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11的狂欢到今天的彼此敌视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的那个夜晚，一家中国省会城市里的网吧突然骚动起来。有人喊“美国被炸了”，有人说“开战了”。网吧老板开始免费送啤酒，人们碰杯，唱起《国际歌》。南楼倒塌时，整个网吧沸腾。主人公东南北坐在电脑前，一遍遍播放飞机撞进双子塔的画面，脱口而出：“我操！太有创意了！”
很多年以后，他已经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站在另一个讲台上，他重新谈到这个夜晚。他回忆自己第一次带着妻子和女儿站在世贸中心废墟前，突然意识到死掉的不是一个叫作“美国”的抽象敌人，而是一个个素不相识的普通人。他感到悲痛，也感到羞愧。
但如果我们今天重新读《边界三部曲》第三部《倦侣》中这一段，它提出的问题已经不只是：为什么二〇〇一年有人会为美国平民的死亡欢呼？还有：二十多年以后，那种制造欢呼的心理机制，真的消失了吗？
也许没有，只是它寻找的对象变了。当年，敌人主要在国境之外；今天，越来越多时候，敌人就在身边。
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仇恨，而是仇恨的对象
9·11狂欢最值得分析的，并不是“反美”，更深一层的东西是一套处理痛苦、责任和正义的方式。它的基本结构是：美国曾经伤害过“我们”——所以美国有罪——所以美国遭受灾难就是报应——那么灾难中死掉的人也就不再首先是“人”，而首先成为了“美国”的组成部分。于是三千个具体的人，被压缩成了一个抽象名词——美国。
一旦完成这个转换，道德判断就发生了变化。一个死去的办公室职员是否参与过美国外交政策，不重要；一名消防员是否发动过战争，不重要；飞机上的乘客是什么国籍，不重要；一个刚刚上班的二十多岁年轻人有什么政治观点，也不重要。因为他们首先被归入了一个类别，而这个类别已经被提前裁定为有罪。
社会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为道德排除：人的道德规则并不天然、自动地对所有人以同样强度生效。我们心中存在一个“正义的适用范围”，被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人，其痛苦要求解释、同情和公平；一旦某些人被推到范围之外，他们遭受同样的伤害，我们的心理反应就可能完全不同。
群体心理学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词：群际幸灾乐祸。我们不仅会因为个人竞争对手失败而高兴，也可能因为自己强烈认同某个群体，而从另一个群体的失败中得到情绪上的满足。研究发现，当外群体被理解为竞争者、威胁者或者不值得同情者时，其不幸尤其容易转化为本群体成员的愉悦。
因此，9·11那个网吧里真正发生的事情，可以翻译为：他们看到的首先不是“人死了”，而是“敌人挨打了”。
这当然不可能仅仅用“民族性”来解释，所以问题不是“中国人为什么这样”，而是：为什么这种反应在某些社会环境下特别容易产生？
这里必须谈到政治社会化。有关中国九十年代“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研究早已指出，1989年以后，民族主义和“百年国耻”的历史叙事在国家身份教育中获得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一个核心叙事是：中国近代长期遭受外国列强欺凌，而中国共产党则被置于结束屈辱、恢复民族尊严的历史位置。
问题并不在于“鸦片战争是不是发生过”“侵华战争是不是真的”，问题在于：历史事实怎样被组织成一种情绪结构。如果一个孩子理解世界历史的基本框架逐渐变成：他们曾经欺负我们；外部世界至今仍有力量企图压制我们；国家强大才能洗刷屈辱；那么他形成的不仅是一组历史知识，还形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德准则：国际关系首先是一场受辱者与施辱者之间的斗争。
而一旦世界被这样理解，“敌人受伤”就很容易被解释成“历史正义得到了一点恢复”。因此，二〇〇一年那家网吧的狂欢完全是自发的。长期政治社会化真正有效的时候，本来就不需要现场命令，最深的教育不是告诉一个人在某一天说什么，而是让他在事件突然发生时自动产生什么感觉。
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敌人”开始越来越像身边的人？
二〇〇一年，中国社会当然存在大量矛盾，但那个时代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公共心理背景：向上的预期。一个普通人可能很穷，收入很低，住房很差，工作也很辛苦。但只要他相信明年可能比今年好、孩子可能比自己过得好、只要努力，阶层还有可能移动，那么现实中的痛苦就存在一个“未来出口”。
今天与当年最大的心理差异之一，可能并不是绝对生活水平下降了，而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努力和结果之间的关系还可靠吗？
《The China Journal》刊载的一项研究比较了2004、2009、2014和2023年的全国调查。结果发现，与此前相比，2023年的中国受访者明显更加悲观：更多人把贫富差距归因于机会不平等等结构性原因。与此同时，对未来收入增长的期待也下降了。研究者干脆把文章题目定为 Getting Ahead in Today’s China: From Optimism to Pessimism——“在今天的中国出人头地：从乐观走向悲观”。
这里涉及一个非常经典的社会心理学概念：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它不是贫穷，一个人月收入三千元，可以没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另一个人月收入三万元，也可能极度愤怒。边界是：我认为按照规则我本来应该得到什么VS现实给了我什么。
二者之间的距离如果越来越大，并且被解释为不公平，就容易产生一种混合着羞辱、怨恨和愤怒的情绪。一个人在预期下降的时代遭遇同样的失败，更容易相信：有人拿走了本来属于我的东西，那么他需要寻找责任人。
人类有一个很难摆脱的心理倾向：结构性原因太复杂，而一个坏人很好理解。一家企业倒闭，可以涉及产业周期、债务、管理失误、人口结构、消费下降、政策变化、国际市场等十几个变量。但“黑心老板”只需要四个字。
一个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可以涉及教育扩张、产业结构、地区差异、技能错配和经济周期。但“资本家”是一个对象。
教育焦虑可以讨论评价体系、教育财政、区域资源和就业结构，也可以在一夜之间简化成：“老师不负责。”“家长都是巨婴。”“专家让母牛公牛都害怕。”
这就是为什么痛苦需要对象，不是因为每一个痛苦的人都想伤害别人，而是因为没有对象的痛苦很难解释，也很难承受。
痛苦变成了愤怒，而愤怒比无助舒服得多。
愤怒一旦产生，还需要一个可以攻击的敌人。
经典的“挫折—攻击”理论后来经过大量修正，今天心理学并不认为“受挫一定导致攻击”，但一个相对稳定的结论仍然成立：受阻、羞辱和负面情绪可以提高攻击倾向；而当真正造成挫折的对象无法面对、太强大、过于抽象或者根本找不到时，攻击可能转向另一个更加方便、安全的对象。
这个模型一点也不神秘。送外卖的电动车被罚没，拿交警没办法，于是回家对妻子发火；妻子无法改变生活，于是训斥孩子；孩子到了学校，欺负班上最弱的那个同学。真正制造第一份痛苦的人，与承受最后一份攻击的人，甚至从来没有见过面。
社会也可能发生类似过程，于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公共事件所释放出来的愤怒，远远大于事件本身能够解释的愤怒。因为那股愤怒并不是刚刚产生的，它是带进来的，网络信息只是给它提供了对象。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重新理解《边界》里的9·11。
当年的压缩方式是：美国政府、美国军队、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公司、美国普通人、美国儿童……最后全部被压缩成：“美国”。
而今天，同一种思维方式正在大量更小的社会类别之间发生。“男人都这样。”“女人最爱钱。”“有钱人没有一个干净。”“穷山恶水出刁民。”“医生都是一群吸血鬼。”甚至“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取消个人，把个人重新装进类别。而类别有一个巨大的心理优势：类别可以继承罪。如果罪只能属于实施行为的具体个人，那么我们每一次愤怒都必须首先追问：谁做的？但类别思维可以一次性省略所有这些问题：“他们就是这样。”
那一晚：美国有罪，所以美国人死了活该。今天：珠海被撞死38人，报应，都是退休公务员。这就是一种道德上的集体归罪，对象不同，逻辑没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变化。
民族主义时代的敌人通常具有明确边界，美国、日本、西方、外国势力，它们有一个巨大的社会心理功能：把内部复杂的差异暂时覆盖起来。所有内部对立阶层都已因为面对同一个外国对象而突然拥有共同身份：中国人，外部敌人因此具有某种社会黏合剂的作用。
但是，当日常生活中的结构性压力越来越具体，而民族国家层面的敌我叙事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找不到工作、为什么房子亏损、为什么婚姻失败、为什么收入停滞、为什么孩子竞争激烈时，愤怒就会开始寻找离自己更近的对象。
过去的敌人在地图另一边，现在的敌人在评论区另一边。
敌人的尺度不断缩小：从外国人变成本国的一个阶层、一个职业、一个性别，或者是刚好坐在自己对面的具体陌生人。最终，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容易被解释成利益敌对关系，从老板和员工、商家和消费者、医生和患者、教师和家长、邻居之间，甚至有房者和无房者。
每一条关系原本都包含合作、谈判、妥协和共同利益，一旦敌我化之后，却只剩下一个问题：谁占了谁的便宜？于是社会逐渐零和化，你得到，意味着我失去；你成功，意味着制度偏袒你；到最后，甚至别人过得好本身，都可能变成一种冒犯。
如果一个人长期感到自己在向下掉，他有两种方式恢复心理平衡。第一种：让自己重新上升。第二种：让别人掉得比自己更低。前一种需要真实的资源和机会，后一种只需要一条消息：公务员被查、老板跳楼、名校毕业生送外卖、中产房子暴跌、一个曾经令人羡慕的人突然失败。
如果一个人自己无法改变位置，那么别人的坠落，会暂时缩短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这正是幸灾乐祸研究反复发现的一个机制：社会比较、群体竞争、嫉妒以及“他是不是活该”的判断，都能够提高一个人面对他人不幸时产生快感的可能性。
因此网络时代的一句“喜闻乐见”，有时候背后真正表达的是：你终于也不好过了。
网吧时代，一个人说一句刻薄的话，最多得到周围十几个人回应。今天，一条最愤怒、最极端、最能制造敌我的帖子，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得到几十万次反馈。
心理学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的道德愤怒存在非常明确的社会学习效应。当用户表达愤怒后得到更多点赞、转发等正向反馈，他未来表达类似愤怒的概率会提高；人还会观察所在社群的情绪规范，并逐渐学习“在这里应该多愤怒”。这意味着互联网不仅传播愤怒，它还在训练愤怒。
算法未必有意识地想让一个社会愤怒，它只需要发现：愤怒能够获得互动，于是人类天然的群体心理，与平台天然的流量逻辑完成了一次完美合作。这也使“戾气”变成了一种可学习、可奖励、可复制的表达风格。
还有一个比互联网更重要的问题：一个社会能不能让人的不满准确地找到责任对象？
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法律、仲裁、申诉、媒体、工会、行政复议和公共讨论，并不仅仅为了“民主”或者“程序好看”。
它们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社会心理功能：给愤怒一个准确地址，以防止私人怨恨扩散成对整个社会的仇恨。一旦愤怒失去准确地址，就会变成一种漂浮物，谁碰到它，谁就可能成为对象。数十起恶性报复社会事件暴露了一个令人恐惧的认知转换：从最初某个人伤害了我，到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替“社会”偿债。到了这里，无辜者就消失了，从当年美国普通人到被撞死的小学生。
根源在于执政党长期经营的敌我思维已经从国际政治的一种语言，逐渐渗入了普通人的日常关系。当一个社会中的人与人越来越倾向于首先判断：“你是哪一边的？”而不是：“这件事到底谁对谁错？”它损失的不仅是宽容，而是建立合作关系的最基本能力。
痛苦需要对象，愤怒需要敌人——但文明的意义，就是阻止我们随便找一个。
痛苦需要对象，愤怒需要敌人
香影 (2026-09-06 07:28:20) 评论 (0)——从9·11的狂欢到今天的彼此敌视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的那个夜晚，一家中国省会城市里的网吧突然骚动起来。有人喊“美国被炸了”，有人说“开战了”。网吧老板开始免费送啤酒，人们碰杯，唱起《国际歌》。南楼倒塌时，整个网吧沸腾。主人公东南北坐在电脑前，一遍遍播放飞机撞进双子塔的画面，脱口而出：“我操！太有创意了！”
很多年以后，他已经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站在另一个讲台上，他重新谈到这个夜晚。他回忆自己第一次带着妻子和女儿站在世贸中心废墟前，突然意识到死掉的不是一个叫作“美国”的抽象敌人，而是一个个素不相识的普通人。他感到悲痛，也感到羞愧。
但如果我们今天重新读《边界三部曲》第三部《倦侣》中这一段，它提出的问题已经不只是：为什么二〇〇一年有人会为美国平民的死亡欢呼？还有：二十多年以后，那种制造欢呼的心理机制，真的消失了吗？
也许没有，只是它寻找的对象变了。当年，敌人主要在国境之外；今天，越来越多时候，敌人就在身边。
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仇恨，而是仇恨的对象
9·11狂欢最值得分析的，并不是“反美”，更深一层的东西是一套处理痛苦、责任和正义的方式。它的基本结构是：美国曾经伤害过“我们”——所以美国有罪——所以美国遭受灾难就是报应——那么灾难中死掉的人也就不再首先是“人”，而首先成为了“美国”的组成部分。于是三千个具体的人，被压缩成了一个抽象名词——美国。
一旦完成这个转换，道德判断就发生了变化。一个死去的办公室职员是否参与过美国外交政策，不重要；一名消防员是否发动过战争，不重要；飞机上的乘客是什么国籍，不重要；一个刚刚上班的二十多岁年轻人有什么政治观点，也不重要。因为他们首先被归入了一个类别，而这个类别已经被提前裁定为有罪。
社会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为道德排除：人的道德规则并不天然、自动地对所有人以同样强度生效。我们心中存在一个“正义的适用范围”，被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人，其痛苦要求解释、同情和公平；一旦某些人被推到范围之外，他们遭受同样的伤害，我们的心理反应就可能完全不同。
群体心理学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词：群际幸灾乐祸。我们不仅会因为个人竞争对手失败而高兴，也可能因为自己强烈认同某个群体，而从另一个群体的失败中得到情绪上的满足。研究发现，当外群体被理解为竞争者、威胁者或者不值得同情者时，其不幸尤其容易转化为本群体成员的愉悦。
因此，9·11那个网吧里真正发生的事情，可以翻译为：他们看到的首先不是“人死了”，而是“敌人挨打了”。
这当然不可能仅仅用“民族性”来解释，所以问题不是“中国人为什么这样”，而是：为什么这种反应在某些社会环境下特别容易产生？
这里必须谈到政治社会化。有关中国九十年代“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研究早已指出，1989年以后，民族主义和“百年国耻”的历史叙事在国家身份教育中获得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一个核心叙事是：中国近代长期遭受外国列强欺凌，而中国共产党则被置于结束屈辱、恢复民族尊严的历史位置。
问题并不在于“鸦片战争是不是发生过”“侵华战争是不是真的”，问题在于：历史事实怎样被组织成一种情绪结构。如果一个孩子理解世界历史的基本框架逐渐变成：他们曾经欺负我们；外部世界至今仍有力量企图压制我们；国家强大才能洗刷屈辱；那么他形成的不仅是一组历史知识，还形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德准则：国际关系首先是一场受辱者与施辱者之间的斗争。
而一旦世界被这样理解，“敌人受伤”就很容易被解释成“历史正义得到了一点恢复”。因此，二〇〇一年那家网吧的狂欢完全是自发的。长期政治社会化真正有效的时候，本来就不需要现场命令，最深的教育不是告诉一个人在某一天说什么，而是让他在事件突然发生时自动产生什么感觉。
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敌人”开始越来越像身边的人？
二〇〇一年，中国社会当然存在大量矛盾，但那个时代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公共心理背景：向上的预期。一个普通人可能很穷，收入很低，住房很差，工作也很辛苦。但只要他相信明年可能比今年好、孩子可能比自己过得好、只要努力，阶层还有可能移动，那么现实中的痛苦就存在一个“未来出口”。
今天与当年最大的心理差异之一，可能并不是绝对生活水平下降了，而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努力和结果之间的关系还可靠吗？
《The China Journal》刊载的一项研究比较了2004、2009、2014和2023年的全国调查。结果发现，与此前相比，2023年的中国受访者明显更加悲观：更多人把贫富差距归因于机会不平等等结构性原因。与此同时，对未来收入增长的期待也下降了。研究者干脆把文章题目定为 Getting Ahead in Today’s China: From Optimism to Pessimism——“在今天的中国出人头地：从乐观走向悲观”。
这里涉及一个非常经典的社会心理学概念：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它不是贫穷，一个人月收入三千元，可以没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另一个人月收入三万元，也可能极度愤怒。边界是：我认为按照规则我本来应该得到什么VS现实给了我什么。
二者之间的距离如果越来越大，并且被解释为不公平，就容易产生一种混合着羞辱、怨恨和愤怒的情绪。一个人在预期下降的时代遭遇同样的失败，更容易相信：有人拿走了本来属于我的东西，那么他需要寻找责任人。
人类有一个很难摆脱的心理倾向：结构性原因太复杂，而一个坏人很好理解。一家企业倒闭，可以涉及产业周期、债务、管理失误、人口结构、消费下降、政策变化、国际市场等十几个变量。但“黑心老板”只需要四个字。
一个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可以涉及教育扩张、产业结构、地区差异、技能错配和经济周期。但“资本家”是一个对象。
教育焦虑可以讨论评价体系、教育财政、区域资源和就业结构，也可以在一夜之间简化成：“老师不负责。”“家长都是巨婴。”“专家让母牛公牛都害怕。”
这就是为什么痛苦需要对象，不是因为每一个痛苦的人都想伤害别人，而是因为没有对象的痛苦很难解释，也很难承受。
痛苦变成了愤怒，而愤怒比无助舒服得多。
愤怒一旦产生，还需要一个可以攻击的敌人。
经典的“挫折—攻击”理论后来经过大量修正，今天心理学并不认为“受挫一定导致攻击”，但一个相对稳定的结论仍然成立：受阻、羞辱和负面情绪可以提高攻击倾向；而当真正造成挫折的对象无法面对、太强大、过于抽象或者根本找不到时，攻击可能转向另一个更加方便、安全的对象。
这个模型一点也不神秘。送外卖的电动车被罚没，拿交警没办法，于是回家对妻子发火；妻子无法改变生活，于是训斥孩子；孩子到了学校，欺负班上最弱的那个同学。真正制造第一份痛苦的人，与承受最后一份攻击的人，甚至从来没有见过面。
社会也可能发生类似过程，于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公共事件所释放出来的愤怒，远远大于事件本身能够解释的愤怒。因为那股愤怒并不是刚刚产生的，它是带进来的，网络信息只是给它提供了对象。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重新理解《边界》里的9·11。
当年的压缩方式是：美国政府、美国军队、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公司、美国普通人、美国儿童……最后全部被压缩成：“美国”。
而今天，同一种思维方式正在大量更小的社会类别之间发生。“男人都这样。”“女人最爱钱。”“有钱人没有一个干净。”“穷山恶水出刁民。”“医生都是一群吸血鬼。”甚至“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取消个人，把个人重新装进类别。而类别有一个巨大的心理优势：类别可以继承罪。如果罪只能属于实施行为的具体个人，那么我们每一次愤怒都必须首先追问：谁做的？但类别思维可以一次性省略所有这些问题：“他们就是这样。”
那一晚：美国有罪，所以美国人死了活该。今天：珠海被撞死38人，报应，都是退休公务员。这就是一种道德上的集体归罪，对象不同，逻辑没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变化。
民族主义时代的敌人通常具有明确边界，美国、日本、西方、外国势力，它们有一个巨大的社会心理功能：把内部复杂的差异暂时覆盖起来。所有内部对立阶层都已因为面对同一个外国对象而突然拥有共同身份：中国人，外部敌人因此具有某种社会黏合剂的作用。
但是，当日常生活中的结构性压力越来越具体，而民族国家层面的敌我叙事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找不到工作、为什么房子亏损、为什么婚姻失败、为什么收入停滞、为什么孩子竞争激烈时，愤怒就会开始寻找离自己更近的对象。
过去的敌人在地图另一边，现在的敌人在评论区另一边。
敌人的尺度不断缩小：从外国人变成本国的一个阶层、一个职业、一个性别，或者是刚好坐在自己对面的具体陌生人。最终，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容易被解释成利益敌对关系，从老板和员工、商家和消费者、医生和患者、教师和家长、邻居之间，甚至有房者和无房者。
每一条关系原本都包含合作、谈判、妥协和共同利益，一旦敌我化之后，却只剩下一个问题：谁占了谁的便宜？于是社会逐渐零和化，你得到，意味着我失去；你成功，意味着制度偏袒你；到最后，甚至别人过得好本身，都可能变成一种冒犯。
如果一个人长期感到自己在向下掉，他有两种方式恢复心理平衡。第一种：让自己重新上升。第二种：让别人掉得比自己更低。前一种需要真实的资源和机会，后一种只需要一条消息：公务员被查、老板跳楼、名校毕业生送外卖、中产房子暴跌、一个曾经令人羡慕的人突然失败。
如果一个人自己无法改变位置，那么别人的坠落，会暂时缩短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这正是幸灾乐祸研究反复发现的一个机制：社会比较、群体竞争、嫉妒以及“他是不是活该”的判断，都能够提高一个人面对他人不幸时产生快感的可能性。
因此网络时代的一句“喜闻乐见”，有时候背后真正表达的是：你终于也不好过了。
网吧时代，一个人说一句刻薄的话，最多得到周围十几个人回应。今天，一条最愤怒、最极端、最能制造敌我的帖子，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得到几十万次反馈。
心理学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的道德愤怒存在非常明确的社会学习效应。当用户表达愤怒后得到更多点赞、转发等正向反馈，他未来表达类似愤怒的概率会提高；人还会观察所在社群的情绪规范，并逐渐学习“在这里应该多愤怒”。这意味着互联网不仅传播愤怒，它还在训练愤怒。
算法未必有意识地想让一个社会愤怒，它只需要发现：愤怒能够获得互动，于是人类天然的群体心理，与平台天然的流量逻辑完成了一次完美合作。这也使“戾气”变成了一种可学习、可奖励、可复制的表达风格。
还有一个比互联网更重要的问题：一个社会能不能让人的不满准确地找到责任对象？
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法律、仲裁、申诉、媒体、工会、行政复议和公共讨论，并不仅仅为了“民主”或者“程序好看”。
它们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社会心理功能：给愤怒一个准确地址，以防止私人怨恨扩散成对整个社会的仇恨。一旦愤怒失去准确地址，就会变成一种漂浮物，谁碰到它，谁就可能成为对象。数十起恶性报复社会事件暴露了一个令人恐惧的认知转换：从最初某个人伤害了我，到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替“社会”偿债。到了这里，无辜者就消失了，从当年美国普通人到被撞死的小学生。
根源在于执政党长期经营的敌我思维已经从国际政治的一种语言，逐渐渗入了普通人的日常关系。当一个社会中的人与人越来越倾向于首先判断：“你是哪一边的？”而不是：“这件事到底谁对谁错？”它损失的不仅是宽容，而是建立合作关系的最基本能力。
痛苦需要对象，愤怒需要敌人——但文明的意义，就是阻止我们随便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