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土》重读：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忍耐”，其实不是一回事
最近重新想到和辻哲郎的《风土：人间学的考察》。
这本书写于1935年。和辻哲郎试图从气候、地理和自然环境出发，解释不同民族的精神结构。他把印度、中国、日本等归入季风型风土，又把阿拉伯、非洲、蒙古等归入沙漠型，把欧洲归入牧场型，并由此讨论不同文明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性格。
这样的思路，在当时非常有启发性。
但今天回头看，我觉得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把中国大陆和日本放在同一个“季风型”框架中，恐怕过于简单了。
因为决定一个民族精神结构的，未必只是气候。
更重要的，可能是一个民族究竟靠什么生存，又每天以怎样的方式面对自然。
中国大陆首先是土地，日本却不只是土地
传统中国文明，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大陆农耕文明。中国当然地域辽阔，从东北到江南，从黄土高原到四川盆地，地理和气候差异极大。但从几千年的文明结构来看，植物栽培、土地、粮食、灌溉、收成以及定居生活，构成了社会最基本的生存基础。
人面对的是土地。
土地虽然也有旱灾、水灾、蝗灾和各种不可预测的风险，但人与土地之间毕竟建立了一种长期经营的关系：播种、耕作、等待、收获。人通过经验和技术，一点一点地建立起秩序。
日本却不完全是这样。
日本的稻作文化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大陆，这是不能否认的。但如果因此就把日本简单看成中国大陆农耕文明的一个分支，我觉得仍然遗漏了非常重要的一半。
日本是半农耕、半海洋的文明。
山地很多，可耕土地有限；四面环海，海洋又提供了丰富的鱼类和海产品。对于许多沿海地区的人来说，大海并不是风景，而是饭碗，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生存环境。
而这会带来一种完全不同的身体经验。
农田和大海，是两种不同的世界
农夫面对土地，当然需要忍耐。种下一粒种子，要等待它发芽；经过风雨，等待收获。
但是，大海不一样。
海浪不会因为你已经辛苦了一年，就对你格外仁慈。
天气突然变化，风浪突然起来。出海以后，人的力量在大海面前变得非常有限。
这时候，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也许不是“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判断、适应、坚持，并且和别人一起活下来。
想到这里，我常常会想到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
那幅画真正震撼人的，并不只是巨大的海浪。
浪峰像一只巨大的爪子，几乎要把小船吞进去。而船上的船夫紧紧抓住船身，身体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没有时间争论，没有时间讨论谁的意见更加正确。
大家只有一个目标：把船撑过去。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忍耐”。
“忍耐”其实有两种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不能只因为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表现出某种克制、顺从和忍耐，就认为两者的“忍耐”是一回事。中国传统社会的忍耐，可以从另一条路径去理解。
长期的大陆农耕社会需要稳定的秩序。而中国又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伦理和思想体系，尤其是儒家所建立的君臣、父子、长幼、社会责任等关系。
于是，人可以通过思想来理解：
我为什么应该服从？
因为有伦理，因为有秩序，因为有责任，因为社会需要如此。
这是一种经过思想、伦理和理论解释过的忍耐。
而日本的情况，我认为还存在另一种来源。
面对台风、海浪、地震、大雪，以及各种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人首先并不需要回答一个哲学问题：
“我为什么应该服从自然？”
因为答案根本不重要。
海浪来了，你就必须活下来。
你只能低下身子，抓住船桨，听从经验，与同伴配合。
这种忍耐甚至不一定是“思想”意义上的忍耐。
它更接近一种身体的记忆、生存的本能和人与人之间的即时协作。
所以，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区别，我会说：
大陆式的忍耐，是“知道应该忍耐，所以忍耐”；海洋式的忍耐，则更接近“为了活下去，只能忍耐”。
两者最后表现出来的样子可能很相似，但精神的根源并不相同。
自然不是背景，而是每天一起生活的对象
这也是我觉得重读《风土》最有意思的地方。和辻哲郎的问题并没有过时。
真正值得重新思考的，是他的分类方法。
如果只说“中国、日本都是东亚，都是季风气候”，那么确实太粗了。
气候只是第一层。
第二层是地形。
第三层是生产方式。
第四层则是人的身体每天究竟如何与自然相处。
同样是下雨，一个农民和一个渔民的感受可能完全不同。
同样是台风，一个住在内陆的人和一个必须出海的人，面对自然的经验也完全不同。
所以，与其说：
“气候决定民族性。”
我宁愿换一种说法：
“人长期以什么方式生存，会慢慢形成他理解自然、理解自己，也理解他人的方式。”
这就不再是简单的环境决定论了。
“间柄”也许应该从这里重新理解
和辻哲郎提出“间柄”这个概念，本来就是《风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
如果从海洋生活重新看这个问题，会发现“间柄”甚至可以有非常具体的来源。
一条船上，几个人一起面对巨浪。
这时候，每个人当然都是一个独立的人，但又不能只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行动。
你必须知道别人什么时候划桨，什么时候停下来；必须相信同伴，也必须让自己的动作与别人的动作协调。
关系不是抽象理论，而是在共同生存中产生的。
这和单纯因为“伦理规定我应该服从”而产生的关系，可能是不一样的。
一个来自思想秩序。
一个来自共同面对自然。
当然，现实中的中国与日本远比这种二分法复杂。中国也有漫长的海洋文明，日本也有强烈的农耕传统。不能反过来用一种新的决定论取代旧的决定论。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当我们谈论一个民族的性格时，我们究竟应该看它的气候，还是看它的人是怎样活下来的？
我觉得后一个问题，也许更加重要。
今天再看《风土》
1935年的和辻哲郎，大概不会想到几十年以后，人类的生活环境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今天的日本人生活在钢筋水泥建筑里，有空调，有高速铁路，有现代气象预报，有防波堤，有保险，有各种现代技术。
自然依然存在，但人和自然之间已经隔着越来越多的技术。
那么，过去形成的那些“忍耐”、克制、集体协作和“家”的观念，会不会也随之改变？
如果人的生存方式改变了，人的精神结构是不是也会慢慢改变？
这恐怕才是今天重新读《风土》最有意思的地方。
不是为了证明和辻哲郎是对的，而是看看他的错误究竟错在哪里。
也许真正值得我们继承的，不是他的结论，而是他提出问题的方法：
一个人的精神，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是书本里来的？
是伦理里来的？
是社会制度里来的？
还是来自一个人在风里、雨里、大海里，一代一代活下来的身体记忆？
想到北斋画中的那些船夫，我总觉得，答案也许并不完全在哲学书里。
有时候，一个民族真正的哲学，早已经写在了它每天怎样活下来的方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