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泥鸿爪土耳其(二)

伊斯坦布尔-阿玛斯拉（Amasra）-沙夫然波鲁（Safranbolu）-卡斯塔莫努（Kastamonu）-阿玛西亚（Amasya）

沿博斯普鲁士海峡的欧洲一侧往东北方向行驶了大约八九公里以后，我们从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Sultan Mehmed the Conqueror）悬索大桥上跨过海峡，往东进入了小亚细亚（Asia Minor）。

进入小亚细亚以前见到的伊斯坦布尔郊区。

从伊斯坦布尔到阿玛斯拉全程约四百八十公里，整天基本无景无味，直到远远看到黑海边的阿玛斯拉。

俯瞰阿玛斯拉。

阿玛斯拉前四公里处的半山腰有个罗马时代（公元41-54年）从石壁上凿出的鸟岩纪念碑（Bird's Rock），只是那雕像的人头和鹰首早已不见踪影，碑主是谁也无从确定。

鸟岩纪念碑。

阿玛斯拉有个建于公元一世纪末二世纪初、能容五千人的罗马集会大厅的遗址。因为当初那里也用作交易买卖的场地，所以被称为Bedesten（室内集市）。那围墙修整得坚不可摧。

阿玛斯拉的Bedesten遗迹。

从阿玛斯拉到沙夫然波鲁将近九十二公里。后者的老城因为保留着大量奥托曼时代的建筑，在1994年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然而当地人似乎根本不把这荣誉当回事，镇上竟然连一家讨好游客的纪念品商店也找不到。

沙夫然波鲁大有年头的楼房。

我们的司机顺路往他在一个小村里的新居捎东西，让我们得以见识了土耳其（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那司机家家具齐全高档，尤其是卫生间，堪称豪华，让大家赞不绝口。

司机新居的客厅。

卡斯塔莫努在沙夫然波鲁以东约一百零九公里处。

卡斯塔莫努老城区一景。土耳其人大概宁可另择土地造新居而不愿在原址拆旧重建。

卡斯塔莫努城区的清晨。

我们所住的“奥托曼宫”想必在当地当年有点等级，因为凱末尔在卡斯塔莫努作著名的鼓吹“帽子革命”的演说时曾下榻于此。

常被讥为“欧洲病夫”的奥托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择友不慎，以致成了战败国，不仅君士坦丁堡被英、法、意军占领，在国家的西、东、南各方领土更面临着被希腊、亚美尼亚和法国（在叙利亚的占领当局）分别瓜分的危险。

于是以凱末尔为首的一批军官以及知识界精英发起了旨在强国复兴的土耳其民族运动和独立战争。

在1923年10月赶走列强，建立共和以后，凱末尔们决心在政治、宗教、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全面弃旧革新。凱末尔们认为，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就必须世俗化、西方化。为之，他们搞了一整套“顶层设计”并逐步推行：

他们在1924年颁布新宪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树立了普选产生的“大国民议会”的绝对的立法权威，从而迫使末代苏丹自行去国流亡马耳他。

他们确定了共和国的基本性质：世俗、社会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不可分裂、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尤其是司法的独立）。

他们采取了多党制民主，尽管在实际上从1925年起直到1945年，议会的席位都被信奉凱末尔主义的共和派人民党垄断了。

共和国采纳了以意大利的刑法和瑞士的民法为基础的西方法律和司法体系。

新政府强调和保证信仰自由，从而解脱了伊斯兰教对社会、政治乃至私人生活无所不至的控制。

在奥托曼时代，清真寺和修经院使用的《可兰经》是用古阿拉伯语写的，广大民众虽然信仰了几百年的伊斯兰，其实并不真正明白《可兰经》说了些什么。新政府组织了《可兰经》的翻译，让民众能够通过阅读土耳其语的《可兰经》而理解伊斯兰的教义。

在经济上，新政府通过将垄断烟草业等支柱产业的外国公司收归国有、创办国有企业和中央银行、实现铁路国有化、不断扩建公路网络等等措施，实现了国家对经济的掌控。

土耳其在1933年启动了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

新政府鼓励妇女解放和平等。凱末尔说：“如果妇女不能参与国家的社会生活，我们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将不可救药地永远落后，永远不能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

新政府在1926年宣布一夫多妻制非法，使土耳其成为中东地区唯一禁止一夫多妻的国家。以身试法者得坐两年牢狱。

早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土耳其妇女在1934年获得了选举权。在1935年的大选中，妇女在大国民议会的三百九十五个席位中占了十八席（同年英国下议院的相应比例为9:615，美国众议院的相应比例是6:435）。

凱末尔非常赞赏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的“通过学校推广民主、改造社会”的理念。他在1924年邀请杜威到土耳其考察并提出改革建议。新政府统一了教育体制和教育方针，在全国新建了数千所学校，大力普及免费初等教育；新政府提倡男女同校，鼓励女孩入学。在共和国立国之初的十年里，全民识字率从百分之九提高到了百分之三十三。政府同时强调发展个人潜能、学以致用和专业分工。

新政府在1925年开始使用公历和国际时刻。

凱末尔完成的激进改革还有在1928年以二十九个拉丁字母替代奥斯曼帝国通行了几百年的波斯-阿拉伯语书写系统，同时从语言中排除了大量源自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借词。

属于突厥语系的土耳其语有八个元音，而波斯-阿拉伯语字母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表达辅音，因此难以贴切地反映土耳其语的音素和音韵。

主持书写系统改革的语言委员会曾建议用五年时间实现新旧系统的转换，而凱末尔坚持只有三个月的过渡时期。

为此他在全国成立了五十二所师范学校突击培训普及拉丁化字母的教师，并自任“总辅导员（principal tutor）”，四处奔波，给大家打气鼓劲。

除了解决音文不符的问题，凱末尔改革书写系统的秘而不宣的目的是希望“从土耳其人的脑子里清除干净阿拉伯的根子”，以加快向西方靠拢的进程。

在很大的程度上，凱末尔的拉丁化是成功的，尽管直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一些老年人写私信、日记或便条时还会使用老一套的字母。

凱末尔鼓励为奥托曼宫廷不屑一顾的西方绘画、音乐、戏剧、文学的创作和传播。

上面提到的“帽子革命”则是凱末尔最别出心裁的改革。他控制的议会在1925年通过法律禁止男子头戴传统的白色包头巾和不那么传统的红色菲斯（fez）帽。男子可以不戴帽子，但如戴帽则必须戴西式帽子，否则罚款乃至监禁。

凱末尔和他的伙伴们自执政以后始终西装革履。

标准的菲斯帽，源自摩洛哥古都菲斯（Fez）。它的走俏本是1813-26年间奥托曼帝国军队服装现代化的结果。

凱末尔改革最为人诟病的一个方面是所谓的“土耳其化”。凱末尔强制实行同化政策，禁止亚美尼亚、希腊、库尔德等少数民族学习和在公共场合使用自己的母语，甚至强迫少数民族民众放弃带民族特色的姓氏后缀而改用土耳其姓氏后缀。

凱末尔的改革自上而下，翻天覆地，其深度广度和速度在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彼得大帝在俄罗斯进行的西化改革同样影响深远，不过完全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沙皇专制统治。清廷下台以后的民国改制倒是一度轰轰烈烈，中华帝国一切藏污纳垢的犄角旮旯都曾被扫帚伸进去捅过几下，可惜除了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其他的旧都还没有来得及破净，新还没有来得及立稳，就是军阀混战、外敌入侵、自相残杀……

凱末尔的改革是英雄创造历史的范例。没有凱末尔就没有今天的土耳其。依仗在上至社会精英下至农夫走卒中享有的无比崇高的威望，凱末尔得以在短短的十五年间（他于1938年去世）引导一个保守落后、积弱积贫的宗教国家脱胎换骨，成为伊斯兰世界中的奇葩。

凱末尔改革的每一措施都遇到过不满、反对以至武装抵抗和暗杀阴谋。而对共和、文明和进步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使凱末尔披荆斩棘，基本上实现了他预定的目标。

凱末尔的姓名Mustafa Kemal Ataturk的第三部分Ataturk（阿塔图卡）是大国民议会在1934年授予他的独一无二的头衔，意为“土耳其之父”。在今天的土耳其，到处都能看到阿塔图卡雕像、画像和纪念碑。伊斯坦布尔的国际机场就以阿塔图卡命名，土耳其最大的水坝也叫阿塔图卡大坝。

下图是在阿玛西亚的阿塔图卡纪念碑。

1919年凱末尔在阿玛西亚揭竿而起，发动了土耳其独立战争。

阿玛西亚在卡斯塔莫努东南二百五十三公里。

坐落于一条狭窄的山谷间，Yesilirmak河穿城而过，清秀的阿玛西亚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里孕育了众多艺术家、科学家、诗人、思想家以及两个苏丹，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是希腊地理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他写的《地理学》（Geographica）是当时地理学无与伦比的集大成者。

从城堡俯瞰阿玛西亚。

Yesilirmak河沿岸的餐厅茶馆咖啡室。阿玛西亚有十万居民，近年来他们据说每年接待上百万游客。

阿玛西亚曾经是公元前四世纪波斯人建立的本都（Pontic）王国的首都，在其山崖峭壁上共有二十一个历代本都君主的石窟陵寝。

本都王国君主的石窟陵寝。

石窟陵寝群夜景。

土耳其婚礼。

世界上到处都有虎爹虎妈横加干涉、棒打鸳鸯以致酿成悲剧的故事。奥托曼帝国的“梁祝”故事就发生在阿玛西亚：

穷小子Ferhat与富家千金Sirin相恋，他上门求亲，千金的老子狮子大开口：“除非你能把山上的泉水引到我家，否则趁早打消这个念头”。热恋中的小伙子能够移山填海，Ferhat日日夜夜在山坡上开道凿渠，眼看大功即将告成，突然传来噩耗，说姑娘病死了。Ferhat瞬间绝望而跳崖身亡。Sirin闻讯，泪如雨下，不久真的一病不起。

我觉得土耳其人比较厚道，他们并没有说那“假新闻”是姑娘的势利的老子编造和散布的。

在Ferhat与Sirin公园里，除了那对恋人的雕像，石坡上有古代为城市供水的水渠的遗迹。

Ferhat与Sirin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