观，热爱生活和享受生活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无尽的乐趣。我所说的“享受”意思是不论生活给与她多少或厚薄，她都可以从中领略和创造出生活的情趣来，由此活得适情适性有滋有味。她喜欢加入我们童年的游戏，不经意间把游戏提到了文化的层面，培养了我们的知识、品位和对生活的乐观态度。所以我要不厌其烦地一一列举。

妈妈喜欢收集小物件。从我一开始记事，就知道妈妈枕头底下有一大串“宝贝”。弥勒佛、菩萨、大象、麒麟、玉兔……最大的超不过一个指头肚。不稀奇也不昂贵，没有金没有银，不在乎是什么质地，玉翠玛瑙也好，木石果核也好，只要精致灵巧就是“宝贝”。每星期天妈妈都要带我到隆福寺或东安市场的旧货摊上“寻宝”。隆福寺就在我家的胡同旁边，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原本举办庙会的寺前空地上盖了两个大商场，里面有一溜溜的旧货摊。妈妈完全没有收藏古董将来待价而沽的意识，专找三五毛钱一件的可心的小玩意。“宝贝”多了，就买了两个“百宝箱”，一个是红色描金漆盒，一个是黑色贝片浮雕漆盒。一有空，她就打开百宝箱一件件把玩。我最喜欢凑在她身旁，和她一起欣赏。珍藏是珍藏，有贵客来访，妈妈一定挑出其中最有价值的赠送。比如她曾经送给我交往的法国笔友一个玉佩（那个小男孩懂什么，才九岁），又比如给妹妹从未谋面的后婆婆送了一个翡翠制作的小宝剑（妹妹这一辈子都没见过后婆婆几面，她说，现在值好几十万呢）。这些小玩意儿，算是妈妈最有价值的“身外之物”了，渐渐地都送了人，只留下一串漂亮的琉璃珠子——是外婆给她的——放在枕边，直到瘫痪在床还用那只能活动的手慢慢把玩。她去世后，我把那串珠子放进了她空空的墓穴。妈妈的爱好给我的心灵开辟了一块享乐的园地，现在我收集的小玩意儿比她的多得多，要用柜子来装，也是不讲究贵重，只要精巧或是颟顸，都愉悦身心。

妈妈与（左至右）海鸥、克阳、海燕

有一阵我们孩子热心于建造一个“娃娃家”。娃娃的家安置在一个木包装箱中。“家”里有小桌小椅小床小梳妆台，还有小锅碗灶具。妈妈看见，童心大发，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但是只有晚上我们睡觉后她才有时间“参与”。每天早上起来“娃娃家”总是带给我们一个惊喜。首先变化的是娃娃家的小主人，本来是妈妈猜灯谜得的奖品——市面上最便宜的一种娃娃。半尺长短，泥头上画着头发，包着一个尖顶布帽遮住后脑勺的泥坯，布身子内填了木屑，外套一身俗花布的简陋衣服。妈妈先给娃娃进行改装，摘掉布帽，粘了一头黑毛线做的浓密的头发，编了两条粗粗的辫子。扎上白色的小蝴蝶结。用一小块银灰底织锦花缎缝了一个精致的中式小袄，绲绿边。用小米珠做中式扣子。又用绿缎子缝了一条小裤子。那个丑陋的泥娃娃顿时变得漂亮又华贵。妈妈又用碎布缝制了小枕头小被子。最生动的是她按照生活中的细节制作的小物件：娃娃家的墙上挂着一个信插袋（这玩意只见于五十年代以前的家庭或单位），只有两方寸大小，用画报上剪下来的竹子画为“布”，上面用她端庄的蝇头小字书“竹报平安”，信插有两个“口袋”，一个里面插了几封“信”，比指甲盖长一些，牛皮纸的，中间还有一个红框，做得和真信封一样。上面还贴了“邮票”，那邮票只有红豆大小，还有齿边，上面盖着“邮戳”。信封上写着收信人的地址姓名，收信人是我们几个孩子，下面书：“汪缄”。另一个“口袋”插了两小卷“报纸”，写着《少年报》。所有的东西做得极其精巧逼真，把一个娃娃家扮活了。

很多活动和游戏都是起始于孩子，最后被妈妈接手，延绵几十年。上小学时，有一阵我们突然热衷于“攒铜钱”。铜钱的来源一般是在地上捡，那年月地上随时可以看到铜钱，也有和同学要或者换来的，哪家的抽屉角落或插瓶底抖落抖落都能找出几个。铜钱以清朝的“雍正通宝”、“康熙通宝”、“光绪通宝”为最多。妈妈看见我们的铜钱，马上产生了兴趣，周末带我们上旧货市场，淘换一些更为早年间的钱币。铜钱很便宜，几分钱至多几毛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很不错的。妈妈做什么都认真，特地买了一本讲解历代钱币的书，按照朝代将古币排列。每得到一个年代久远的古币，妈妈都要惊喜一番。我收集古币很卖力，走路也勾着头探索，像在寻找金元宝。我喜欢看妈妈见到新铜钱的惊喜。后来妈妈竟然收集到几千年前的刀币。她把钱币用线串起来，一大吊从夏商周排列至清朝民国，从小拇指甲盖那么小到茶杯口那么大。都是真的，那时造假不敢说没有，只如一缕微细轻风，不像现在十二级台风般席卷大地，再说也没有必要在当时并不值钱的铜钱上下那么大工夫。晚上妈妈就着灯光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或翻看史书，总是我陪在她身旁，听她讲历史。从铜钱开始我对中国朝代的发展有了一个总的概念。

后来妈妈积攒的铜钱币不知去了哪里。二〇〇三年我在台湾见到堂哥刘玉钧，他告诉我，他九十年代初去北京时拜见大娘（即我妈妈），大娘送给她的礼物是一串铜钱，历史久远，各朝代都有。他视为珍宝。原来，铜钱都送了他，妈妈就是这样，一切东西都是身外之物，玩够了，千金一掷。

妈妈和（左至右）克阳、海鸥、刘元、海燕

我们的集邮活动也吸引了妈妈。本来我们只是零零星星收集了一些好看的邮票，妈妈加入之后，集邮活动就往正规化发展了，很快一九四九年以后所有的普通邮票和特种邮票都齐全了。不知妈妈还从哪里搞来很多民国时期的、国统区的、共产党解放区的，甚至清末民初的邮票。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几张最早的清朝大龙邮票的样子，还有一些三角形的。那些“解放区”的邮票，纸质很差，吹弹可破。图案也简单，色泽单一，但是都是历史的见证。多少年后这些都是价值万贯的东西。对了，还有好几张邮局的代封票，上面有绿色的花纹和八个字“收到已破邮局代封”。妈妈让我给这八个字断句。我说：“收到已破，邮局代封。”妈妈逗我：“应是‘收到已破邮局，代封’。”代封票见证了当时邮政工作的周到负责。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等事情了。

我们还收集了外国邮票，开始来源于爸爸的一些从苏联寄来的邮件及我们的苏联笔友的通信。后来去东华门的集邮公司买，每个周末都去。当时集邮公司只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我们成套成套地买，收集了整整一本。我们很崇拜这些邮票，精美鲜艳，质地又好，比中国的强了许多。

妈妈在全国妇联工作，每天都可以收到世界各地的信件。她经常带回一些新鲜外国邮票，几乎世界各国各地的都有。看多了，虽然不懂外语，我最大的本事就是迅速地根据邮票上的外文字母说出该国家的名字。妈妈还动手做了一个集邮册，用一个硬皮本，把纸划开，安放好玻璃纸条，再把两页纸粘在一起，费了好大工夫。

还有邮戳票，邮戳上的地名大到各省市小到县城集镇。又收集首日封，邮票发行的当天，排大队购买。我们的集邮热情大概只延续了一两年，妈妈却保持了几十年，连文革中都没忘记收集。

邮票在我的知识结构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我的审美趣味、史地知识、艺术修养很多来源于邮票。

后来邮票都到哪里去了？那些价格越抬越高的清朝的、民国的、文革的，那些“梅兰芳”、“金鱼”、“菊花”、“林彪”全部不知落入何人之手。

妈妈酷爱猜灯谜。她冰雪聪明，不在人事，在学问。五十年代出版社、文联每年春节都有联欢会，爸爸一定会带着我们全家去参加。联欢会上作家文豪们表演自创的节目，多是搞笑的。记得老舍表演的节目是讲笑话，一个笨媳妇包饺子婆婆要包大馅，她就包了一个脸盆大的饺子，逗得大家捧腹大笑。还有几个牛高马大的叔叔表情怪异地跳《四个小天鹅》。我们孩子喜欢看这些热热闹闹的表演，而妈妈则是专为灯谜而去的。她猜灯谜是一绝，几乎不加思考，立刻说出谜底，而且一说一个准。文化人的灯谜会就更有意思，很多都是他们自己编的知识含量很高的与诗词歌赋历史文化相关的谜语，越是这样的，妈妈越喜欢。不过她从不出面揭晓，只是告诉我们谜底，让我们去领奖。每次我们都能领得大大小小奖品几十个。有一年参加文联的春节晚会，妈妈一个一个地揭晓谜底，我们一次一次地去领奖。发奖人员不知道这几个小孩子在搞什么鬼。我们说，这是我妈妈猜出来的，他们不相信，最后拒绝发奖了。妈妈只是淡淡一笑，继续猜。她说：“真希望能参加天下所有灯谜会。”回到家，妈妈兴犹未尽，教我如何猜谜，是个拆字谜：“普救寺，草离离。空花园，或寄居。夫人有病头难起，焚香一支卜神祈。薄暮日西沉，虽无佳期会，张生长别离，疑是白马将军来解围。”谜底是孟子的一句话：“晋国，天下莫强焉”。那时我也就十岁左右，好不容易弄清了谜底，对灯谜渐渐有了兴趣，对每个谜语，我都要从谜底逆行思考与谜面的关系，春节联欢会上，我能猜出来的也不少。

妈妈不仅心灵而且手巧，得益于从小给人缝补编织。她缝衣服纤的边看不出针脚，我们的花衣服撕破了，她用同样花布的相同图案打补丁，缝好以后找不到补丁在哪里。妈妈织毛衣飞快，我们四个女儿再加上爸爸的毛衣毛裤，都是她一手包办，三四天就一件。她编织的手法和一般人不同，用左手食指带线，右手持毛衣针像使用勾针一样把线挑出来，省去了绕线的动作。除妈妈外我再也没有见过别人这样织，她说这种方法是早年从西洋流传过来的，后来我到了国外，见过一个澳洲老太太也这样织毛衣，感到亲切得不得了。

妈妈和（左至右）刘元、海燕、海鸥

妈妈还会勾织，如果有新鲜花样，她一定要学到手。有一次看见工艺美术服务部卖勾织的小动物，小兔小羊，青蛙小鸟，都是指头大小，花花绿绿，妈妈非常喜爱，买了一个回家琢磨。妈妈在这些事情上非常聪明，看了一下，就明白了，然后用红红绿绿的花线，还有铁丝棉花，动手做起来，很快就勾了一堆小动物，在书架上摆了一排，有人喜欢就送给他们。我印象最深的是“山羊猴子”，一个猴子手举着一个红色的“鬼脸”骑在山羊身上。那个“鬼脸”是妈妈画的，特别好玩，铜铃眼，鼻子下面两撇小胡子向上弯起一个圈，是个大将军的模样。看着山羊猴子，我好像看到了妈妈性格中活泼戏谑的一面，那是她平时轻易不流露出来的。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她勾的一个黑白小花狗，五十多年了。我结婚的时候，妈妈送我的礼物是她自己用白线勾织的一个镂花桌布，我一直没舍得用，放在箱子里，留一个永远的纪念。

最好玩的是初中时有一阵同学中兴起“拨云母”之风，用一个钢锯片磨成的尖刀，把一块云母一层层拨开，最后拨成透明的极薄的片片。这玩意用来做无线电中的绝缘层，本来是无线电厂发出来的外活，街道上家庭妇女领了活，挣点钱帮补家用，钱不多，拨一斤也就两三毛钱。家境不好的同学把这些东西带到学校来做，大家都觉得很好玩，你试试我试试，一时间风靡学校，连上课也偷偷地拨。我们几个孩子也拨上瘾了，和街道的大妈大婶一起排队去领云母。一开始妈妈坚决反对，说，耽误学习不说，还吸入云母粉尘，早晚有一天要得肺矽病死去（这是她说话“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偶然一次，她拨了两刀，突然发现其中乐趣：一片云母可以无尽无休地剥离开来，只要你的工具对头。于是妈妈戴上花镜，站在灯下，再也不肯放手。第二天上早，她的桌子上拨好的云母白花花的堆了一大片。

妈妈是一片沃野，滋养着我们成长。

附：一个同学看了我的故事留言说，“我不能认同这种生活，我小时候在农村，放了学就是打草捡柴，家里什么都没有。”我说：“是的，你有今天，应该感谢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