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是1789年的法国——评斯蒂芬·沃尔特与塔克·卡尔森的一段对话
2026年8月24日，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接受塔克·卡尔森采访。谈话接近尾声时，两人谈到了法国大革命。沃尔特曾在1996年出版《革命与战争》一书，研究法国、俄国和伊朗等国家的革命，以及革命与国际战争之间的关系。
沃尔特首先提醒，人们必须谨慎使用历史类比。但随后，他列出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特征：财富与政治权力集中于国王、贵族和教会；掌握最多财富的人承担的税负却很少；广大农民生活贫困，既没有经济权力，也缺乏政治权利；政府常年财政拮据，对外战争又不断加重债务。与此同时，识字率提高，印刷品和咖啡馆成为传播新思想的媒介，传统的信息控制逐渐失效。
最后，财政危机迫使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原本是为了解决税收和债务问题，却打开了政治变革的闸门。局势迅速超出所有人的控制，最终导致贵族制度崩溃、恐怖统治、拿破仑崛起，以及延续二十多年的欧洲战争。
沃尔特没有直截了当地说今天的美国就是1789年的法国，卡尔森也半开玩笑地说，他们只是把事实摆出来，让观众自己判断。其实两人的暗示非常清楚：贫富差距、债务危机、对外战争、政治失灵和传播革命，美国是否已经站在一场大动荡的前夜？
看过这段采访以后，我同意沃尔特提出的警告，却不同意美国会因此发生一场法国式的大革命。
我不是哈佛教授，也不是政治家，只想以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人的眼光，谈谈自己对美国社会的观察。
不可否认沃尔特列举的某些相似之处在美国确实存在。
美国的财富越来越集中，金钱对选举、国会和公共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马斯克正在通过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再次投入共和党中期选举；据报道，他的America PAC计划投入一亿至一点二亿美元。川普阵营控制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则掌握着约四亿美元的竞选资金。
这种规模的政治资金，足以说明超级富豪和大型利益集团对美国选举的影响。
然而，这些年政府债务不断增长，两党却很难在增税和削减开支之间达成共识；美国长期卷入海外战争，许多决策者即使判断失误，也很少真正承担责任；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则像18世纪的宣传册和咖啡馆一样，打破了传统媒体对公共舆论的控制。
今天的自媒体使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也使各种未经证实的消息、阴谋论和煽动性语言迅速传播。它扩大了普通人的声音，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分裂。这些现象都会削弱民众对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信任。
然而，历史类比最容易造成的误解，就是只看到表面的相似，却忽略决定历史走向的根本差异。
1789年的法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一个人出生在哪个等级，基本上决定了他的法律地位、纳税义务和政治权利。普通民众没有定期选举政府的权利，也没有成熟的政党、独立法院、地方自治和宪政程序，老百姓没有办法和途径和平地改变国家政策。
今天的美国显然不是这样的国家。
美国的联邦制度、权力制衡和定期选举，为社会矛盾提供了许多释放压力的渠道。人们可以批评总统，也可以通过选票把一个政党赶下台。即使这种制度并不完美，它与1789年法国普通人几乎无路可走的处境，仍然有本质区别。
美国社会的矛盾纵横交错：阶层、种族、宗教、地区、教育程度和文化价值相互重叠。左派可能把问题归咎于财富集中、种族不平等和企业权力；右派则可能把问题归咎于非法移民、文化自由主义和官僚政府。双方甚至无法就谁是压迫者、谁是受害者达成基本共识。
这样的社会更容易出现长期的政治对抗，却很难形成一个目标统一、共同推翻现存制度的全国革命。
美国真正面临的危险，并不是明天出现攻打巴士底狱式的暴动，而是制度在长期失望中逐渐失去权威，人们不再信任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普通人发现，无论支持哪个政党，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仍然越来越昂贵；当年轻人努力工作却无法积累财产；当政府可以为战争、金融救援和大型企业迅速找到资金，却总说没有钱改善普通人的生活；当政策失误者包括总统下台以后一走了之，让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感觉：这个制度要求我普通公民遵守规则，却不要求掌权者承担责任。
这种感觉积累到一定程度，不一定会带来革命，却会带来犬儒主义、民粹主义和政治极端化。选民不再寻找能够解决问题的人，而是寻找能够惩罚敌人的人；政治不再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妥协，而变成了你是“左棍”还是“川粉”你死我活的身份战争。
因此，美国未来更可能出现的，不是一次推翻旧制度的大革命，而是周期性的选举危机、政府瘫痪、街头冲突、政治暴力和对宪政规则的不断侵蚀。国家仍然存在，选举仍然举行，制度的外壳也可能保留下来，但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
这种缓慢衰退未必能出现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运动，却同样可能给社会造成深远伤害。
谈到19世纪末的“强盗贵族”时代，沃尔特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20世纪的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被布尔什维克式革命摧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建立。
累进税制、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劳动保护和失业救济，本质上都是一种再分配。它们允许富人继续拥有财富，也让普通人相信自己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美国的新政正是这种制度性妥协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些人把再分配简单理解为“劫富济贫”，这是误解。适度的再分配并不是为了惩罚成功者，而是为了维持社会流动和政治稳定。一个市场经济如果只允许利润向上集中，却把失业、医疗、教育和养老风险全部留给个人承担，最终伤害的也包括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在采访中，卡尔森进一步批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补贴AI数据中心，而这些技术将来可能消灭大量就业。这里需要说明，这一具体说法主要出自卡尔森，而不是沃尔特。沃尔特回应的说法是，当代许多超级富豪似乎已经失去了过去部分企业家所具有的公共责任感。他认为，这种状况既不健康，也不安全。
技术进步当然不能停止，AI也未必只会消灭工作而不创造工作。真正的问题是：谁获得技术革命的收益，谁承担转型的代价？
如果AI提高生产效率，利润归少数企业和投资者所有，而失业、再培训和社会保障的成本全部交给劳动者和纳税人，那么反对的就不只是某一项技术，而会逐渐变成对整个经济制度的反抗。
技术本身没有政治立场，但技术产生的利益如何分配，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政治问题。
访谈中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是卡尔森说这种精英行为既“邪恶”又“危险”，沃尔特回答：“比起邪恶，我更担心危险。”
讨论富人是否贪婪、政客是否虚伪，最后很容易停留在道德谴责上。“邪恶”是一个道德问题，而“危险”则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
一个社会不能把自己的稳定建立在富人的善良上，也不能期待每一代精英都自愿承担公共责任。真正可靠的办法，是通过税制、反垄断、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和政治规则，让获得最大利益的人也承担相应责任。
法国旧制度的致命问题，不只是贵族享有特权，而是这个制度已经无法通过正常程序改革自身。所有人都知道财政不能继续恶化，却没有任何集团愿意首先让步。等到改革终于开始时，长期积累的愤怒已经使温和妥协失去空间。
这才是法国大革命留给美国最重要的教训。
美国不会简单重演1789年。美国拥有比波旁王朝强大得多的制度基础，也曾多次通过改革避免革命：进步时代限制垄断，新政建立社会保障，民权运动扩大公民权利。美国历史上真正的力量，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在危机达到临界点以前，仍然能够作出调整。
因此，沃尔特的法国大革命类比不应被当作预言，更不应被用来制造“美国即将崩溃”的恐慌。它真正的意义，是提醒美国精英：财富本身不会摧毁一个社会，贫富差距也不会自动产生革命；真正危险的是财富、权力与责任彻底分离，是大多数人不再相信现存制度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
我不相信美国会发生法国式的大革命。
但不发生革命并不等于没有危险。一个国家可能不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却可能在无休止的党争、失望和不信任中缓慢衰退。
美国不是1789年的法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忽视1789年留给后人的教训。
美国会发生大革命吗？
Pilgrim1900 (2026-09-07 06:54:36) 评论 (8)
美国不是1789年的法国——评斯蒂芬·沃尔特与塔克·卡尔森的一段对话
2026年8月24日，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接受塔克·卡尔森采访。谈话接近尾声时，两人谈到了法国大革命。沃尔特曾在1996年出版《革命与战争》一书，研究法国、俄国和伊朗等国家的革命，以及革命与国际战争之间的关系。
沃尔特首先提醒，人们必须谨慎使用历史类比。但随后，他列出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特征：财富与政治权力集中于国王、贵族和教会；掌握最多财富的人承担的税负却很少；广大农民生活贫困，既没有经济权力，也缺乏政治权利；政府常年财政拮据，对外战争又不断加重债务。与此同时，识字率提高，印刷品和咖啡馆成为传播新思想的媒介，传统的信息控制逐渐失效。
最后，财政危机迫使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原本是为了解决税收和债务问题，却打开了政治变革的闸门。局势迅速超出所有人的控制，最终导致贵族制度崩溃、恐怖统治、拿破仑崛起，以及延续二十多年的欧洲战争。
沃尔特没有直截了当地说今天的美国就是1789年的法国，卡尔森也半开玩笑地说，他们只是把事实摆出来，让观众自己判断。其实两人的暗示非常清楚：贫富差距、债务危机、对外战争、政治失灵和传播革命，美国是否已经站在一场大动荡的前夜？
看过这段采访以后，我同意沃尔特提出的警告，却不同意美国会因此发生一场法国式的大革命。
我不是哈佛教授，也不是政治家，只想以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人的眼光，谈谈自己对美国社会的观察。
不可否认沃尔特列举的某些相似之处在美国确实存在。
美国的财富越来越集中，金钱对选举、国会和公共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马斯克正在通过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再次投入共和党中期选举；据报道，他的America PAC计划投入一亿至一点二亿美元。川普阵营控制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则掌握着约四亿美元的竞选资金。
这种规模的政治资金，足以说明超级富豪和大型利益集团对美国选举的影响。
然而，这些年政府债务不断增长，两党却很难在增税和削减开支之间达成共识；美国长期卷入海外战争，许多决策者即使判断失误，也很少真正承担责任；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则像18世纪的宣传册和咖啡馆一样，打破了传统媒体对公共舆论的控制。
今天的自媒体使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也使各种未经证实的消息、阴谋论和煽动性语言迅速传播。它扩大了普通人的声音，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分裂。这些现象都会削弱民众对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信任。
然而，历史类比最容易造成的误解，就是只看到表面的相似，却忽略决定历史走向的根本差异。
1789年的法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一个人出生在哪个等级，基本上决定了他的法律地位、纳税义务和政治权利。普通民众没有定期选举政府的权利，也没有成熟的政党、独立法院、地方自治和宪政程序，老百姓没有办法和途径和平地改变国家政策。
今天的美国显然不是这样的国家。
美国的联邦制度、权力制衡和定期选举，为社会矛盾提供了许多释放压力的渠道。人们可以批评总统，也可以通过选票把一个政党赶下台。即使这种制度并不完美，它与1789年法国普通人几乎无路可走的处境，仍然有本质区别。
美国社会的矛盾纵横交错：阶层、种族、宗教、地区、教育程度和文化价值相互重叠。左派可能把问题归咎于财富集中、种族不平等和企业权力；右派则可能把问题归咎于非法移民、文化自由主义和官僚政府。双方甚至无法就谁是压迫者、谁是受害者达成基本共识。
这样的社会更容易出现长期的政治对抗，却很难形成一个目标统一、共同推翻现存制度的全国革命。
美国真正面临的危险，并不是明天出现攻打巴士底狱式的暴动，而是制度在长期失望中逐渐失去权威，人们不再信任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普通人发现，无论支持哪个政党，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仍然越来越昂贵；当年轻人努力工作却无法积累财产；当政府可以为战争、金融救援和大型企业迅速找到资金，却总说没有钱改善普通人的生活；当政策失误者包括总统下台以后一走了之，让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感觉：这个制度要求我普通公民遵守规则，却不要求掌权者承担责任。
这种感觉积累到一定程度，不一定会带来革命，却会带来犬儒主义、民粹主义和政治极端化。选民不再寻找能够解决问题的人，而是寻找能够惩罚敌人的人；政治不再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妥协，而变成了你是“左棍”还是“川粉”你死我活的身份战争。
因此，美国未来更可能出现的，不是一次推翻旧制度的大革命，而是周期性的选举危机、政府瘫痪、街头冲突、政治暴力和对宪政规则的不断侵蚀。国家仍然存在，选举仍然举行，制度的外壳也可能保留下来，但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
这种缓慢衰退未必能出现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运动，却同样可能给社会造成深远伤害。
谈到19世纪末的“强盗贵族”时代，沃尔特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20世纪的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被布尔什维克式革命摧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建立。
累进税制、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劳动保护和失业救济，本质上都是一种再分配。它们允许富人继续拥有财富，也让普通人相信自己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美国的新政正是这种制度性妥协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些人把再分配简单理解为“劫富济贫”，这是误解。适度的再分配并不是为了惩罚成功者，而是为了维持社会流动和政治稳定。一个市场经济如果只允许利润向上集中，却把失业、医疗、教育和养老风险全部留给个人承担，最终伤害的也包括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在采访中，卡尔森进一步批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补贴AI数据中心，而这些技术将来可能消灭大量就业。这里需要说明，这一具体说法主要出自卡尔森，而不是沃尔特。沃尔特回应的说法是，当代许多超级富豪似乎已经失去了过去部分企业家所具有的公共责任感。他认为，这种状况既不健康，也不安全。
技术进步当然不能停止，AI也未必只会消灭工作而不创造工作。真正的问题是：谁获得技术革命的收益，谁承担转型的代价？
如果AI提高生产效率，利润归少数企业和投资者所有，而失业、再培训和社会保障的成本全部交给劳动者和纳税人，那么反对的就不只是某一项技术，而会逐渐变成对整个经济制度的反抗。
技术本身没有政治立场，但技术产生的利益如何分配，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政治问题。
访谈中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是卡尔森说这种精英行为既“邪恶”又“危险”，沃尔特回答：“比起邪恶，我更担心危险。”
讨论富人是否贪婪、政客是否虚伪，最后很容易停留在道德谴责上。“邪恶”是一个道德问题，而“危险”则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
一个社会不能把自己的稳定建立在富人的善良上，也不能期待每一代精英都自愿承担公共责任。真正可靠的办法，是通过税制、反垄断、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和政治规则，让获得最大利益的人也承担相应责任。
法国旧制度的致命问题，不只是贵族享有特权，而是这个制度已经无法通过正常程序改革自身。所有人都知道财政不能继续恶化，却没有任何集团愿意首先让步。等到改革终于开始时，长期积累的愤怒已经使温和妥协失去空间。
这才是法国大革命留给美国最重要的教训。
美国不会简单重演1789年。美国拥有比波旁王朝强大得多的制度基础，也曾多次通过改革避免革命：进步时代限制垄断，新政建立社会保障，民权运动扩大公民权利。美国历史上真正的力量，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在危机达到临界点以前，仍然能够作出调整。
因此，沃尔特的法国大革命类比不应被当作预言，更不应被用来制造“美国即将崩溃”的恐慌。它真正的意义，是提醒美国精英：财富本身不会摧毁一个社会，贫富差距也不会自动产生革命；真正危险的是财富、权力与责任彻底分离，是大多数人不再相信现存制度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
我不相信美国会发生法国式的大革命。
但不发生革命并不等于没有危险。一个国家可能不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却可能在无休止的党争、失望和不信任中缓慢衰退。
美国不是1789年的法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忽视1789年留给后人的教训。
2026年8月24日，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接受塔克·卡尔森采访。谈话接近尾声时，两人谈到了法国大革命。沃尔特曾在1996年出版《革命与战争》一书，研究法国、俄国和伊朗等国家的革命，以及革命与国际战争之间的关系。
沃尔特首先提醒，人们必须谨慎使用历史类比。但随后，他列出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特征：财富与政治权力集中于国王、贵族和教会；掌握最多财富的人承担的税负却很少；广大农民生活贫困，既没有经济权力，也缺乏政治权利；政府常年财政拮据，对外战争又不断加重债务。与此同时，识字率提高，印刷品和咖啡馆成为传播新思想的媒介，传统的信息控制逐渐失效。
最后，财政危机迫使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原本是为了解决税收和债务问题，却打开了政治变革的闸门。局势迅速超出所有人的控制，最终导致贵族制度崩溃、恐怖统治、拿破仑崛起，以及延续二十多年的欧洲战争。
沃尔特没有直截了当地说今天的美国就是1789年的法国，卡尔森也半开玩笑地说，他们只是把事实摆出来，让观众自己判断。其实两人的暗示非常清楚：贫富差距、债务危机、对外战争、政治失灵和传播革命，美国是否已经站在一场大动荡的前夜？
看过这段采访以后，我同意沃尔特提出的警告，却不同意美国会因此发生一场法国式的大革命。
我不是哈佛教授，也不是政治家，只想以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人的眼光，谈谈自己对美国社会的观察。
不可否认沃尔特列举的某些相似之处在美国确实存在。
美国的财富越来越集中，金钱对选举、国会和公共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马斯克正在通过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再次投入共和党中期选举；据报道，他的America PAC计划投入一亿至一点二亿美元。川普阵营控制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则掌握着约四亿美元的竞选资金。
这种规模的政治资金，足以说明超级富豪和大型利益集团对美国选举的影响。
然而，这些年政府债务不断增长，两党却很难在增税和削减开支之间达成共识；美国长期卷入海外战争，许多决策者即使判断失误，也很少真正承担责任；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则像18世纪的宣传册和咖啡馆一样，打破了传统媒体对公共舆论的控制。
今天的自媒体使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也使各种未经证实的消息、阴谋论和煽动性语言迅速传播。它扩大了普通人的声音，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分裂。这些现象都会削弱民众对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信任。
然而，历史类比最容易造成的误解，就是只看到表面的相似，却忽略决定历史走向的根本差异。
1789年的法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一个人出生在哪个等级，基本上决定了他的法律地位、纳税义务和政治权利。普通民众没有定期选举政府的权利，也没有成熟的政党、独立法院、地方自治和宪政程序，老百姓没有办法和途径和平地改变国家政策。
今天的美国显然不是这样的国家。
美国的联邦制度、权力制衡和定期选举，为社会矛盾提供了许多释放压力的渠道。人们可以批评总统，也可以通过选票把一个政党赶下台。即使这种制度并不完美，它与1789年法国普通人几乎无路可走的处境，仍然有本质区别。
美国社会的矛盾纵横交错：阶层、种族、宗教、地区、教育程度和文化价值相互重叠。左派可能把问题归咎于财富集中、种族不平等和企业权力；右派则可能把问题归咎于非法移民、文化自由主义和官僚政府。双方甚至无法就谁是压迫者、谁是受害者达成基本共识。
这样的社会更容易出现长期的政治对抗，却很难形成一个目标统一、共同推翻现存制度的全国革命。
美国真正面临的危险，并不是明天出现攻打巴士底狱式的暴动，而是制度在长期失望中逐渐失去权威，人们不再信任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普通人发现，无论支持哪个政党，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仍然越来越昂贵；当年轻人努力工作却无法积累财产；当政府可以为战争、金融救援和大型企业迅速找到资金，却总说没有钱改善普通人的生活；当政策失误者包括总统下台以后一走了之，让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感觉：这个制度要求我普通公民遵守规则，却不要求掌权者承担责任。
这种感觉积累到一定程度，不一定会带来革命，却会带来犬儒主义、民粹主义和政治极端化。选民不再寻找能够解决问题的人，而是寻找能够惩罚敌人的人；政治不再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妥协，而变成了你是“左棍”还是“川粉”你死我活的身份战争。
因此，美国未来更可能出现的，不是一次推翻旧制度的大革命，而是周期性的选举危机、政府瘫痪、街头冲突、政治暴力和对宪政规则的不断侵蚀。国家仍然存在，选举仍然举行，制度的外壳也可能保留下来，但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
这种缓慢衰退未必能出现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运动，却同样可能给社会造成深远伤害。
谈到19世纪末的“强盗贵族”时代，沃尔特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20世纪的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被布尔什维克式革命摧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建立。
累进税制、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劳动保护和失业救济，本质上都是一种再分配。它们允许富人继续拥有财富，也让普通人相信自己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美国的新政正是这种制度性妥协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些人把再分配简单理解为“劫富济贫”，这是误解。适度的再分配并不是为了惩罚成功者，而是为了维持社会流动和政治稳定。一个市场经济如果只允许利润向上集中，却把失业、医疗、教育和养老风险全部留给个人承担，最终伤害的也包括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在采访中，卡尔森进一步批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补贴AI数据中心，而这些技术将来可能消灭大量就业。这里需要说明，这一具体说法主要出自卡尔森，而不是沃尔特。沃尔特回应的说法是，当代许多超级富豪似乎已经失去了过去部分企业家所具有的公共责任感。他认为，这种状况既不健康，也不安全。
技术进步当然不能停止，AI也未必只会消灭工作而不创造工作。真正的问题是：谁获得技术革命的收益，谁承担转型的代价？
如果AI提高生产效率，利润归少数企业和投资者所有，而失业、再培训和社会保障的成本全部交给劳动者和纳税人，那么反对的就不只是某一项技术，而会逐渐变成对整个经济制度的反抗。
技术本身没有政治立场，但技术产生的利益如何分配，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政治问题。
访谈中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是卡尔森说这种精英行为既“邪恶”又“危险”，沃尔特回答：“比起邪恶，我更担心危险。”
讨论富人是否贪婪、政客是否虚伪，最后很容易停留在道德谴责上。“邪恶”是一个道德问题，而“危险”则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
一个社会不能把自己的稳定建立在富人的善良上，也不能期待每一代精英都自愿承担公共责任。真正可靠的办法，是通过税制、反垄断、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和政治规则，让获得最大利益的人也承担相应责任。
法国旧制度的致命问题，不只是贵族享有特权，而是这个制度已经无法通过正常程序改革自身。所有人都知道财政不能继续恶化，却没有任何集团愿意首先让步。等到改革终于开始时，长期积累的愤怒已经使温和妥协失去空间。
这才是法国大革命留给美国最重要的教训。
美国不会简单重演1789年。美国拥有比波旁王朝强大得多的制度基础，也曾多次通过改革避免革命：进步时代限制垄断，新政建立社会保障，民权运动扩大公民权利。美国历史上真正的力量，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在危机达到临界点以前，仍然能够作出调整。
因此，沃尔特的法国大革命类比不应被当作预言，更不应被用来制造“美国即将崩溃”的恐慌。它真正的意义，是提醒美国精英：财富本身不会摧毁一个社会，贫富差距也不会自动产生革命；真正危险的是财富、权力与责任彻底分离，是大多数人不再相信现存制度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
我不相信美国会发生法国式的大革命。
但不发生革命并不等于没有危险。一个国家可能不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却可能在无休止的党争、失望和不信任中缓慢衰退。
美国不是1789年的法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忽视1789年留给后人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