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五十年过去了，中国人仍然不知道应当怎样谈论他。评论毛的功过是一个禁忌话题，在海外也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把他看作拯救中国的伟人；有人一听到他的名字，便想起饥饿、批斗、劳改和死去的亲人。有人相信，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人的站立；也有人认为，正是毛泽东，让所有中国人集体跪倒在他一个人的脚下。
在一些人的记忆中，他是神；在另一些人的记忆中，他是恶魔。这正是纪念毛泽东最困难的地方。但是，无论今天怎样回避，历史留下的死亡、苦难和责任，终究不会永远沉默。无论多么难和让人忌讳，思考再三我还是忍不住要评论一下。
毛泽东不是凭空成为神的。
他出生于1893年。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列强入侵，政府腐败，社会动荡。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又经历了王朝崩溃、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和长期内战。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建立一个能够有效治理全国的中央政府，是当时中国人所期待的目标。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政权，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曾经饱受外敌欺凌、长期分裂动荡的国家，重新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中国开始形成自己的工业体系，教育和公共卫生逐渐深入基层，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无论人们今天怎样评价中国革命，都不能否认毛泽东是这场革命最重要的领导者，也是二十世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
他善于理解农民，善于组织群众，也善于把复杂的政治问题变成具有强大号召力的语言。他让无数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相信，自己不仅可以改变个人命运，也能够成为历史的主人。
对于经历过旧中国战乱、贫困和民族屈辱的一代人来说，毛泽东不是书本上的抽象人物，而是国家命运发生转折的象征。这就是毛泽东获得巨大威望的历史基础。
如果完全否认这些事实，我们便无法解释为什么亿万人曾经真诚地拥护他，当年无数有志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以及建国初期海外华人科学家满怀希望回归祖国参加建设新中国。
神话往往开始于真实的功绩，成长于民众真实的希望，最后才被权力塑造成不可怀疑的信仰。
毛泽东领导革命取得的成功，使他获得了几乎无人能够挑战的地位。党和国家的胜利，逐渐被解释为毛泽东个人的胜利，于是他一步一步走上了神坛。而当一个人被塑造成神，他的错误也就很难再由普通人纠正。
从1949年建立政权，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在这二十七年中，中国的政治运动几乎从未停止。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反胡风、肃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一场运动接着一场运动。这些运动的名称和对象不同，采取的手段也不完全一样。
公私合营主要是对私人财产和工商业制度的强制改造，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及此后的多次政治清洗，则伴随着大规模处决、监禁、劳改、批斗和被迫自杀。
地主、富农、资本家、旧政府人员、宗教人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普通干部，乃至曾经参加革命的共产党高级干部，都可能在某一次运动中突然成为斗争对象。毛泽东时代受迫害的，不只是某一个社会阶层，而是几乎所有拥有独立财产、独立思想、独立身份或者独立社会声望的人。
私人企业家在公私合营中失去企业和财产；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中失去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作家、诗人、记者、教师、翻译家、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可能因为一篇文章、一本书、一句话、一部作品，甚至因为与某个人的关系而受到批判、监禁和劳改。
到了文化大革命，连曾经帮助毛泽东取得政权的老干部也无法幸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最终在拘禁和迫害中死去；彭德怀因为批评大跃进受到长期批判和关押。无数各级干部被抄家、游街、殴打和下放劳动。
毛泽东并不只是统治一个国家，他不断发动和利用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去打击另一部分人。
1957年的反右运动打击的不只是几十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它更摧毁了整个中国社会公开批评的能力。经过这场运动，人们懂得了一个残酷的生存法则：不要相信掌权者鼓励你说真话，更不要说出掌权者不愿意听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彻底被打断了脊梁。
大跃进和大饥荒期间，学者们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算虽有差异，但数以千万计并非夸张。人们可以争论具体数字，却无法否认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发生在和平时期，
如果说反右运动使中国人不敢说真话，大跃进证明了谎言可以杀人，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把个人崇拜、阶级斗争和群众暴力推向了极端。
一个人的话成为最高真理，一本语录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学生批斗老师，子女揭发父母，同事相互检举。学校停课，知识受到蔑视，文化遗产遭到破坏，人的尊严则可以在革命的名义下被任意践踏。
在这二十七年里，究竟有多少人被处决、饿死、迫害致死或者被逼自杀，至今仍然难以得到完整统计。档案没有完全公开，许多死者没有留下姓名，许多家庭也从未得到公开道歉。
有人把毛泽东同希特勒、斯大林并列为二十世纪造成最大人类灾难的独裁者。希特勒发动种族灭绝和侵略战争；斯大林实行大清洗、强制集体化和劳改营制度；毛泽东制造灾难的具体方式与他们并不完全相同。但是结果同样残酷。
历史上的这三者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共同点，他们都把领袖意志置于法律和人的生命之上，都利用现代政党、宣传系统和国家机器搞个人独裁，把个人的偏执变成全民必须服从的政治行动，也都造成了规模巨大的死亡和苦难。
毛泽东给中国造成的破坏，不只是有多少人死于饥饿、处决和迫害，不只是经济停滞了多少年，也不只是有多少文物、书籍和学校受到损毁。更加深远的破坏，发生在中国人的思想和内心认知。
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服从领袖被说成忠诚，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意见被上升为敌我矛盾。政治立场取代事实判断，阶级出身绝对你的命运，领袖意志凌驾于所有的一切之上。
为了生存，人们学会说假话，为了证明忠诚，人们可以昧着良心出卖别人；为了避免成为敌人，人们又不得不用各种手段保护自己。这种制度不仅制造受害者，也不断制造告密者、迫害者和沉默者。许多人既是某一场运动中的加害者，又成为下一场运动中的受害者。
一个民族积累几十年才能培养出来的学者、科学家、教师和艺术家，在批斗会上便被宣布为“牛鬼蛇神”。他们有的死于监狱和劳改，有的死于殴打和折磨，有的选择自杀，很多的人虽然活了下来，事业、家庭和精神却被彻底摧毁。
这不仅是对个人的迫害，也是对国家文明根基的破坏。
经济衰退可以在若干年以后恢复。但是，当一个民族的独立思想和说真话的品格被摧毁，当人们对权力形成习惯性服从，这种伤害形成的社会性格依然在中国挥之不去。
毛泽东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他宣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却不允许人民批评领袖；他希望消灭人对人的压迫，最后却把几乎每个人都置于强权的支配之下。
这种破坏，无论从生命、思想、文化还是国家制度来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
毛泽东领导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历史事实；他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也是历史事实。承认前者，不等于必须减轻后者；追究后者，也没有必要否认前者。功绩和罪错不是可以相互抵消的两笔账。
真正的公允，不是在赞美者和批判者之间各退一步，更不是为了显得客观，便给灾难加上一句轻描淡写的辩护。
他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君主权力，同时又掌握了现代政党、宣传机器和基层组织能力。传统帝王或许残暴，却很难把自己的意志同时贯彻到每一个学校、工厂、农村和家庭。毛泽东却能够做到。
毛的罪过不仅在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不仅发生于生命的最后十年。从建政初期的政治清洗，到反右、大饥荒，再到文化大革命，以政治运动制造敌人、压制异议和改造人的思想，贯穿了他掌握最高权力的二十七年。
政治运动是毛泽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政治迫害也不只是运动失控以后才出现的副产品，而是用来建立服从、消灭异议的重要手段。
毛泽东早年的成功，正是他晚年无人能够约束的重要原因。他在革命中形成的绝对威望，使党内缺少公开反对他的力量；他一次又一次战胜对手的经历，使得他越来越专制和独裁。
当人们相信领袖永远不会犯错，便不再需要制度监督他；当领袖被认为代表人民，真正的人民便失去了说不的权利；当反对领袖被等同于反对国家，任何不同意见都可能成为罪行。
毛泽东的历史，不只是一个好人后来变坏了的故事，而是一个民族如何创造神，又如何被自己创造的神所伤害的历史。
中华民族应该好好的反省，为什么一个人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权力？为什么那么多人曾经真诚地崇拜他？为什么灾难已经发生，整个国家却没有能力及时制止？
把一切罪恶归于一个恶魔，往往比反思一个制度更容易。如果产生个人崇拜的土壤仍然存在，如果最高权力仍然缺少监督，如果仍然不敢说真话，那么同样的悲剧就可能以另一种形式重演。
纪念毛泽东逝世五十周年，不是把他重新搬回神坛，也不是简单地把他钉在耻辱柱上，而是让所有曾经被遮蔽的历史得到讲述，让受害者得到尊重，让后人拥有追问的权利。
一个成熟的民族，既不需要一个神，也不能容忍一个恶魔。
它真正需要的，是不允许任何人重新成为神的制度，是能够限制权力、保护个人、容纳异议并允许人民说真话的社会。
毛泽东离开中国已经50年了，但他的影响依然还在。崔健说过一句话：只要天安门上还挂着毛主席像，我们都还是同一代人。这话我很认同。毛泽东的画像仍然高悬，他的功过仍然不能公开而完整地讨论，他所发动的许多政治运动仍然没有全面的清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他所造成的无数个人悲剧也仍然没有得到充分讲述。因此，毛的时代还没有真正过去，毛泽东还没有真正成为历史。
只有当中国不再需要神，也不再可能制造神；只有当普通人的生命不再被当作宏大理想的实验品和代价；只有当任何领袖都不能凌驾于事实、法律和人民之上时，毛泽东的时代才算真正结束。
神与恶魔的纪念
Pilgrim1900 (2026-09-09 08:24:02) 评论 (11)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五十年过去了，中国人仍然不知道应当怎样谈论他。评论毛的功过是一个禁忌话题，在海外也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把他看作拯救中国的伟人；有人一听到他的名字，便想起饥饿、批斗、劳改和死去的亲人。有人相信，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人的站立；也有人认为，正是毛泽东，让所有中国人集体跪倒在他一个人的脚下。
在一些人的记忆中，他是神；在另一些人的记忆中，他是恶魔。这正是纪念毛泽东最困难的地方。但是，无论今天怎样回避，历史留下的死亡、苦难和责任，终究不会永远沉默。无论多么难和让人忌讳，思考再三我还是忍不住要评论一下。
毛泽东不是凭空成为神的。
他出生于1893年。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列强入侵，政府腐败，社会动荡。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又经历了王朝崩溃、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和长期内战。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建立一个能够有效治理全国的中央政府，是当时中国人所期待的目标。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政权，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曾经饱受外敌欺凌、长期分裂动荡的国家，重新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中国开始形成自己的工业体系，教育和公共卫生逐渐深入基层，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无论人们今天怎样评价中国革命，都不能否认毛泽东是这场革命最重要的领导者，也是二十世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
他善于理解农民，善于组织群众，也善于把复杂的政治问题变成具有强大号召力的语言。他让无数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相信，自己不仅可以改变个人命运，也能够成为历史的主人。
对于经历过旧中国战乱、贫困和民族屈辱的一代人来说，毛泽东不是书本上的抽象人物，而是国家命运发生转折的象征。这就是毛泽东获得巨大威望的历史基础。
如果完全否认这些事实，我们便无法解释为什么亿万人曾经真诚地拥护他，当年无数有志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以及建国初期海外华人科学家满怀希望回归祖国参加建设新中国。
神话往往开始于真实的功绩，成长于民众真实的希望，最后才被权力塑造成不可怀疑的信仰。
毛泽东领导革命取得的成功，使他获得了几乎无人能够挑战的地位。党和国家的胜利，逐渐被解释为毛泽东个人的胜利，于是他一步一步走上了神坛。而当一个人被塑造成神，他的错误也就很难再由普通人纠正。
从1949年建立政权，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在这二十七年中，中国的政治运动几乎从未停止。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反胡风、肃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一场运动接着一场运动。这些运动的名称和对象不同，采取的手段也不完全一样。
公私合营主要是对私人财产和工商业制度的强制改造，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及此后的多次政治清洗，则伴随着大规模处决、监禁、劳改、批斗和被迫自杀。
地主、富农、资本家、旧政府人员、宗教人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普通干部，乃至曾经参加革命的共产党高级干部，都可能在某一次运动中突然成为斗争对象。毛泽东时代受迫害的，不只是某一个社会阶层，而是几乎所有拥有独立财产、独立思想、独立身份或者独立社会声望的人。
私人企业家在公私合营中失去企业和财产；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中失去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作家、诗人、记者、教师、翻译家、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可能因为一篇文章、一本书、一句话、一部作品，甚至因为与某个人的关系而受到批判、监禁和劳改。
到了文化大革命，连曾经帮助毛泽东取得政权的老干部也无法幸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最终在拘禁和迫害中死去；彭德怀因为批评大跃进受到长期批判和关押。无数各级干部被抄家、游街、殴打和下放劳动。
毛泽东并不只是统治一个国家，他不断发动和利用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去打击另一部分人。
1957年的反右运动打击的不只是几十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它更摧毁了整个中国社会公开批评的能力。经过这场运动，人们懂得了一个残酷的生存法则：不要相信掌权者鼓励你说真话，更不要说出掌权者不愿意听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彻底被打断了脊梁。
大跃进和大饥荒期间，学者们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算虽有差异，但数以千万计并非夸张。人们可以争论具体数字，却无法否认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发生在和平时期，
如果说反右运动使中国人不敢说真话，大跃进证明了谎言可以杀人，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把个人崇拜、阶级斗争和群众暴力推向了极端。
一个人的话成为最高真理，一本语录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学生批斗老师，子女揭发父母，同事相互检举。学校停课，知识受到蔑视，文化遗产遭到破坏，人的尊严则可以在革命的名义下被任意践踏。
在这二十七年里，究竟有多少人被处决、饿死、迫害致死或者被逼自杀，至今仍然难以得到完整统计。档案没有完全公开，许多死者没有留下姓名，许多家庭也从未得到公开道歉。
有人把毛泽东同希特勒、斯大林并列为二十世纪造成最大人类灾难的独裁者。希特勒发动种族灭绝和侵略战争；斯大林实行大清洗、强制集体化和劳改营制度；毛泽东制造灾难的具体方式与他们并不完全相同。但是结果同样残酷。
历史上的这三者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共同点，他们都把领袖意志置于法律和人的生命之上，都利用现代政党、宣传系统和国家机器搞个人独裁，把个人的偏执变成全民必须服从的政治行动，也都造成了规模巨大的死亡和苦难。
毛泽东给中国造成的破坏，不只是有多少人死于饥饿、处决和迫害，不只是经济停滞了多少年，也不只是有多少文物、书籍和学校受到损毁。更加深远的破坏，发生在中国人的思想和内心认知。
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服从领袖被说成忠诚，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意见被上升为敌我矛盾。政治立场取代事实判断，阶级出身绝对你的命运，领袖意志凌驾于所有的一切之上。
为了生存，人们学会说假话，为了证明忠诚，人们可以昧着良心出卖别人；为了避免成为敌人，人们又不得不用各种手段保护自己。这种制度不仅制造受害者，也不断制造告密者、迫害者和沉默者。许多人既是某一场运动中的加害者，又成为下一场运动中的受害者。
一个民族积累几十年才能培养出来的学者、科学家、教师和艺术家，在批斗会上便被宣布为“牛鬼蛇神”。他们有的死于监狱和劳改，有的死于殴打和折磨，有的选择自杀，很多的人虽然活了下来，事业、家庭和精神却被彻底摧毁。
这不仅是对个人的迫害，也是对国家文明根基的破坏。
经济衰退可以在若干年以后恢复。但是，当一个民族的独立思想和说真话的品格被摧毁，当人们对权力形成习惯性服从，这种伤害形成的社会性格依然在中国挥之不去。
毛泽东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他宣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却不允许人民批评领袖；他希望消灭人对人的压迫，最后却把几乎每个人都置于强权的支配之下。
这种破坏，无论从生命、思想、文化还是国家制度来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
毛泽东领导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历史事实；他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也是历史事实。承认前者，不等于必须减轻后者；追究后者，也没有必要否认前者。功绩和罪错不是可以相互抵消的两笔账。
真正的公允，不是在赞美者和批判者之间各退一步，更不是为了显得客观，便给灾难加上一句轻描淡写的辩护。
他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君主权力，同时又掌握了现代政党、宣传机器和基层组织能力。传统帝王或许残暴，却很难把自己的意志同时贯彻到每一个学校、工厂、农村和家庭。毛泽东却能够做到。
毛的罪过不仅在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不仅发生于生命的最后十年。从建政初期的政治清洗，到反右、大饥荒，再到文化大革命，以政治运动制造敌人、压制异议和改造人的思想，贯穿了他掌握最高权力的二十七年。
政治运动是毛泽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政治迫害也不只是运动失控以后才出现的副产品，而是用来建立服从、消灭异议的重要手段。
毛泽东早年的成功，正是他晚年无人能够约束的重要原因。他在革命中形成的绝对威望，使党内缺少公开反对他的力量；他一次又一次战胜对手的经历，使得他越来越专制和独裁。
当人们相信领袖永远不会犯错，便不再需要制度监督他；当领袖被认为代表人民，真正的人民便失去了说不的权利；当反对领袖被等同于反对国家，任何不同意见都可能成为罪行。
毛泽东的历史，不只是一个好人后来变坏了的故事，而是一个民族如何创造神，又如何被自己创造的神所伤害的历史。
中华民族应该好好的反省，为什么一个人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权力？为什么那么多人曾经真诚地崇拜他？为什么灾难已经发生，整个国家却没有能力及时制止？
把一切罪恶归于一个恶魔，往往比反思一个制度更容易。如果产生个人崇拜的土壤仍然存在，如果最高权力仍然缺少监督，如果仍然不敢说真话，那么同样的悲剧就可能以另一种形式重演。
纪念毛泽东逝世五十周年，不是把他重新搬回神坛，也不是简单地把他钉在耻辱柱上，而是让所有曾经被遮蔽的历史得到讲述，让受害者得到尊重，让后人拥有追问的权利。
一个成熟的民族，既不需要一个神，也不能容忍一个恶魔。
它真正需要的，是不允许任何人重新成为神的制度，是能够限制权力、保护个人、容纳异议并允许人民说真话的社会。
毛泽东离开中国已经50年了，但他的影响依然还在。崔健说过一句话：只要天安门上还挂着毛主席像，我们都还是同一代人。这话我很认同。毛泽东的画像仍然高悬，他的功过仍然不能公开而完整地讨论，他所发动的许多政治运动仍然没有全面的清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他所造成的无数个人悲剧也仍然没有得到充分讲述。因此，毛的时代还没有真正过去，毛泽东还没有真正成为历史。
只有当中国不再需要神，也不再可能制造神；只有当普通人的生命不再被当作宏大理想的实验品和代价；只有当任何领袖都不能凌驾于事实、法律和人民之上时，毛泽东的时代才算真正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