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夏，文革的烈火熊熊燃起，并且越烧越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甭管你是啥金刚硬汉，都得想办法躲着点儿。我父母的措施之一就是换房。
简而言之，换房的意思就是大房子换成小房子，从较舒适的居住环境换到拥挤混乱的居住环境。做这件事不但要快，而且还要坚决。这做法应该是文革期间最简单易行的自我保护措施之一，但很多人或是想不到，或是心理上一时接受不了。
父亲是塞外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下属众多工厂中，一间主力工厂的厂长，母亲是同家工厂的工程师。按照旧时的等级制度，在这个工厂里大概有三，四个人享受较高的干部待遇，主要是工资和住房的不同。也许在首都或高官集中的地方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在工人和干部比例悬殊的单位，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家的“优越”生活，连我们小孩子都能时时感觉到。
我家搬家前（1966年夏天）居住在那个城市的一个“干部小区”，三室一厅，其中有两间屋子还是木质地板，对于父母加上我们兄弟三人的五口之家，宽敞舒适。父母倒是时常提醒到，我们家应该和厂里其他工人住在同一街区，同样住房云云，我们那时候一来年龄小，二来也不知道父母究竟说的是啥意思。
我父母在66年那个周末，贴出一张换房启示，要求用我家三室一厅100来平米的干部小区房屋，换取一套工人聚居区一套30几平米一室一厅的房屋。几天以后，整个换房工程就完成了。环境瞬间变化了，生活是需要时间来适应的。
父母当然居住在那间唯一的卧室，门厅由我们兄弟三人居住。一个上下铺的Banker床占了半个门厅，座椅板凳占了剩下的空间。晚上睡觉时，两个哥哥睡在上下铺的床上，我需把能折叠的桌子立起来，用凳子和一块儿木板临时搭成的床铺上睡觉，白天再还原桌子板凳。那个床铺狭窄又不平整，在1974年我离家上体校前的8年中，我并没感觉到太多的不适，每天晚上仍然睡的像个死狗。
长话短说，文革期间的生活是艰苦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那种担惊受怕，对未来的恐惧与不确定感，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你。因而家庭的温暖与凝聚力是至关重要的，抛开大的政治环境，能不能最后生存下来，家庭环境是个关键因素。感谢我父母的互敬互爱和他们的英明及刚强，我家文革中做的可谓超级的好，我们兄弟始终享受到了童年的家庭温暖。种种细节，容我另文叙述。
最后说说，大房子换了小房子有啥好处？老实说，就是死里逃生的选择。那几家住在原处的本厂干部全部遭到了抄家的命运。其中的两家，被迫搬进（挤进）了无房居住的造反群众。
挤进党委书记家的那一家人，故意把小便尿在外边，形成小溪，流的到处都是，把室内的粮食等物品都污染了，书记的年迈老伴儿不堪屈辱，上吊自尽了。另外几家也有不同的苦难故事，一个副厂长的女儿长期在街上或工人俱乐部等处晃荡，就是不想回到家里，让侵占她家的那家人的儿子骚扰。她后来早早嫁人搬出家门避祸。
父亲无疑是工厂里的典型走资派，理应抄家。造反派前来勘察计划抄家事宜，看到我家太小，家徒四壁，无从下手。我家居住在贫穷的工人区，邻居工人们会说，MGB的，来我们这里折腾啥，那里有什么特莫的走资派住在这里啊？
我父母重新恢复工作后，总公司和工厂三番五次派人来做工作，要我家调整住房。我父母坚决不肯。我家兄弟仨人1977年同时考上文革后首届大学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和父母重新生活到一起了。父母二老80年代后期，才搬到一处条件稍好，但面积并不大的住房至今。
关于住房的故事，坛子里生活在上海等大城市的网友，会有更为深刻的体会和苦难经历，我只是想通过我家的故事，展现一下那时的生存场景。福兮祸兮，幸福兮悲惨兮，房大房小非主旨，家庭里有爱，团结坚强则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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