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也不需要想起，从来也不会忘记。今年是六四34周年，那年的往事又历历浮现在心头，尤其难以忘记是当年寻找人大苏东所学生程仁兴下落的点点滴滴，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再次把当年的场景还原一下。

            1986年北大历史系世界史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本人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89年六四时我正好担任研究所双学士班的班主任。所谓双学士是本科毕业后再读2年，再拿一个苏联东欧政治或经济学的学士学位，那一届苏东所的双学士班一共有7个学生，程仁兴是其中之一，他来自湖北农村。89年是毕业季，到5月底的时候这几个毕业生都已经找到了工作。

6月3日夜晚，北京的气氛非常紧张。简单吃过晚饭后，我也溜达到了在人大校园门口，当时聚集了很多人，又学生也有老师。我正准备骑车前往天安门广场去看看究竟时，我女朋友（未婚妻）来人大找我，把我拦下了，所以那天晚上一直呆在人大校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到了凌晨时分，开始传来军队开枪的消息，当时大家都不相信，人民军队怎么可能向人民开枪呢？而且到了5月底6月初，学生运动的势头明显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天安门广场外地学生大部分已经撤了，只有少数绝食学生在坚守，很多人都认为这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可能就这样虎头蛇尾地消退下去，基本上没有人想到邓小平会悍然下令武力镇压。

到了6月4日凌晨3、4点钟，陆陆续续有人大学生返回校园.回来的学生大体有2种表情，有些人是一言不发，面如死灰，好像经历过什么难以想象、不可置信事情；还有一些人则是情绪激动，破口大骂，说军队开枪杀人了，是 “法西斯”。 6月4日一整天，北京各大校园风声鹤唳，都盛传军队要进驻校园，要搜捕 “暴徒“，大家惶惶不可终日。6月5日苏东所曾姓总支书记找到我，说苏东所7个学生有2个未返校，失去联系，要我沿木樨地、复兴路往天安门方向去找找。我是班主任，学生失联我自然有责任去寻找。于是当天上午11点左右，就骑着我那破旧的自行车一路往南，到了木樨地再往东，沿长安街一直往前。在木樨地路口看到了几辆燃烧后损毁的装甲车，到了复兴路又看到了两、三辆损坏的坦克，还看到了一个被烧焦的人的尸体。在关键路口都有军人和坦克把守，我当时还想拿出相机拍照，立刻被军人喝止。至今想起来挺害怕的，如果是晚上肯定早挨枪子了，人大就有个新闻系的学生凌晨拍军队开枪杀人的照片而被枪杀的！

到了西单，路就堵住了，没法往前走了，只好返回。先后去复兴医院和木樨地医院，看到了许多死者的照片，但没有发现苏东所失联的那2个人的照片。回来路上去了中国政法大学，一个礼堂里堆放着好几具死者的遗体，上下周围铺着冰块，一看就是年青人，应该是政法大学的学生。回到人大后，我把情况给曾姓书记做了汇报。此后两天北京气氛益发紧张，形势很不明朗，各种传言满天飞，学校学生很多都离开学校回家躲避去了，我也跟我女朋友到河北沧州她家里呆了三、四天. 6月9日邓小平出来接见戒严部队，显示大局已定，我们也就从沧州搭火车回到北京。

            回到人大校园当天下午，我就溜达到人大资料楼8楼的苏东所办公室。正好所长和书记都在，他们告诉我失联的那2个学生有一个已经回来了，而另一个失联的程仁兴一直没有下落，直到昨天他的女朋友告诉所里说在北京医院找到了他的遗照，曾书记要求我明天去北京医院确认一下，我自然是马上答应了。第二天上午（大概是6月12日或13日），我带着程仁兴的同宿舍的张姓室友骑车去往北京医院。在接待室的桌子上还有三、四张无人认领的死者的照片，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正是程仁兴。然后医生带我们去往存放遗体的太平间。工作人员打开了装有程仁兴遗体的冰柜，程的遗体一下子映入眼帘。他身体卷曲着，感觉萎缩了不少，躺在冰柜里，脸上一片惨白，程的张姓室友也确认是程仁兴。回到接待室，我问那个医生，程是何时死的、怎么死的、死在哪里。那个医生回答说他那天值班，当时有很多受枪伤的人被送到北京医院。伤员太多了，医院派了几个医生在门口检查伤势，有救的马上送进手术室抢救，伤太重，没法救的，或已经咽气的就放在一边。这个医生那天正好在现场，大概6月4日凌晨2点多程仁兴被一辆三轮车送到了医院，但人已经死了，因为被一颗开花子弹（炸子）击中了腹部动脉，血一下子全放掉了。他说程的前面大腿部有一个小的枪眼，后面有一个小碗口大的窟窿，这就是子弹在体内爆炸引起的。那时六四刚过去没几天，北京人也是敢说话！至于程具体是在哪里被枪击，当时怎么回事，他就不知道了。

            回到人大后，我把在北京医院寻访的经过向所里做了汇报，曾书记说其它事情所里会和学校进一步了解，你不用管了。

又过了10天左右，程仁兴的家人从湖北十堰地区来人大处理程的后事，我是班主任，自然得负责接待安排。程来自农村，是家里唯一双学位的研究生。听闻儿子死亡的消息，程的年迈父母备受打击，卧床不起，来北京的是他的哥哥、两个姐姐和大姐夫。他哥哥有先天性心脏病，没说几句话就气喘不已，两个姐姐也没读过书，只有大姐夫是退伍军人，见过一些场面。面对程家人的不幸、看到这一家的状况，我是难过不已，又嘘唏不已，但在那种大环境下，也做不了太多。作为班主任，我捐了些钱，并动员他的同学私下作了点募捐，聊表一点心意。

程仁兴当时已经在广州遭到了工作，女朋友同年毕业，也将和他一起奔赴广州，开始美好新生活，六四一声枪响，所有一切化为乌有！不仅断送了一条年轻、鲜活的生命，而且给程家带来致命的打击，程家的希望和未来就此葬送。实际上，六四镇压不仅改变了那些卷入六四的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今天中国的问题很多都可以从34年前六四被镇压这件事情上来找答案。

又过了2、3个月，苏东所的姚姓党总支付书记（她与我北大导师曾是同学兼同乡，我来人大工作也是她促成的，所以把我当作“自己人）悄悄告诉我，经组织调查，程仁兴是6月4日凌晨死在天安门广场栏杆里头，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是北京建工学院的他的一个老乡。这个老乡说凌晨一点多钟从西边进入长安街的解放军向天安门广场方向放枪，程仁兴就是那时被流弹击中的，也是他和其他几个北京人用三轮车把程送到北京医院的。姚姓副书记叮嘱我要保密，不要到处乱说。（2023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