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押到甘肃天水挨斗三个月

1966年9月30日，为在国庆节前把我们这些“黑帮”赶出北京，武装押送我们到位于甘肃天水的兰州军区步兵学校。那时流行“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我们算“四类干部”、“反革命”，敌我矛盾，听说准备把我们集中起来送到新疆大漠终生劳改。人到这一步，只能听天由命，也豁出去了。我们坐的火车是硬座，解放后我就没有坐过硬座，这回可“享受”上了。一路上有人持枪“警卫”，子弹顶上膛，有逃跑者马上开枪。

我们刚到兰州军区步兵学校还算安静，后来北京的解放军测绘学院造反派到天水串连，把我们这些“黑帮”拉出来示众。我们这帮“黑帮”中有不少人物，著名画家黄胄，著名作家王愿坚，还有陈其通、姜思毅等好几个少将，他们算大的牛鬼蛇神，跪在第一排。我自以为自己没事，没想到有个人喊“还有严寄洲”，于是我也被迫跪在第二排。每个“黑帮”胸前都挂着一块大牌子，自己写上自己的“罪行”。

黄胄是我的“邻居”，造反派命令他画驴，他没有笔，用破扫帚沾着黑灰在水泥地上画。虽然黄胄画的是拿手的毛驴，但他画得像狗。我偷看一眼直想乐，又不敢。虽然我大汗淋淋，胳膊还被两个大汉吊着，我还是从嗓子眼里小声挤出一句话：“你画的那是驴吗？那是狗！”黄胄望了我一眼，嘴咧开了似乎想笑，那笑的样子比哭还难受。造反派立即制止我们：“不许说话！”文化大革命后我对黄胄说：“你画了一辈子驴，就那个最值钱了，可惜当时没有拍下照片。”

   为什么把黄胄作为重点？在批斗会的前两天，黄胄上了《人民日报》的“黑名单”，升了级，所以造反派拿黄胄开刀。以后到总政治部五七干校，黄胄分在炊事班，每天用驴车拉泔水到猪圈。我挑担子经常碰到他，就开玩笑说：“你今后画的驴更像驴了。”黄胄低声说：“画什么驴？画驴屁股，我天天光看见驴屁股了。”接着补了一句，“我这辈子再也不画驴了。”当然文化大革命后黄胄还是照画驴不误。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被送到新疆大漠劳动改造，大概是八一厂还想把我们当“活靶子”吧？1967年1月，我们这群“黑帮”从天水押回北京，还是一路硬座。

关进“黑楼”，挨打成了家常便饭

1967年9月20日，八一厂某群众组织的几个人踢开我家的门，说要核对材料，把我骗进“黑楼”关押起来。

“黑楼”是八一厂西南角的一座浅灰色小楼，准备作为第四制片室，专拍保密片用。因为关押“黑帮”而得名，直到现在还有人叫“黑楼”。这一年，八一厂某群众组织在江青支持下，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先后揪斗了一大批干部，分别关进“黑楼”或“牛棚”。

此时“黑楼”还没有完全盖好，进门处贴着一张“看管犯人条例”，连我一共20多个“黑帮”。一人一间，门把手全部卸掉，窗子用铁丝拧死。门上的玻璃窗外罩一张报纸，看守随时可以监视“黑帮”的一举一动。八一厂的看守没有经验，牢房必须24小时亮灯，而他们下令晚饭后立即熄灯。

牢房里只有一张硬板床，白天不许坐在床上，更不许躺在床上。后来给了我一块空心砖，可以坐在空心砖上读毛选了。我刚开始坐在空心砖上，累得实在不行，好一点的看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我上床躺一躺，也默许我靠一靠墙，翘一翘二郎腿，当一回“神仙”。赶上坏看守，我只能老老实实坐在空心砖上。实在太无聊，我就自己给自己找活干。在地里劳动，我捡来不完整的白瓷砖和半截钢锯，锯平白瓷砖，把报纸上的毛主席像贴在上边。贴了一大堆，做成工艺品。有一天我在走廊上发现彩色粉笔，这可是宝贝。乘看守不注意，我赶快偷了几根。关押我的房子是新房子，墙还没有刷，我就往水泥墙上画宣传画，这是我的拿手好戏。我怕造反派找茬，就写上一句毛主席语录，并给语录加个花边。果然看守找麻烦来了：“粉笔哪里来的？”我说：“房子里本来就有。”看守不再说什么，走了。

有一次全厂吃饺子，看守开恩，让我们也吃。好长时间不吃饺子了，我买了好多。一顿吃不了，留一半晚上再吃。给了我一头蒜，我把空墨水瓶放上水，让它长绿绿的蒜苗。因为旁边关着的老导演冯毅夫也养了蒜苗，看守起了疑心：“这是什么暗号？”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想吃，放菜里多香啊。”看样子看守比我们还紧张，草木皆兵。

有一天中午很奇怪，看守要我们一个挨着一个到走廊打饭。“陈播，什么成分？”“地主。”啪啪给两个耳光。“冯毅夫，什么成分？”“工人。”“败类！”还是两个耳光。“严寄洲，什么成分？”“小职员。”“流氓无产阶级。”“张加毅，什么成分？”“贫下中农。”“忘本。”反正不管你什么出身，不偏不倚，每人一律两个耳光。

关于打人，造反派专门制定计划，一个星期打几个，计划每天打一个“黑帮”，不管有没有理由都打。几个打手吃饱喝足，商量今晚揍谁。“黑帮”被拉到一间屋里，接着就传出“鬼哭狼嚎”。那真是想象不到的残酷，鞭子抽，木棒打，大头针扎，禁闭，毒烟熏，聚光灯烤，“黑帮”们有的被打骨折，有的腰部受伤，有的内脏受伤，有的耳朵聋了，有的眼睛坏了……八一厂至少有7个“黑帮”被打伤，其中3个留有残疾。

造反派连续扇我60多个耳光

   每天我们这些“黑帮”都提心吊胆，因为不知道今天轮到谁挨打。我的群众关系还比较好，造反派大部分是厂里的工人，我没得罪他们，他们也恨不起来我，打我还算少的，也比较“客气”。只有一次，我挨了一顿狠揍。“黑帮”嘛，还能吃什么好的，天天“忆苦思甜”，每个“黑帮”赏赐两三个窝窝头或发霉的馒头，再给一碗烂菜帮子、茄子把、芹菜根，放点盐，油也没有。偶尔给点韭菜花，我就像得了宝贝，省着吃好几天。口腔和牙受了罪，好处是大便通畅，几秒钟就解决问题。有一次说是改善生活，可以多要一份菜，实际上是烂葱叶子。给你一大碗，这怎么吃？副厂长胡介民实在难以下咽，啪啪一敲门，上厕所，一碗烂菜全倒厕所了。马上看守进来了：“刚才倒的什么？”“烂菜。”“什么烂菜？”“捞起来吃。”胡介民不吃，不由分说就是一顿打。我比较小心，把烂葱叶子挤干了水，悄悄包在破手绢里，乘看守不注意的时候，神鬼不知扔进厕所里。

谁知逃过了“初一”，还是没有逃过“十五”。窗外时常有小麻雀前来光顾，关进“监狱”后我对自由真是羡慕死了，我们常把省下的窝窝头放在窗台喂麻雀。因为窗台有吃的，麻雀越来越多。上午9点以后麻雀就都飞走了，留下没有吃完的窝头渣。外号“大巴掌”的看守眼尖：“谁干的？”他先找隔壁的张加毅算账。“‘反革命分子’张加毅，又犯什么罪！”张加毅辩解：“我能扔出去吗？我扔不出去。”张加毅是老“运动员”了，每次运动都被揪出来，相当有斗争经验。他说：“我的窗户连缝也开不了，怎么能扔？”“大巴掌”一看，窗子确实开不了。其实，张加毅扔过窝头。窗子虽然被封死，但使劲拧，可以弄开一条细细的缝，他把窝头搓成“蛋”，弹到对面的房顶。

那天晚上22点多，“大巴掌”踢开我的门，后面跟着十几个人，我也没搞清楚都是谁。“‘反革命分子’严寄洲，罪大恶极！”我说：“我没罪。”“你看，这是什么？”“大巴掌”拧着我的耳朵，叫我细看。“不知道是什么？”“这是糠窝头，谁扔的？”“我没扔。”“明天不给你吃饭！”“大巴掌”左右开弓，连打了我几个耳光，其他打手一涌而上，轮着打。一个打手在旁边数着，一连打了我60多个耳光。我被打急了，说：“我就是有罪，也不能这么动刑？你犯罪！”看守又狠狠打了我两个耳光。我还嘴硬：“你们去尝那烂菜叶子能吃吗？”我又挨了两个耳光。开始我还感觉到痛，打到后面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最后打手们打累了，扔下两张白纸和一瓶墨汁，让我写检讨。

“监狱”里也没桌子，我把铺盖卷起来，在床铺上趴着写。写什么呢？“反革命黑良心”，我拼命上纲，要不过不了关。这一次把我打惨了，我写道：“我要糟蹋国家粮食，我有意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让人民饿死。让国家没办法过，垮台！”以后好多人说我有脑子，斗争策略厉害。那些天我的嘴被打成了“猪嘴”，肿起老高，既不能说话，又不能吃饭。我只好把窝头泡在水里，硬塞进嘴里，要不饿也饿死了。

编剧柳琪辉在劳动时偷偷对我和张加毅说：“我拍大腿拍了个泥腿子，看我大哥（严寄洲），拍又粗又嫩的白大腿（江青）。”还又补了一句更“恶毒”的。当天“笑话”就传出去，是小学生抄的，成了封存材料，铁证如山。谁知道一句玩笑成了杀头之罪。开始我们还不知道问题的严重，三个人订攻守同盟，死活不能承认，拍胸脯保证。看守说我们攻击江青，把张加毅拎到摄影棚，审讯他是怎么恶毒攻击的。看守说都交代了。张加毅问：“有我的话没有？”“你是没说话，但你在场。”“没有。”张加毅死活不认。打了一天一夜，真打，打得张加毅走不了路，又打了两天，张加毅就是不认。

因为硬，张加毅经常无缘无故挨打，甚至从深夜打到黎明，鲜血和内衣“冻”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浑身是伤不能躺下，睡觉时只能坐在空心砖上睡。第二天晚上，挨打还在继续。张加毅把空心砖放在床上靠着，看守咣一踢门，张加毅看了他一眼，看守就说你仇视无产阶级革命派，“没仇视？你用眼睛仇视。”看守踢了张加毅一脚，张加毅还说“没仇视”，看守不由分说用拖鞋啪啪就打，把他的脸都打肿了，他仍死活不承认。打手扒了张加毅的衣服继续打，先拧他的伤口，再强压他跪下，揪住他的头发，让他跪在一个女打手面前，让女打手打耳光。张加毅好像见过这个女的，但想不起来了，他还是坚持根本不存在仇视这个问题。这个女打手打了他70个耳光，直打到张加毅满嘴流血，几次昏过去。女打手用大头针扎他的脸，不醒，就用凉水泼。这一顿打，折腾到天亮，以后几天张加毅无法进食。

老觉得自己怎么成国民党了

   “黑帮”们都有过挨打的经历。有一次提审，让我交代罪行，看守们的声音比较柔和：“今天文斗，给你一把椅子。”我还以为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挺好，不用“喷气式”了。美滋滋刚坐好，看守让我把胳膊伸开，做出展翅的样子。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看守冷不防把椅子抽走，让你坐“空气板凳”。不许站起来，保持坐在椅子上的姿式，骑马蹲裆，胳膊向左右两侧平举着，一落下就猛打，底下是大头针迎接，两边还有看守拿着棍子敲我的小腿肚子，我连着摔倒三次。一分钟以后，衣服全被汗湿透了，不到一个钟头，我就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我年过50，又有低血糖，这时嗓子里好像有东西塞着，马上就要昏倒了，幸好一口痰吐出来。女看守强令我把痰舔掉，我坚持不干，宁肯挨打。“文化大革命后我见到这位女看守，她很不好意思。

行政科科长王全也被整得够呛，看守要他“耍猴”，拿大顶。王全又不是杂技演员，他靠着墙，怎么也拿不起来顶，又一顿打。然后造反派给王全“擦桃毛”，把桃子在他皮肤上猛擦，一边擦一边叫：“叫你不认罪，叫你翻供，怎么样？这是很好的享受吧？”王全本来就头发稀少，看守逼他拿钳子拔自己头发。

军教片摄影师蒋先德，被看守背起来猛往地上摔。……

厂内有一间小录音棚，当初建造时的设计指标是关上厚厚的隔音门，外头即使有喷气式战斗机从房顶上掠过也听不到任何声响，自然里面再大的哭喊声也传不到外面。这个小录音棚有一条通道直通黑楼，正合乎他们打人的要求。每到夜静更深，他们便把要审讯的“黑帮”揪进来毒打逼供，任凭惨叫呼号。

那一段时间，可能是我的神经出了毛病，我老觉得自己怎么成了国民党了？不可理解，眼睛里老是看见国民党的帽子，怎么看怎么就是。墙上贴着领袖的照片，我看林彪的模样很像卓别林，越看越像。那些天我根本不敢睡觉，因为房门外面有“耳朵”，我怕梦里不留神说出来，叫“耳朵”听到我的“梦话”，就全完了。每天我想遗忘，拼命想遗忘，就是忘不掉，急得我直想撞墙。

在“黑楼”里，我们这些“犯人”三天两头挨揍，打人的人疯了，被打的人也都疯了。八一厂好几个自杀的，导演、副导演、编剧都有，像导演过《战上海》《碧海丹心》的故事片室导演王冰，就熬不住了。我不死，我不愿意死，我没有错，我相信事情总有一天会翻过来。但一个人天天挨斗，有时情况就会起变化，谎言多说几遍，真能摇身变成了“真理”，这件事我是不是这么说的？想不起来，没准就是我说的。斗到后期我的思想也产生了变化，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就是反革命，敬爱的江青同志说话，你怎么老是反对？你怎么能不同意？恐怕就是反革命。真是，不是拿枪的敌人，也是拿笔的敌人，你受的全是封建教育，恐怕是有大问题。脑子到这程度，神魂颠倒，这是很可怜的一种思维，以后我听别人说也有这种现象。

我们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长期关押，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居然成了“杀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