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的一天，当时我正在准备出国，突然，家里的电话响起，来电人自称是前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秘书，说是受任老的委托，对我表示感谢。并解释说，任老刚赴任到达广东时，曾收到过大量群众来信，他关照秘书一一登记整理，送他过目、处理。任老对其中包括我的来信在内的几封信评价很高，认为写的特别深刻，对一位初来乍到的领导认清广东问题的复杂性很有启发，就把这几封信保存了下来。现在任老退下来了，他有空重新翻阅这些信，感慨良多，遂委托秘书逐一去电话，表示感谢广东人民对党的信任和对他工作的支持。
我放下电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虽然我在这之前也见过大人物，七八十年代以前的高级干部远没有像今天这样高高在上，远离群众，至少对于我们那一代人。
七十年代初我曾经在北京天桥剧场与周总理同场观看演出，座位只隔着二十几排，不过便衣警卫不让靠近；也在五七干校里见到过几位曾经权高位重的大干部，可当时他们都是灰头土脸地接受劳动改造外貌与普通农民无异的乡巴老头；小时候也曾随父亲或同学去过几位高官家里，可那时在大人眼里我们只是小毛孩，根本没机会认真地讨论问题。
而这是人生中自己的思想观点第一次真真实实地被一位大人物重视，虽然几个月前他已经正式退位，虽然不是面对面的交流。但对于一位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这在当时足以令我兴奋了好几天。
而任仲夷在我心中的形象，也愈发高大起来。
邓小平与任仲夷
胡耀邦与任仲夷
任仲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闯将， 在广东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评选中，任仲夷名列榜首。许多广东人认为，在广东近代历史上有两个人物非同一般，广东人民将会永远记住他们，一个叫陈济棠，另一个就是任仲夷。
广东省毗邻港澳，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地位，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后续全面开放。因此，1980年底准备大规模推进特区建设时，中央经过慎重考虑，特地将年龄偏大的时为广东省领导的习仲勋（习老爹）和杨尚昆调回中央，而把虽已65岁高龄但深受邓小平赏识的任仲夷从辽宁调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线指挥员。
广东五年，是任仲夷事业达到顶峰的五年，更是他政治生命乃至人身安危“风雨飘摇”的五年。凭借“排污不排外”的睿智、“扶持不压制”的开明、“明哲不保身”的担当，任仲夷击退了诋毁广东改革的黑潮，使广东成为改革开放政策成功的铁证。他心秉真理的烛照，顶住种种强势干扰，穿越了改革开放最初的幽暗岁月，为中国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可以说，这一路走过来，如果没有像任仲夷这样的优秀分子和精英的一帮人提着脑袋做事情，而且又极具政治智慧和辩证能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极有可能早就夭折了。
1985年9月，71岁的任仲夷正式提出了退休的请求，并婉拒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提名安排，为高级干部新老交替带了好头。
2005年11月，这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在广州逝世。
在我的心目中，任仲夷属于中共内部少有的开明改革派，能够时刻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政党的得失之上。只有这样的领导人，才会愿意倾听下层的声音，汲取民间的智慧。可惜，中共内部这样的高层领导人现在几乎遇不到了。
任仲夷退休后，除了参加党与政府的会议，亦经常发表讲话、发表文章、接受访谈，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针砭时弊，探讨中国发展的出路。他多次呼吁中国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炎黄杂志》上发表的《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一文中提出设立“政治特区”的设想；在《政治改革更要有勇气》一文中指出：“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2004年在纪念邓小平的活动接受采访谈到邓小平的巨大功绩和错误时说：“历史会给他客观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他还说：“政治与经济如长期不相适应，我以为是最严重的失调。。。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它还是会掉下来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终还会出大问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
由于任仲夷亲历了中共自延安以来的许多整人的政治运动，对“左倾”思想的严重危害有切肤之痛，他才能够矢志于改革开放。任仲夷的“政治遗愿”，概括地说，就是希望中共能够过好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
可惜，任仲夷的“政治遗愿”不仅没有得到重视，晚年反而因此而被冷落。中共的政治改革越来越遥遥无期了。
至于我去信的内容，由于年代久远，且没有保留底稿，具体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但依稀记得包括：一、党内外都有一些善于见风使舵热衷于拍领导马屁告密打小报告的“左倾”投机分子，在文革中飞黄腾达，但并没有得到清算，需要对这些人保持警惕；二、反思文革产生的土壤，根源还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君为臣纲”的忠君思想在党内大有市场，改革开放离不开对这些落后思想的斗争，离不开政治改革，等等。
这些想法，以几十年后的标准来看，肯定还是很不完整很不成熟的。但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广东改革开放热火朝天的时刻，政治环境轻松，理论领域开放，人心思变。而我当时只是一名下乡回城进入体制内科研单位没几年的年轻人，但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也就斗胆地给初来乍到的省委书记写了一封信，抒发自己对当时广东局势的感想，没想到歪打正着被看上了，成为了一段历史。
任仲夷退休后曾委托秘书给我来电致谢
骥千里 (2026-09-08 20:21:36) 评论 (2)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的一天，当时我正在准备出国，突然，家里的电话响起，来电人自称是前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秘书，说是受任老的委托，对我表示感谢。并解释说，任老刚赴任到达广东时，曾收到过大量群众来信，他关照秘书一一登记整理，送他过目、处理。任老对其中包括我的来信在内的几封信评价很高，认为写的特别深刻，对一位初来乍到的领导认清广东问题的复杂性很有启发，就把这几封信保存了下来。现在任老退下来了，他有空重新翻阅这些信，感慨良多，遂委托秘书逐一去电话，表示感谢广东人民对党的信任和对他工作的支持。
我放下电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虽然我在这之前也见过大人物，七八十年代以前的高级干部远没有像今天这样高高在上，远离群众，至少对于我们那一代人。
七十年代初我曾经在北京天桥剧场与周总理同场观看演出，座位只隔着二十几排，不过便衣警卫不让靠近；也在五七干校里见到过几位曾经权高位重的大干部，可当时他们都是灰头土脸地接受劳动改造外貌与普通农民无异的乡巴老头；小时候也曾随父亲或同学去过几位高官家里，可那时在大人眼里我们只是小毛孩，根本没机会认真地讨论问题。
而这是人生中自己的思想观点第一次真真实实地被一位大人物重视，虽然几个月前他已经正式退位，虽然不是面对面的交流。但对于一位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这在当时足以令我兴奋了好几天。
而任仲夷在我心中的形象，也愈发高大起来。
邓小平与任仲夷
胡耀邦与任仲夷
任仲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闯将， 在广东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评选中，任仲夷名列榜首。许多广东人认为，在广东近代历史上有两个人物非同一般，广东人民将会永远记住他们，一个叫陈济棠，另一个就是任仲夷。
广东省毗邻港澳，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地位，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后续全面开放。因此，1980年底准备大规模推进特区建设时，中央经过慎重考虑，特地将年龄偏大的时为广东省领导的习仲勋（习老爹）和杨尚昆调回中央，而把虽已65岁高龄但深受邓小平赏识的任仲夷从辽宁调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线指挥员。
广东五年，是任仲夷事业达到顶峰的五年，更是他政治生命乃至人身安危“风雨飘摇”的五年。凭借“排污不排外”的睿智、“扶持不压制”的开明、“明哲不保身”的担当，任仲夷击退了诋毁广东改革的黑潮，使广东成为改革开放政策成功的铁证。他心秉真理的烛照，顶住种种强势干扰，穿越了改革开放最初的幽暗岁月，为中国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可以说，这一路走过来，如果没有像任仲夷这样的优秀分子和精英的一帮人提着脑袋做事情，而且又极具政治智慧和辩证能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极有可能早就夭折了。
1985年9月，71岁的任仲夷正式提出了退休的请求，并婉拒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提名安排，为高级干部新老交替带了好头。
2005年11月，这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在广州逝世。
在我的心目中，任仲夷属于中共内部少有的开明改革派，能够时刻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政党的得失之上。只有这样的领导人，才会愿意倾听下层的声音，汲取民间的智慧。可惜，中共内部这样的高层领导人现在几乎遇不到了。
任仲夷退休后，除了参加党与政府的会议，亦经常发表讲话、发表文章、接受访谈，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针砭时弊，探讨中国发展的出路。他多次呼吁中国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炎黄杂志》上发表的《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一文中提出设立“政治特区”的设想；在《政治改革更要有勇气》一文中指出：“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2004年在纪念邓小平的活动接受采访谈到邓小平的巨大功绩和错误时说：“历史会给他客观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他还说：“政治与经济如长期不相适应，我以为是最严重的失调。。。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它还是会掉下来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终还会出大问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
由于任仲夷亲历了中共自延安以来的许多整人的政治运动，对“左倾”思想的严重危害有切肤之痛，他才能够矢志于改革开放。任仲夷的“政治遗愿”，概括地说，就是希望中共能够过好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
可惜，任仲夷的“政治遗愿”不仅没有得到重视，晚年反而因此而被冷落。中共的政治改革越来越遥遥无期了。
至于我去信的内容，由于年代久远，且没有保留底稿，具体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但依稀记得包括：一、党内外都有一些善于见风使舵热衷于拍领导马屁告密打小报告的“左倾”投机分子，在文革中飞黄腾达，但并没有得到清算，需要对这些人保持警惕；二、反思文革产生的土壤，根源还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君为臣纲”的忠君思想在党内大有市场，改革开放离不开对这些落后思想的斗争，离不开政治改革，等等。
这些想法，以几十年后的标准来看，肯定还是很不完整很不成熟的。但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广东改革开放热火朝天的时刻，政治环境轻松，理论领域开放，人心思变。而我当时只是一名下乡回城进入体制内科研单位没几年的年轻人，但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也就斗胆地给初来乍到的省委书记写了一封信，抒发自己对当时广东局势的感想，没想到歪打正着被看上了，成为了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