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傲慢与偏见？

作者：谢盛友

时代不同

1963年6月26日，约翰•F•肯尼迪：“我是一个柏林人”  (Ich bin ein Berliner) “我是柏林人”这句话，肯尼迪是用带着浓重波士顿口音的德语说的，虽然不标准，但西柏林人听懂了，顿时广场沸腾起来，“肯尼迪 — 肯尼迪”的喊声响彻云霄。“我是一个柏林人”成了历史伟人名言，因为这是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

几十年后，一个西柏林中学生到德国另外一个小镇旅游，他看不惯乡巴佬，与当地人争执，同样说“我是一个柏林人”， 他是用标准的柏林口音说的，小镇的小伙子看不惯柏林人的优越感和傲慢，一起围攻他，结果把他打伤致残。

北京人到上海凶残杀害六个警察。我堂堂北京人被你们小上海警察殴打，这还了得？

关于杨佳案，国内一位教授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悲剧。首先这是“官逼民反”，是执法人员普遍违法在先，但是“民反”反得很不理智，说是“勇敢”，还不如说“愚昧无知”(这样说可能很残忍)。须知当今时代不同了，人们的道德观念，标准也有所不同。当年武松“血溅鸳鸯楼”，把张团练一家老小，奴仆丫环杀得一个不留，是当时的道德标准范畴中的行为，为大多数百姓所认可。今天社会上的“不平事”何止千万！而且这种不平多数来自“官府，衙门”，用“梁山好汉”的方法是不能铲平这潭污水塘的。一味为杨佳叫好，能解决问题吗？武松杀了张团练家的奴仆丫环，是触动不了赵家皇朝半根毫毛的。（国内一位教授的大致意思）

杨佳绝对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文化现象，杨佳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的极度不平等的残酷的欺压事实。

傲慢京人

上个世纪流行：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自己是乡巴佬；到了广州才知道自己钱少；……。

北京由于是中国的首都，北京人生来就有优越感。一国之都，作为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等的中心，北京拥有太多的溢美之词，但北京人往往也不知不觉地培植了一种“傲慢与偏见”的气质，这其实是一种以制度歧视为表征的霸气。北京人的优越感，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各种特殊的优惠政策的发酵，和长期的催化。

对每个从北京来的人，上海人都会问：“上海好还是北京好?”在北京，则很少遇到这种提问，因为在北京人的眼里，这从来就不是个问题，问题是：中国还有比北京更好的地方吗？

北京人的傲慢，是靠全国各地尤其是贫困地区的穷人机会的牺牲，而堆积起来的。高考恢复后，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当年我是海南岛的外语类状元，北大北外抢着要录取，由于家庭贫困，没钱买棉袄，没有填报北京大学。事情过了三十年了，每每看到北京人，尤其是北大人，总让我联想到当年无缘作北京人的伤心事。我妹妹更悲，她当年是我们家乡的民办教师，根本没有什么工资，只是拿工分，每个劳动日8分钱。三年里她每年高考，每年差几分才到达分数线，可她的分数若在北京已经超越重点大学的分数线。三十年前我们家对于北京人而言的凄凉，只是全国贫苦大众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中国的城乡差别，不平等事，何止亿万？

人的出身地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是不能够选择的。千百年来“北京人”成了一个文化标签，区别北京人与外地人、外省人的标签，区别权贵和穷人的标签，区别强势和弱势的标签，……。

总体来说，北京是一座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余年建都史的古都，是深具东方传统的都市，东方文化沉淀深厚，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文化之都。北京城内的“城市壁垒”几乎囊括了读书、就业、升学、升官、迁徙、文化、休闲等全方位的优惠，其“恢弘气势”似乎并不逊色于城外的古长城。

在民国时期，沈从文、鲁迅等论战，鲁迅的结论是北京“京派”文人偏“官”，上海“海派”文人偏“商”，历来官看不起商。北京人看谁都是老百姓，上海人看谁都是乡巴佬。这句话虽然是玩笑，反映的却是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历史心理的沉淀。

北京人尽管义字当先，但有时多少会体现出皇城根下的子民盛气凌人的心态。北京人都喜欢“侃”，三教九流三皇五帝，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就没有他们不知道的，想找一个不会侃的北京人，难度相当大。杨佳果真木讷，应是例外。

据报道，2008年10月29日，林嘉祥在一深圳餐馆，掐住一位11岁女童的脖子，企图拖进洗手间猥亵，未能得逞。女童父母拦住林讲理。林嘉祥不以为耻，反而大言不惭：“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这句话，成为性骚扰的同义语开始在国内流行。

我承认、我深知，这是十足的以偏概全，是用一竹竿打翻整船人，对于普通北京老百姓，在此我表示道歉。

自私排他？

人性本身自私、排他。没有人不顾及自身的利益而照顾他人的利益。雷锋是人造的神话。人，带有十足的动物本性：先顾自己，再顾家人，再顾自己所属的群体，再顾及社会。

自私并非错误。问题是，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不能破坏他人的利益；如果破坏了，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很难维持平衡，族群与族群之间就很难维持和平。于是，人会吵架、打架，族群会冲突、乃至打仗。一定范围的同种族群，由于生活习惯一样，在认同一定的文化基础上，慢慢地联合起来，乃至组成今日的国家。国家为了人与人之间的平衡，设立了一定的规矩、规章，乃至法规、法律。然而，由于法律也是人制定的，法律也是自私的。也就是说，法律是为一定的族群服务的。

我在上德国宪法史时问我的教授，如何理解“每个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类的话语。他毫无掩饰地说，宪法讲的是人与国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则由众多的私法规范。宪法里所谓人的尊严的基本权利，是超越国家的。也就是说，只要是人，不论他（她）生存在哪里，都应该享受这些基本权利。你在你的族群里，你的尊严不可侵犯；你到别的族群里，你的尊严同样也不可被侵犯。

问题很复杂。一定的族群为了一定族群的利益，又设立了一大堆宪法以外的法规，以维护本身族群的利益。

所谓仇外就是仇恨外族人。仇恨或表现在内或表现于外。前者就是我们常说的“恨在心里”；后者是指以一定的行为侵犯外族人的利益。任何族群都不愿意外来族群侵犯他们的权益。这是铁的规律。

仇外是时时有之、处处有之、人人有之的。如果哪个政治家说：他不仇视外人，他的国家不仇视外人，那才是天下最大的谎言。有智慧的政治家应该采用一定的办法、措施来平衡人与人的关系、族群与族群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以致于人与人不冲突、族群与族群不冲突、人与社会不冲突、国家与国家不冲突。

抗压能力很不足

从硅谷华裔工程师吴京华我想到卢刚，尽管吴京华不是地道的北京人。根据四川同乡介绍，吴京华是川东人士，1982年从重庆大学毕业，之后就读北京工业大学，并在北京工作过，1988年来美，获得硕士学位后工作，1990年代初期来到湾区，并取得圣他克拉大学电机硕士学位。吴太太是上海人，也曾经在北京生活过。

卢刚1991年11月1日在校园中射杀数人，该事件在当时曾震惊中美两国，也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教育弊端的讨论。卢刚生于北京市，18岁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84年通过CUSPEA考试，1985年本科毕业后进入艾奥瓦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攻读研究生。1991年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在中国大陆无神论及功利主义至上的影响下，现在的年轻人抗压能力低下，少数傲慢的北京年轻人更加突出。在极端自我意识高涨下，自私和傲慢往往会造成危害社会安全的悲剧。

博爱我们很陌生

在卢刚枪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受害人之一的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通过媒体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信中追忆了安妮•克黎利女士的成就，并以宽容的态度希望能分担彼此的哀伤。

余虹也是因为抗压不足而自我牺牲的，他生前写过《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一文。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正在波士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他听说美国人在悼念活动中连凶手一起悼念他惊讶了，这惊讶久久不能平息。一天在去波士顿大学的途中一位同行的中国留学生对他讲了事发第二天晚上他们社区的守夜祈祷。她告诉他在守夜仪式上他们点了33根蜡烛，为33个生命祈祷，这让他惊讶。她向他转述了守夜仪式上人们的悲伤以及他们的言谈，其中一位牧师的话让他惊讶。这位牧师看着33根蜡烛说：“这里的每一根蜡烛都象征着一个生命，它们现在都很平静，我相信他们都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安息。当那位凶手在开枪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而此刻，我相信上帝也和他的灵魂在一起，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

悲伤的经验起于爱，我们因爱被害者而悲伤，当悲伤将凶手包含在其中时，爱同样给予了凶手。

“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似乎对于我们不陌生，可是，博爱在现代中国大陆似乎没有任何意义。难道我们需要传统仇恨斗争、暴力杀人、排外斥外的价值思想？我们能不能思考博爱平等自由的心灵价值？

让我们今天开始一起努力，让博爱不陌生！

写于2008年12月2日，德国班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