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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曹思源在周舵家作客
我的1989（22）蛇口出境
长安街上枪声一响，我几乎彻夜未眠。铃声不断，不停有人来电话报告长安街沿途和天安门广场的消息，我默默地听，心里牵挂着广场上的同学，还有四君子……
6月4日，是星期天，我和四通的主要干部都到公司来了，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各部门查询员工的安全。结果，OA部报告，该部的王超同学今晨在长安街骑自行车过马路时被子弹击中丧命。中枪的部位在正面额头，戒严部队的结论：暴徒！据说他们当时的逻辑很简单：如果是背后中枪：被误伤的群众；如果是正面中枪：暴徒！
我即刻让李玉和OA部的戴铁牛去看望家属。王超同学是科学院子弟，他的父母，一对普通的知识分子，甚至来不及悲痛，而是处在一种极度的惊恐当中。因为儿子被定性为“暴徒”，不知道以后还要面临怎样的厄运。
我给张福森拨通了电话，极度愤怒地吼了一声：“怎么可以这样？！”
他在电话里语不成句：“……你，等一下……，等……”好像他们在开会，我就挂断了电话。据说，张福森后来很后悔，认为是因为他没有及时回答我的电话，所以导致我离京出走。其实，他完全不必自责，因为悲剧已经酿成，谁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6月5日下午，我在北坞村召集干部开会，决定暂停营业，并安排了主要干部在公司轮流值班。当晚，是李玉、李文俊和彭建伟值班。据李玉说，一晚上电话不断。
6月6日上午，我在集团公司总裁办接待了海淀区的科委主任胡定淮，他思想开明，一直是四通的坚定支持者。他谈起自己6月3日夜间在西长安街的见闻，对当局的暴行和蠢行不停地摇头叹息。
这些天，我不断接到匿名电话，接听时就是一句话：“赶快走！你随时有危险！”从运动一开始去北大看大字报被拍照留念，到首都饭店彩虹厅的黑衣人高举录音机打招呼，到6月3日上午曹思源的失踪，到当天晚上和逆行的霸王车对峙，我很清楚自己已经在“有关部门”的监控之下，而且，他们马上就要下手了！
我一直困惑是谁给我打了这些报警电话。现在我有点想明白了，我认为正是监控、跟踪我的国保人员，只有他们最清楚我的处境，而且，他们已经得到了“下手”的指令，他们是在拖延时间，他们希望我能配合……
当时的民心、党心、军心，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听曹思源讲他在秦城监狱的经历，他说自己很快就成为看守他的那些小战士的偶像。我可以想见他随时随地都可以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地演说的样子。那些战士对他说：“将来你出去了，就是大英雄；而我们，还是在这里继续当兵的……”还说：“我们这里关过四批人，没有一批是关对的。”
6月6日 下午2:00，田志强送我去机场飞广州。为了安全，我没有用自己的证件登机，而是用了储忠的工作证。储忠是我嫡亲的同胞兄弟，在当时那个年龄段，我们非常像，以至于公司里的员工都常把我们搞错。有一次，我坐在财务办公室的沙发上埋头看报表，一个四通的女孩子，记得叫杨君，叫着储忠的名字，过来亲昵地推了我一把。我一抬头，她花容失色：“啊……对不起，万总！”
在上车去机场前，我把段永基、李文俊、储忠三个人叫到车上。我平静地对他们说：我可能要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先去南方看看。我不在北京期间，公司的大事由你们三位决定。老段管经营、文俊管常务、储忠管财务，我记得还正式给他们签署了一份授权书。
6月6日晚，我抵达广州。广州四通的总经理甄衡祥来接机，他也是我清华的同届校友。当晚，他安排我入住广州的中国大酒店。
6月7日，我离开广州到了深圳，下榻在蛇口的一家酒店。约了深大的罗征启校长来酒店会面，谈到这一段的风风雨雨，我们感慨万分。说起当局的暴行，我们痛心疾首。
我还把四通在南方的几员大将召到蛇口酒店，记得有沈国钧和殷克，殷克是专程从珠海赶过来的。我向他们通报了北京的情况，并告诉他们，明天我将离境去香港。
因为有IDG国际会议的邀请，所以我有现成的赴港签证。第二天，6月8日清晨，我从蛇口坐第一班船到了香港。我没有其他六四人士离境时经历的那种惊心动魄，我的经历平淡无奇得几乎有点boring。也许，我特地避开引人注目的罗湖海关，选择了相对冷清的蛇口海关，算是用了一点小小的心计。
实际上，国保的朋友们留给我的时间，这已经是最后一天了。6月9日，正式的通缉令到了海关。当天凡是四通的普通员工，都在机场被截留、禁止出境。
当时有好几份通缉令。我列名的那份通缉令一共有七位：严家祺、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陈子明、王军涛。我们的通缉令是“无控期”，也就是说，任何时间都有效、永远有效。
永远有多远？能有效到永远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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