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我在北京才上初三，但是对六四事件前前后后那两个月的时间里的很多往事记忆犹新。可是如今事情已经过去整整28年了，如果不找机会写下来，时间的流失就会慢慢洗去记忆的痕迹。所以这次我第一次拿起笔，来追忆那个炎热躁动的春夏之交。

我家当年在学院路，我们住的那个大院在动乱期间成为一个学运中心。我印象中那个时期最大的乐趣，就是放了学之后在教学楼宿舍楼和食堂之间流连闲逛，看那贴在墙壁或报亭上形形色色的大字报。有悼念胡耀邦影射邓小平的，“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千万人站起来，一个人倒下去”。有的内容讽刺风趣，当年有一首苏芮的流行歌曲《奉献》：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被大学生改写成讽刺官倒的内容：彩电奉献给邓儿，冰箱奉献给赵子，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人民？这里的邓儿和赵子指的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搞康华公司，赵紫阳的儿子赵大军和赵二军倒卖彩电，可见在运动的初期赵紫阳也是被学生斗争的对象。除了恶搞的，也有非常缜密的分析文章，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篇题目是《学运的未来方向应该立足于校园》（大致如此）。当时赵紫阳刚刚发表了对亚洲银行理事的讲话(五四讲话)，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大学生反官倒要民主的口号，和几天前青面獠牙的4.26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大大地唱了反调。这篇大字报说鉴于学运已经在开启民智发动群众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更大规模持续的街头运动已不适宜，大学生应当回到校园，在正常学习生活中实践民主的原则，结尾龙飞凤舞地落款“周勇军”。现在回顾历史，我更感到此文的真知灼见，如果历史的走向由这样理智冷静的人来掌控，今天中国的宪政面貌也许会大不相同，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再谈这位作者周勇军，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北京高自联的首任主席。当时中国政法大学也是首都数得着的文科名校，但由于本科生院偏安郊区，市内校园狭小，从来就赶不上北大清华人大的风头。可是他们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中独占鳌头，成为首都首个赶往天安门广场给胡耀邦送花圈的团体，由此激发了后面游行罢课戒严直至流血的一系列事件。于是周勇军作为早期的学生领袖就被推举为高自联的首任主席，还让法大的学生当时颇为扬眉吐气自豪了一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个官没坐长就下台了，被后来的王丹柴铃吾尔开西这样的风云人物所取代。六四屠杀之后，据说他向公安局主动投案自首了，因此那著名的二十一人的通缉名单上没有他。为写此文，我还google了周勇军，意外地发现他居然刚刚出狱不久，近况凄凉，生活无着。可叹，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优秀分子实在太苛刻了！

记得周勇军大字报贴出来的时候大概是吃午饭或晚饭的时间，学生们端着饭盆边吃边看，很快下面聚集了一堆人头，纷纷骂道：叛徒，绥靖。的确，这个文章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太不合潮流了。当时是五月初的北京，已经有夏天的骄阳似火的感觉了，人的热情也象气候一样热火朝天的，谁愿意浇一盆凉水？426社论之后，不甘于被归类成动乱分子的学生们愤怒走上街头抗议，而赵紫阳充满善意的五四讲话之后，大学生的反应虽然普遍良好，但是依然继续冲上街头游行，不知道是抗议还是庆祝；学运的热潮也泛滥进入了中学的校门，我们年级几个班级还象模象样搞了班长和团支部书记的签字，决定也上街转一圈，“打倒李鹏，惩治官倒”一通乱喊倒也痛快；当时因为老师们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运动，学校的校纪松弛，而我已经决定升入本校高中部，中考的压力也几乎降为零，于是我们大院的几个孩子经常骑个自行车在外面溜达一天，从城西海淀的北大燕园一路骑到天安门广场，看大字报的激扬文字，欣赏校园的美景，素面朝天邻家姐姐般的女大学生们嗓音清脆的讲演和她们白色的衬衫和连衣裙，在熙攘的人流中穿行，到了后期连天安门两翼的观礼台都没人管了，我们就爬上去，高高在上眺望上万甚至几十万的游行人流在广场上融合交汇碰撞，一眼望不到头的标语和旗帜，天是那么的蓝，空气中都仿佛充满了躁动不安的火星，我或者漫步于熙熙攘攘的校园，或者仰卧在天安门广场观礼台的台阶上，任初夏的清风吹过脸庞，感觉浑身都洋溢在松弛和幸福之中，真想这样的日子永远持续下去。这时候要是谁在我耳边一声断喝：一切都应该结束了！那我简直要甩他一个大嘴巴。当然我无从揣测亲历学运的大学生们是什么样的心境。但是忽然想到姜文二十年前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帮部队大院的半大孩子在北京的炎炎夏日旷课打架走街串巷，无忧无虑地挥霍着宝贵的青春童年，以及那个深沉的画外男中音缓缓念白“那时的北京是我们的城市”，那感觉真的象极了。“可惜”，姜文们“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文革和他们的整个童年，而我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仅仅是1989春夏之交的短短两个月。

扯远了，那个遥远的春夏之交，现在已经慢慢在我的记忆中化成碎片，再也编织不出情节连贯的线条。我只能选择几个印象清晰的片断，力图重新构建在那个大时代浪潮中被砸成泡沫的浪花。

印象之一， 半夜起床拦军车。

宣布戒严是五月二十号，但是之后的几天好像都一切如常，毫无动静，慢慢人民也就懈怠了。直到几天后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突然被一阵也许是擀面杖敲脸盆的动静给惊醒，伴随着的是女学生尖锐凄厉的呼喊：军车来了！大家快起床拦军车！于是大人孩子都翻身下了床，也许是还睡的迷糊呢，俺爹妈居然也没有对他们兴奋的儿子严加管束，居然任我第一个冲出家门。杀到大街上，人群已经开始聚集，几辆运兵卡车被分割包围起来，但是现场的气氛是非常之友好热烈，学生向战士们发表演说，说你们人民的军队可是万万不能镇压人民向人民开枪；普通战士们由于纪律所限，正襟危坐，一言不发；现场还有热情的群众给部队战士们递水和毛巾。知道的是拦军车，不知道的可能还以为是搞军民共建鱼水一家人活动呢。最初的和平相处，让人们放松了高度紧张的神经，以至让后来的流血屠杀成为如此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思议。

印象之二，从北京局势的急转直下到五位烈士尸陈政法大学主楼。

北京的气氛和局势，从最开始单纯的哀悼，到政治化的反腐败要民主；从单纯的校园运动，发展到全社会的大参与大联盟，非但没有风雨飘摇的感觉，反而给人全国拧成一股绳同心协力的和谐局面，据说北京的小偷小摸犯罪率都下降了，卖冰棍的老太太对烈日下游行的学生群实行免费赠送；但是随之而来的绝食乃至戒严给局势笼罩上一层阴影，不过全社会还是对学生运动表现了一致的支持，就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些党的喉舌，在赵紫阳势力的授权下，也给以学运以正面的报道，至于学生市民和戒严部队的良性互动，更让善良的人们对形式的急转直下准备不足。

印象中的五月底六月初有几天有阴雨，又有谣传说戒严军车抢道撞死一名女中学生，阴天，死人，多日以来人们心中的焦灼感，几个因素凑在一块，仿佛把本来僵持的局面带向了冲突的边缘。我骑车在大街小巷穿行，印象中学生市民设置了很多路障关卡，加上阴雨霏霏路上行人欲断魂，一片山雨欲来的景象。那几天在广场上树立了一个所谓“民主女神像”，遭到报纸广播电台的一致抨击，记得最搞笑的是一条罪状是“明天就是6.1儿童节，我们的孩子看到这样的糟粕，他们纯洁的心灵会不会受到毒害“？而我明明记得那个女神像包的严严实实，既不光也不裸，这个毒害儿童心灵的罪名从何说起？我至今也搞不明白。但是民主女神事件仿佛是媒体口径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他们不再温情脉脉，而是变本加厉地攻击学生市民。到了6.3的晚上，戒严部队决定强行在天安门广场清场，广播电视开始滚动播出政府通告，严禁市民外出，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否则责任自负，给未来的流血事件打好了基调。

6.3晚上，我们家站在阳台上，听到从城南不同方位传来隐约的枪声（也有博友的回忆是爆豆般的枪声，记不清了），父母邻居们的第一猜测竟然是也许38军和27军在中南海内讧打起来了？到了6.4白天，军博六部口流血的消息开始传进校园，但依然是真相与传言齐飞，事实共夸大同响。我对一位在我家高谈阔论的年轻学者至今印象深刻，如今他也算是国内著名公知了，全国十大法学家之一。这老兄说他半夜在长安街和军车对峙，子弹把他身边一个女学生打得肚破肠流，喷了他一身血，捡了一条命才逃回来。但是此人在圈内一向有言过其实吹牛放炮的名声。比如他参加了学运早期的新华门静坐运动，后来在大庭广众下自称在新华门外大石狮子屁股上撒了泡尿以示对当局的抗议，让听者侧目。但是比这位铁嘴钢牙的口述现场更真实也残酷得多的证据终于来了。五位遇难学生的遗体被现场的市民运回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的校区，就陈列在教学主楼一层大厅的左侧。成千上万的人络绎不绝闻讯赶来，排成长队依次进入主楼瞻仰悼念。象我们这样的半大孩子既然也裹带在人流里走了一圈，陈尸区可能被校医务室人员喷洒了消毒剂，有一股淡淡的味道，五位遇难者被用白色的床单紧紧包裹，从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居然也有胆子大的或者专业人士揭开床单的一角仔细端详（政法院校有法医刑事侦察的专家）。有人悲愤地大喊，“他们身上没有弹孔，他们身上没有弹孔”！ 言外之意，他们是被坦克活活压死的。终于，这个本来让我让我快乐的热闹春天，在血腥和哭喊中露出了狰狞的本色。

印象之三：校门外市民攻击军人而学生反而出手相救

在6.3夜晚的屠杀之后，戒严部队依然在马不停蹄地进城，但是由于行动混乱，如果有人掉队落了单，就成为围观市民的攻击对象。我目击的这个事件发生在早晨的中国政法大学校门口，我记不得是在遗体陈列之前还是之后，只记得四五个戒严部队士兵被附近围观的市民团团围住，因为长安街的惨案已经路人皆知，一下子几十双手从愤怒的人群伸出来指着他们的鼻子厉声谴责，那一刻我算明白了“千夫所指”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但是士兵们显然没有“横眉冷对”的气势，只是盔歪甲斜地企图夺路而逃。但是奇怪的是，他们虽然穿军服带钢盔但是好像并没有武器，于是很快文攻变成了武斗，愤怒的谴责升级成为推推搡搡，连拉带扯，甚至拳打脚踢。军人们的绿色上衣被扯开，露出了白色衬衫，钢盔被掀落在地，被我们一个在外围转圈但是挤不进去的小伙伴给捡走拿回家了。可惜后来他父母害怕担上攻击戒严部队的罪名，赶紧把东西给交了出去，否则留到今天也算历史的证物了。

眼看流血事件就要发生，要知道后来被追认为“共和国烈士”的刘国庚就是便衣落单被愤怒的北京市民打死并毁尸的。忽然从校内冲出一群棒小伙子才解了围，原来这期间各个参与学运的高校都由青壮男生组成了学生纠察队以维护治安防止坏人趁火打劫，政法大学纠察队及时赶到，凭借体力和市民对他门的尊重，驱散了围攻的人群，把几个大汗淋漓狼狈不堪的军人连拉带扯地拽进了学校，就踪影皆无了，据说是联系了戒严部队指挥部把这几个散兵给领了回去。后来的政法大学校长为了不让学生被秋后算账，用这个事件大做文章，向上面据理力争，说我们的学生非但不是暴乱的组织实施者，反而是危难中挺身而出搭救子弟兵的无名英雄。至于这个壮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人缓解了当年政法大学毕业生就业分配的困境，就不得而知了。

六四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综合体。类似的事件还有绝食期间出名的天安门毛主席像损毁案，被称为天安门三君子的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投掷鸡蛋颜料，抗议中国千年来的专制统治和个人崇拜。可是讽刺的是，恰恰是广场上的大学生纠察队将这三人当场抓获并扭送派出所，让他们三人身陷囹圄多年。后来他们终于辗转得以来美国，但是长年的牢狱之苦已经彻底毁坏了他们的健康，年仅53岁的余志坚就在两个月前因病去世。设想当年的学生纠察队如果不是那么急于撇清而放这三位一把，已经限于瘫痪无序状态的当地公检法估计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这三个人也许会有平静的一生。他们对自己当年的壮举和学生运动的恩怨情仇，又如何说得清楚？

印象之四：政见不同带来家庭的内战。

这次美国大选，彻底分裂了华人社区。华人川粉和川黑们，哪怕是本来关系很好的邻居同事朋友老乡，但是由于政见的尖锐对立，纷纷在微信群上互相拉黑踢人退群。这个现象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当年的89学运就曾经给我家造成过不小的裂痕。我父母都是大学教师，因此在感情上天然地同情学生。我父亲还比较老成持重一些，母亲却是坚决的激进派，多次到广场声援看望自己的学生，甚至在一次晚饭中郑重向全家提出自己亲自参加绝食的想法，在另外三人一致的反对声中不得不作罢。就是从那个年代我开始认识到女人在政治上如果激进起来是男人绝对比不上的。我和父母三个人观点近似倒还相安无事，麻烦的是我上高三的姐姐不知道为什么成了个保皇派。她特别相信政府在报纸电视上的宣传，对别有用心闹事捣乱分子的有天然的戒备心，对人民子弟兵怀着淳朴的亲切感。随着动乱的升级，母女俩对时局的争论也慢慢升温。大屠杀发生之后，我姐姐比较倾向于电视上戒严部队断然平暴的宣传，至于为什么那么多平民被打死，她迟疑地说：政府反复广播不让出门你还非要出门，出了事怪谁？我妈气得狠狠地拍了桌子，指着姐姐的鼻子大骂：这孩子连一点人性都没有了！但是很快中央台的《平暴真相》节目挽救了姐姐被妈妈扫地出门的命运，面对电视画面上被烧焦的戒严部队战士的尸体，所有人都陷入了震惊和困惑，不得不对继有的观点立场重新审视。姐姐也有了一点“勿谓言之不预也”的扬眉吐气而又委屈万分之感，跑到自己房间门一锁掉眼泪发脾气，妈妈自然也不好意思对政见不同的女儿继续刀剑风霜严相逼，两下总算休战，家庭的内讧才算告一段落。

尾声的几个片断。

天安门清场之后，坚持到最后的学生鸟兽散般各自东西，京籍学生比较走运因为他们回家猫着就行了，外地的学生则只能先回到学校，再发愁怎样买火车票回到各自天南海北的家。很快我妈领回家一个坚守在广场最后一批撤离的女学生，很不幸，她的籍贯海南，在广场多日的绝食露宿已经耗尽了她的体能，绝对没有可能再做三天三夜的火车了。而21名学生领袖通缉令已经在电视滚动播出，全市都是一片白色恐怖的肃杀之声，她也生怕被抓起来而不敢住在学校，只好来求老师。我父母把她安置在我姐的房间，她一进去就整整睡了一天一夜没出来，真是太累了。睡个安心觉养精蓄锐之后，狼吞虎咽地吃一顿老师包的饺子，千恩万谢之后踏上了回家的旅途，去等待一个未知的将来。不知她现在身在何方，只愿她一切安好。和在悲剧中死于非命的学生市民相比，她是幸运的，因为可以平安地走完一生；和我们这些后六四的物质拜金时代成长起来的70后们相比，她也是幸运的，能用青春为理想而搏命哪怕是短短的几个不眠之夜，这辈子值了！

六四对人心背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事件一开始，诉求集中在悼念和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上，慢慢辐射到了反官倒和要民主，激化之后变成了打倒李鹏邓小平，但是在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上，一直非常谨慎，直到人们被枪声和鲜血惊醒，才毫无顾及痛快淋漓地发泄出胸中的怒吼：打倒共产党！即使是六四硝烟散尽之后言论紧缩的几个月间，人们还是有机会偶尔爆发一下抑郁已久的情绪：在学院小礼堂播出的革命教育主旋律影片《巍巍昆仑》（或《开国大典》？），片首是蒋委员长趾高气扬地向部下发表演说：三个月彻底消灭共产党！话音未落，师生全场起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长达一分钟。海外的民运人士曾经乐观地估计，六四之后，共产党已经丧尽民心，下台指日可待。但是所有人都错了。

就象北京任何一个角落一样，政法大学在学院路的校园在二十年里被拆得面目全非。昔日研究生宿舍楼门前高高悬挂粘贴两条长长挽联，风吹雨打之下多年后依然痕迹依稀可见，作为学运信息集散地的食堂及其外面的公告栏，这些旧日的回忆都消失在校园改造的大兴土木之中。唯一遗留下来的，是那昔日庄严厚重，而今天被包围在众多高大现代建筑之中显得寒酸陈旧的教学主楼。我几年前曾经故地重游，惊喜地发现楼内结构竟毫无变化，因为这是我们这帮校内子弟从小追逐打闹长大的地方。而一层楼五位烈士曾经躺卧的大厅，依然是空空如也，不知是否有心人特意为之。烈士的英灵，你们魂归何处？你们为之抛洒热血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否还记得你们永远定格在1989六月四号的年轻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