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偰：拆城是败家子行为（图）

来源：中国青年报

朱偰，字伯商，浙江海盐县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不同于为北京城楼拆除而失声痛哭的梁思成，当朱偰得知南京城墙即将被拆除的消息时，他选择了挺身而出。

“为城砖而拆城是败家子行为。”多年后，女儿朱元春依然记得父亲的这声呐喊。

那是1956年8月份，时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的朱偰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接到秘书的紧急报告，说是许多人在城南拆毁明代古城墙。

据说，这个名叫拆城委员会的组织还提出了“古为今用”理论：把古城墙作为救灾赈济款，对于失业者实行以工代赈，拆下一块城砖，可以卖一毛钱。不仅如此，一段始建于东汉末年的城墙，拆下来的条石被敲碎了，用作修马路的小石子。

这让朱偰心急如焚。南京的城墙，是明朝初年花了20年的时间建造而成，并以近34公里的长度，成为当时世界上留存的最大的一座城池。

他当即以“消防队员的心情和速度”赶赴现场，发现城墙残破得“似乎刚刚经历一场战争”。那段东汉时代的城墙，已经被拆去一公里之长，中华门两厢的城墙也已不见踪影，眼看就要拆到可容纳3000人的瓮城了，这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城堡式瓮城。

“实在是不可原谅的一种粗暴行为。”在江苏省委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上朱偰直言不讳地批评道。为了挽救这些文物，他还为电台写了广播讲话，又联合社会各界，总算暂时制止毁城行动。

对此，南京本地媒体在朱偰百年诞辰时评价：“为了保护南京古城墙朱偰没有沉默以对，而是奔走呼告……50多年前，他的一声呐喊为我们留下这段城墙。”

在不少人的回忆中，这样的呐喊，极为符合朱偰的性格。

1935年6月28日，他收听无线广播，听到日寇进逼北平的消息，“仿佛听到慈母病危的消息一般”，匆匆北上。这位中央大学的经济系主任，拿起一台德国蔡司相机，历时两月，对故都文物进行实地测量摄影。

国民政府在南京大兴土木实施“首都计划”时，他又用3年的时间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金陵古迹名胜影集》等三部著作。迄今，这些书籍仍然是南京文化遗存最为翔实的实景记录。

朱元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那些日子，父亲总是早出晚归，背着照相器材和测量仪器，一些偏远的地方还是骑马去的。有一次在明故宫附近拍照被宪兵发现，怀疑他在偷拍军事目标，直至底片全部冲洗出来发现是文物古迹，才把他给放了。

这位经济学家，这么解释自己对于文物保护的热情：“夫士既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

但多年之后，这样的呐喊，却为朱偰带来了灭顶之灾。1957年，他以“借保护城墙之名，猖狂向党进攻”的罪状被划为“右派分子”。1968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谈及这段日子，朱元春的声音，就开始微微颤抖。她记得自己当时刚刚小学毕业，但“整个南京没有一所中学敢要我”。还没听一会儿广播，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就传来“朱副局长，你究竟要干什么”的批判文章。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在人前他们兄妹不仅不敢哭泣，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但在这个63岁老人的记忆里，父亲在批斗会上对于保护城墙的罪名，从未低头认罪。他总是说：“关于拆城墙，我向政府提出批评，完全是从爱护文物出发，请允许我保留意见。”

只是，拆墙运动继续进行着。如今，跟中华门规模相同的通济门，以及太平门、金川门、草场门、水西门，从南京的地图上彻底消失了。据不完全统计，从1955年到1979年的24年里，南京城墙一共拆除了15公里，这段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古迹，如今只剩下三分之二。

城墙已毁，呐喊声也日渐遥远——1968年7月15日朱偰去世。他留给人们的，是这样一丝微弱的声音：“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作者 杨芳）

延伸阅读:

朱偰（1907～1968）
   
国立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1932～1939，1949～1952） 

    著名财经专家朱偰，字伯商，1907年4月15日出生，浙江海盐人，其父朱希祖（著名史学家）授读。1919年入北京第四中学学德文，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5年入本科读政治，以史学为辅科，1929年毕业赴德国入柏林大学攻经济，兼修历史、哲学。1932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兼国立编译馆编审，年方25岁。讲授财政学、世界经济、经济名著选读等课。次年任系主任，增聘武育干、厉德寅、余精一、雍家源、刘南溟任教。对当时我国废银元实行纸币制、反洋货倾销、关税自主问题等做专题讲座，在各大报刊发表论文，从此名声鹊起，并使中大经济系大负时誉。

    他在课余，从事考古研究，足迹遍及南京周边城市，纵横数百里，寻幽探古，出版了专著《金陵古迹考》和《金陵古迹名胜影集》，系统介绍南京古文化遗存。
    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后，应财政当局之请草拟战时财政计划，提出以租税支持公债，公债保证通货，防止通货膨胀，以筹措战费。1938年12月4日在重庆的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演说，力主维持法币，稳定汇价，以安定金融，加强抗战力量。财政部长孔祥熙会后即派员邀聘他为财政部简任秘书，1939年10月入财政部任职。在部务会议上他再三申述增加税收稳定货币的建议，但当局对他提出的提高所得税率、举办战时利得税、试办遗产税、奖励反走私等措施均未采纳。三年后，他辞职改任新设的专卖事业司司长，1944年6月后被任为财政部关务署副署长、署长。1949年春，朱偰拒去台湾毅然返回南京，几天后刘伯承和陈毅特设宴招待。朱偰回中大经济学任教授，不久任系主任。

    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的经济系并入复旦大学。他仍被任命为系主任，但江苏省不放，任命他为省文化局副局长，分管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兼负省国画院筹建任务。1956年8月，他突接紧急报告：南京有关部门以建设需要为由正在拆掉城墙！他火速赶去保护这一国宝！令他痛心的是：石头城南北一段还是东吴和南朝的遗迹，正在被敲碎用于铺路。朱偰向市领导紧急建议：要求停止这种的毁城行为！同时为报纸和电台写文章和广播讲话，四处奔走，发动社会各界制止这场灾难，终于保住了可藏兵三千的中华门城堡，但门东、门西，规模和中华门相同的通济门，还有太平门、金川门、草场门、水西门都已毁于一旦。67里明古城墙只落下断断续续40多里了。
    在反“右派”时，朱偰的护城善举却成了“攻击市委、猖狂向党进攻”，而被定为“右派”，撤消一切职务，下放江苏人民出版社当编辑。1961年摘 “右派”帽后到南京图书馆任江苏图书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文革”一开始又陷灭顶之灾。1966年八九月间遭多次抄家，家具被抢光，磁器全被砸光，存书焚被烧光；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竟被疑为“国民党特务”，而惨遭毒打；朱偰终于1968年7月15日含冤自杀。至1978年11月，朱偰得到平反昭雪。在江苏作协主席艾煊在“帽子和城墙”一文中说：“朱偰的那一顶难受的紧箍帽子，为南京人换回了一座中华门。因此有人建议，南京人是否可用社会集资，在中华门城堡上为朱偰立一塑像.”  

   1926年8月，朱偰写了一论、再论《五言诗起源问题》刊于《东方杂志》，1930年写成50万言的《日本侵略满之研究》一书是国内研究东北问题的第一本专著。其译作有《漪溟湖》、《燕语》等；小说有《泡影》、《怅望》、《流到人间去的红叶》等。他的文学作品（诗歌以外）有41篇（册），游记71篇，经济论文62篇，金融货币论文49篇，分别发表于《东方杂志》、《留德学志》、《国闻周报》、《国民公报》、《中央日报》、《财政评论》、《经济周报》、《外交评论》、《财政学报》、《申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则多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和《理论学习》上。（赵玉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