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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08）新年布局
在“治理整顿”、民心躁动、抽紧银根、经济紧缩的惨淡气氛中，1988年落幕了。在一片萧条的中关村，四通依然“一枝独秀”，取得了相当不俗的业绩。这一年，四通的营业额突破了十个亿。当年中关村一条街所有数百家公司的营业总额是20亿元人民币，四通独占半壁江山。当年全国IT行业前十名大企业（包括国营、民营）的营业总额大约是30亿元人民币，四通在其中三分天下有其一。
有一次，司机小籍载我驱车去大连出席一个研讨会，途中遇到几次大堵车。小籍巧妙地下了国道，从旁边的乡村小道绕过堵车点，结果大幅领先于其他的车辆。当时我在车上就和小籍聊上了：你看，如果国道畅通，在正常行驶的情况下，你很难超越其他车辆，除非你违章超速。但一遇到堵车，如果应对适当，就有了大幅领先的机会。四通的发展也一样，1985年的“治理整顿”，许多公司挂了，四通却得到了大发展的机会。这次“经济紧缩”，又给了四通大幅领先其他公司的机会。危机，往往也是转机。但机会只属于有准备的人。当各大银行正常信贷基本断绝、其他公司弹尽粮绝、被堵在大道上寸步难行的时候，四通却有自己的财务公司和中关村信用社，这就是我们自己开辟的乡间小道。
1988年12月31日，阳历年关，已经放假了。中关村一条街上的其他公司，早已偃旗息鼓。四通的营业大厅和各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许多员工在加班。我让财务准备了一些红包，然后率领公司的所有高层主管，在公司的大门口站成一排，给每一位下班的员工集体鞠躬致谢，然后送上一个信封，里面有50元人民币。钱并不多，但心意很诚。许多年后，一些职工对这一幕依然印象深刻。后来我在海外遇到当年的一位员工，他动情地说，四通改变了他们一家的命运，在四通的岁月，是他一生的辉煌。
1988年的最后一天，王安时从香港回到北京。当晚，我们在畅春园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年的凌晨一点多，会议的主题是新的一年的布局。关于1989年四通发展的总体规划，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管理职业化、市场国际化、产权股份化。
在公司的干部会上，我说：公司要发展，要让大家畅所欲言，广开三路：一是广开言路，要让大家说话；二是广开思路，大家都来出点子，想办法；三是广开贤路，要给每个人提供发展的舞台，有表演自己才能的机会。
一般的管理科学认为，一个企业的发展，有不同的阶段：一开始是“创业管理”，然后是“个人管理”，再进一步发展到“职业管理”。现在，四通应该也必须进入到“职业管理”的阶段了。所谓“职业管理”，其要点是：统一指挥、统一目标、明确授权、权责利对称、合理的管理跨度、最少层次、不重复的功能模块、一定的灵活性。
根据这些原则，公司在1989年作重大的结构调整，准备分成三大模块：决策委员会、经营委员会和利润中心。
决策委员会由我召集，沈国钧和王安时是副召集人，所以他们的职称是“高级副总裁”，做重大决策时邀请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我经常说，四通的决策程序是“听多数人的意见、跟少数人商量、一个人说了算”，这个决策委员会，就是我可以“商量”的少数人。委员会一旦做出的决定，经总经理签署后正式立案，这就是公司的法，总经理本人也必须遵守，不能随便改动。
在决策过程中，如果和总经理的最终意见不一致，你有二种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意见，要么离开。企业不是政府，不能搞所谓民主决策，也不靠多数表决。但决策过程是要充分听取意见。决策委员会是总经理作重大决策的咨询班子。
经营委员会是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运行的工作班子。我是班长，段永基、储忠、王缉志、崔铭山、李文俊等五人是副班长，他们的职称是“执行副总裁”。当时四通大约有十几位副总裁，但分成三个层次：“高级副总裁”是我决策时的副手，“执行副总裁”是我日常管理工作中的副手，其他“副总裁”基本上是功能模块或利润中心的负责人。
当时的四通，共有13个利润中心，分别是OA事业部、元器件事业部、电脑技术事业部、仪器仪表、CAD事业部、计算机网络工程、电源、通讯、汉字技术、工业控制、电脑排版、打印机、分公司事业部。
关于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我都有一些具体建议，下面是当天的《会议记录》中关于两个部门工作的一些说法：
“关于公共关系部。以前做了很好的工作，但系统化不够。你们要联系四面八方，范围包括省、市、区、中央有关政府部门，科委、电子部系统，海关、税务、银行、外管局、新闻界、工商联、民办实业家协会等社会团体。你们要了解各方面的组织结构，人员情况（关键人物的生日、特点、友好程度），银行哪个行长具体负责四通的业务，某报的哪位记者写过有关四通的文章。公关部都要建档，建立数据库，为业务部门提供信息。在业务部门每一次接待和谈判之前，你们要提供背景材料。要有细节，人家来访时，提一下这些细节，效果会大不相同。公关部要养兵千日，留给业务部门去用兵一时。要和四面八方保持经常的联系，逢年过节，要想到人家，平时要烧冷灶，不要到觉得要用人家时才去烧香磕头，临时抱佛脚。公司的形象广告和产品广告要委托同一个媒介，要集中做。现在《计算机世界》上八个四通广告，同是AT机，却是不同的价格，很不专业。如果集中做，那会是什么效果！广告一定要集中做。但具体如何做，要听各事业部的意见。”
当时，公关部的负责人是李玉和李一川。
“关于综合计划部。你们负责公司的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理论炮制。你们出版的《消息参考》（供公司高层领导阅读的内部刊物）要加强深度。公司要有人在前台赚钱，也需要有人在后台架着二郎腿、看着天花板、泡一杯茶、抽着烟，摇着笔杆子。理论文章要做得文情并茂。我们的今天，是大多数公司的明天。我们的探索要有理论总结，这样会造成极大的势能和机会。目前这些机会多到我们来不及响应。但如果丢掉这些机会，就会犯极大的错误。二汽、万宝、首钢，都是利润几亿，但他们的名气绝没有四通大。（会场上有人插话：社会上传说康华是邓小平的点，四通是赵紫阳的点。）人家把我们看成改革的代表。请注意，这不仅因为经济上的成绩，还因为我们的观念。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探索和思考，四通就是一个土财主。一个没有文化的企业，你赚多少钱，都是一个土财主。”
当时，综合计划部的负责人是周舵。
1989年1月6日，我们召开了新年布局的职工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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