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事儿，那些人 4/7
五，我的父母
1994年，我先生去香港理工大学做访问学者，95年春节，我去探亲三个月，闲聊时，他说过一件事儿：“这学校有个教授研究方向很冷门，几年招不到研究生，又不能去内地招生，可今年终于开张了，把自己老婆招为研究生。感觉吃相太难看，怎么着也应该联合另外一门招不到学生的老师互招，就是互相招对方的老婆做研究生。”我答：“生存不易！互招就是易子而食的现代版，没文明到哪里！倒是应该看看我们老家，闹文革那些年，地主家子女很难嫁娶，只能地主家之间通婚，至少也是三家轮转。虽然已是社会底层的政治贱民，虽然整个社会礼崩乐坏，但是身为地主也知礼义廉耻，要维持起码的体面和尊严。”
我老家的县城在省城边上，历史文化底蕴优厚，经济条件优越。我的妈妈出身不好，大学毕业直接分到离省城有相当距离的一座县城中学教书。
在我姥姥看来，她的女儿分到外地了，吃苦了，一心想让我妈妈回省城，就托她妹妹的儿子，就是我妈妈的表哥，给介绍一个本地对象。
而我妈妈苦于自己的出身，一心要找个出身好的，又红又专的人材，她表哥介绍了他的初中同学，就是后来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出身上中农，我曾经听我姑妈抱怨说，因为我们只是普通人家，很节俭勤劳，居然评为上中农，是共产党的斗争目标。而她叔叔，就是我爷爷的弟弟，一家人不好好过日子，既不勤劳也不节俭，居然是下中农，反倒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但是我父亲高大英俊，高中时入党，大学毕业后在一所军工研究所工作，很符合我妈妈的标准。
我姥姥娘家是县城四大家族之一，姥姥和她的姐妹嫁的都不远，然后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县城外公外婆家读书，我妈和几个表兄弟姊妹回姥姥家一起上学长大。我父亲记得上中学时和我妈的表哥一起放学，跟着进过那个大宅门，里面有一帮小孩子在玩耍，他远远看了一眼，事后说，也许里面就有我妈妈。反正当时那个大宅门里的生活是他触不到的另一个世界。
深受出身之苦的人选丈夫，出身好，言语少，又红又专的人才是标配。我妈如此，白旗阿姨如此，山东阿姨亦如此，尽管想来山东阿姨的出身来自于她爸爸的红色权贵，而不是她爷爷奶奶的地主成分，但对丈夫的选择不仅是一种政治觉悟，也是最起码的自保。
1964年钱学森搞导弹反导弹研究，他有8个思路，就成立了8个课题组，分别命名六四零一到六四零八，我父亲是6402的课题负责人，和钱学森亲自汇报。父亲当年往返北京和省城，中间有几次乘飞机出行，甚至蹭过军用专机。中间参加过好几次重要会议和庆典，家里现在留有一堆他和党和领导人的合影，巨型合影人数估计有几十甚至上百，小时候我们会对着那些照片仔细查找父亲。但是近十几年，那一堆照片都没有人打开过。最近问我弟弟，他说：都在，都还在。
家父对钱学森印象很深刻，非常尊敬，说他每次都是带了一大堆问题去请教的，但是在汇报过程中，钱学森不断地向他反问提问，父亲在一步一步的回答当中，慢慢就有了答案和下一步的思路，明显有很大提高和收获，回来感觉自己又行了，又可以将研究进行下去，总之非常崇敬钱学森先生。
树欲静而风不止！即便在军工研究所，并不是想专心做科研就可以做的，依然被卷进各种政治运动中。有年父亲被派到一所著名的农学院去社教，就是进行社会教育，去的时候还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学生，回来的时候就变成了刘少奇的黑干将。从此，本就少言少语的父亲就更加沉默寡言。我母亲说，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父亲开始学抽烟，而且越抽越多，开始喝茶，后来也是越来越浓。而他们整个军工系统，看到一些本应受尊重的前辈被批斗，关押，下放，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只会令人噤若寒蝉。
我奶奶常说，我爸爸从小仁义！说是遇上村子里杀猪，只要人们把猪绑上案，猪一边凄嚎一边挣扎，还没等到屠夫拿刀，我父亲就撒腿往家跑。可是在批斗会上，看到那些倍受尊敬的前辈被打，被羞辱，我的父亲却不能挪开半步，只能陪斗到底。
几次运动下来，父母愈发愁苦，惶惶不可终日，而那时他们还分居两地。
1972年，我父亲被派到河南伏牛山区一个三线厂子，是做常规武器130火箭的兵工厂，担任研究所副所长，主管业务，我们家才有机会团圆。而当时厂子像一张白纸画新图，根本没有基础设施，所以我的妈妈拿着工资带我们在姥姥家待了一年。父亲先去参加基本建设，73年我们才到河南兵工厂和父亲团聚。
详情请看：伦敦会老友，忆老军工厂往事：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80311/202511/10930.html
我对家的记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时候的运动是批林批孔，后续还有一些类似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小平的。无论是批林批孔，还是批邓，只是批判上面定的靶子，用现在的话说就像云批判，不再出现身边人的互相揪斗了，所以我的父母感到很大解脱，环境轻松，至少有了人身安全。
有了自己的家，惊恐的灵魂有了栖身之地，我的妈妈经常诉说她在各种运动当中经历的委屈和惊吓，就是倒苦水。倒苦水般的述说是一种治愈，而我现在叙写此回忆也是如此。不吐不快，等我把该说的话说完了，该写的写完了，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得老年痴呆症，开始无欲无求的养老生活了。
那些回忆一般是吃饭时在餐桌上讲她那几年所经历的运动，非常详细，直到吃完饭我收拾桌子去洗碗，妈妈还在讲。
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那时我妈妈在外县高中教书，也许对党同伐异的政治运动极其厌烦，有个同事仗着出身好，平时爱说调皮话， 有天半开玩笑半当真，阴阳怪气道：“吴晗，邓托，廖沫沙。” 但是我们家乡话说来意思就是：“吴晗，邓拓，没有啥。”更深层的意思是：“其实这些人没什么大罪，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个机灵鬼只是玩了一个谐音梗而已。
结果几天之后，政治学习时，主持人突然宣布那人为现行反革命，政治学习改为临时批斗会。话音一落，事先安排好的几个人立刻扑上去，把那人当场按倒在地五花大绑。可怜的我妈妈，正巧那天坐的小板凳和正主没隔几步，眼睁睁看他被按倒在地，脖子上青筋爆起，和绳子一样粗。她本想挪开脚，让一让， 怎奈那群人的野蛮操作把她撞倒，她吓得浑身发抖，瘫坐在地上，两腿软得根本挪不动，就那样一直瘫坐到批斗会结束。
我妈妈每每讲起这一段，都失魂落魄，我似乎能看到那瘫坐在地上，浑身抖如筛糠的妈妈。妈妈可怜完自己，又是无奈埋怨，说那人本可以不说那些话的，言多必失，在那个时候本不该抖机灵卖弄嘴皮子。总之结论就是：爱说话的人会招灾惹祸的，是要倒大霉的！
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并没有在法律上被正式定罪，他们所谓的“罪名”是“政治罪名”，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来批斗和迫害的。对于他们最终凄惨的结局，我妈妈无奈地说：还能咋样呢？文化大革命就是给这些文人准备的，写文章就是祸患！
文化大革命中，号召红卫兵起来造反，北京中学生打死校长的事情传来，我妈妈他们这些中学老师吓成惊弓之鸟。有天一个学生看到有老师把半碗剩饭倒进垃圾桶，而当地有些学生非常贫穷，常年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可能平时对老师们的浪费颇有怨言，这次群情激愤直接举报到校长，一定要求校长给大家一个交代， 算是造反了。
等揪斗出那个倒饭的老师，校长和几位胆子比较大的老师，一看情形危急，先把那位苦主团团围住，用非常夸张的肢体动作训斥他，实则让周围气愤的学生难以近身去伤害他，并用高昂的语调上纲上线地批判他，以消学生的愤怒。质问他：为什么如此浪费？他解释道吃到后面发现碗里有个死苍蝇，感到非常不舒服，才将剩下面条倒掉的。造反派当然不接受这个理由。
校长不敢怠慢，立刻命令厨房把那个垃圾桶清理一下以证真伪，果真从中清理出一大碗面条，学生造反派一致认为这个垃圾桶只有老师们在用，可见这碗面条是老师们共同浪费的结果 ，浪费就是犯罪！这面条怎么倒的就一定要让老师们怎么吃回去。
所以从校长起头，让所的老师们都排排站在一起，接受红卫兵造反派的批斗，之后就是让老师们把这碗面条吃下去。那碗在垃圾桶里泡了几个小时的面条，根本难以下咽。校长说面条实在是泡久了太凉了，怕老师们吃坏肚子能不能热一下？好在造反派同意了。
每次说到这里，我妈妈心存感激地说，那个食堂大师傅人可真好，他先把那碗面条洗了几遍，之后几乎是用热油把面条煎炸了一遍，端出来之后勉强可以下咽，最后从校长到我妈妈，每人都分得一口咽了下去。
终归没有动手打人，更没有打死人，我妈说到这里，心里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后怕！
有许多事，我听了许多遍，刚开始是单纯的倒苦水，后面几年，因为我在外面或被人夸漂亮，或被人夸能说会道，甚至被老师夸作文写得好，她听后都很激动，很警惕提防，就针对性地又拿来讲，并伴以严厉的警告和训斥，我的每个错误或过失，都有对应的一款灾难来对号入座教训我。
我父母的那些年
晴朗见南山 (2026-09-11 16:36:40) 评论 (11)那些年，那些事儿，那些人 4/7
五，我的父母
1994年，我先生去香港理工大学做访问学者，95年春节，我去探亲三个月，闲聊时，他说过一件事儿：“这学校有个教授研究方向很冷门，几年招不到研究生，又不能去内地招生，可今年终于开张了，把自己老婆招为研究生。感觉吃相太难看，怎么着也应该联合另外一门招不到学生的老师互招，就是互相招对方的老婆做研究生。”我答：“生存不易！互招就是易子而食的现代版，没文明到哪里！倒是应该看看我们老家，闹文革那些年，地主家子女很难嫁娶，只能地主家之间通婚，至少也是三家轮转。虽然已是社会底层的政治贱民，虽然整个社会礼崩乐坏，但是身为地主也知礼义廉耻，要维持起码的体面和尊严。”
我老家的县城在省城边上，历史文化底蕴优厚，经济条件优越。我的妈妈出身不好，大学毕业直接分到离省城有相当距离的一座县城中学教书。
在我姥姥看来，她的女儿分到外地了，吃苦了，一心想让我妈妈回省城，就托她妹妹的儿子，就是我妈妈的表哥，给介绍一个本地对象。
而我妈妈苦于自己的出身，一心要找个出身好的，又红又专的人材，她表哥介绍了他的初中同学，就是后来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出身上中农，我曾经听我姑妈抱怨说，因为我们只是普通人家，很节俭勤劳，居然评为上中农，是共产党的斗争目标。而她叔叔，就是我爷爷的弟弟，一家人不好好过日子，既不勤劳也不节俭，居然是下中农，反倒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但是我父亲高大英俊，高中时入党，大学毕业后在一所军工研究所工作，很符合我妈妈的标准。
我姥姥娘家是县城四大家族之一，姥姥和她的姐妹嫁的都不远，然后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县城外公外婆家读书，我妈和几个表兄弟姊妹回姥姥家一起上学长大。我父亲记得上中学时和我妈的表哥一起放学，跟着进过那个大宅门，里面有一帮小孩子在玩耍，他远远看了一眼，事后说，也许里面就有我妈妈。反正当时那个大宅门里的生活是他触不到的另一个世界。
深受出身之苦的人选丈夫，出身好，言语少，又红又专的人才是标配。我妈如此，白旗阿姨如此，山东阿姨亦如此，尽管想来山东阿姨的出身来自于她爸爸的红色权贵，而不是她爷爷奶奶的地主成分，但对丈夫的选择不仅是一种政治觉悟，也是最起码的自保。
1964年钱学森搞导弹反导弹研究，他有8个思路，就成立了8个课题组，分别命名六四零一到六四零八，我父亲是6402的课题负责人，和钱学森亲自汇报。父亲当年往返北京和省城，中间有几次乘飞机出行，甚至蹭过军用专机。中间参加过好几次重要会议和庆典，家里现在留有一堆他和党和领导人的合影，巨型合影人数估计有几十甚至上百，小时候我们会对着那些照片仔细查找父亲。但是近十几年，那一堆照片都没有人打开过。最近问我弟弟，他说：都在，都还在。
家父对钱学森印象很深刻，非常尊敬，说他每次都是带了一大堆问题去请教的，但是在汇报过程中，钱学森不断地向他反问提问，父亲在一步一步的回答当中，慢慢就有了答案和下一步的思路，明显有很大提高和收获，回来感觉自己又行了，又可以将研究进行下去，总之非常崇敬钱学森先生。
树欲静而风不止！即便在军工研究所，并不是想专心做科研就可以做的，依然被卷进各种政治运动中。有年父亲被派到一所著名的农学院去社教，就是进行社会教育，去的时候还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学生，回来的时候就变成了刘少奇的黑干将。从此，本就少言少语的父亲就更加沉默寡言。我母亲说，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父亲开始学抽烟，而且越抽越多，开始喝茶，后来也是越来越浓。而他们整个军工系统，看到一些本应受尊重的前辈被批斗，关押，下放，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只会令人噤若寒蝉。
我奶奶常说，我爸爸从小仁义！说是遇上村子里杀猪，只要人们把猪绑上案，猪一边凄嚎一边挣扎，还没等到屠夫拿刀，我父亲就撒腿往家跑。可是在批斗会上，看到那些倍受尊敬的前辈被打，被羞辱，我的父亲却不能挪开半步，只能陪斗到底。
几次运动下来，父母愈发愁苦，惶惶不可终日，而那时他们还分居两地。
1972年，我父亲被派到河南伏牛山区一个三线厂子，是做常规武器130火箭的兵工厂，担任研究所副所长，主管业务，我们家才有机会团圆。而当时厂子像一张白纸画新图，根本没有基础设施，所以我的妈妈拿着工资带我们在姥姥家待了一年。父亲先去参加基本建设，73年我们才到河南兵工厂和父亲团聚。
详情请看：伦敦会老友，忆老军工厂往事：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80311/202511/10930.html
我对家的记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时候的运动是批林批孔，后续还有一些类似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小平的。无论是批林批孔，还是批邓，只是批判上面定的靶子，用现在的话说就像云批判，不再出现身边人的互相揪斗了，所以我的父母感到很大解脱，环境轻松，至少有了人身安全。
有了自己的家，惊恐的灵魂有了栖身之地，我的妈妈经常诉说她在各种运动当中经历的委屈和惊吓，就是倒苦水。倒苦水般的述说是一种治愈，而我现在叙写此回忆也是如此。不吐不快，等我把该说的话说完了，该写的写完了，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得老年痴呆症，开始无欲无求的养老生活了。
那些回忆一般是吃饭时在餐桌上讲她那几年所经历的运动，非常详细，直到吃完饭我收拾桌子去洗碗，妈妈还在讲。
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那时我妈妈在外县高中教书，也许对党同伐异的政治运动极其厌烦，有个同事仗着出身好，平时爱说调皮话， 有天半开玩笑半当真，阴阳怪气道：“吴晗，邓托，廖沫沙。” 但是我们家乡话说来意思就是：“吴晗，邓拓，没有啥。”更深层的意思是：“其实这些人没什么大罪，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个机灵鬼只是玩了一个谐音梗而已。
结果几天之后，政治学习时，主持人突然宣布那人为现行反革命，政治学习改为临时批斗会。话音一落，事先安排好的几个人立刻扑上去，把那人当场按倒在地五花大绑。可怜的我妈妈，正巧那天坐的小板凳和正主没隔几步，眼睁睁看他被按倒在地，脖子上青筋爆起，和绳子一样粗。她本想挪开脚，让一让， 怎奈那群人的野蛮操作把她撞倒，她吓得浑身发抖，瘫坐在地上，两腿软得根本挪不动，就那样一直瘫坐到批斗会结束。
我妈妈每每讲起这一段，都失魂落魄，我似乎能看到那瘫坐在地上，浑身抖如筛糠的妈妈。妈妈可怜完自己，又是无奈埋怨，说那人本可以不说那些话的，言多必失，在那个时候本不该抖机灵卖弄嘴皮子。总之结论就是：爱说话的人会招灾惹祸的，是要倒大霉的！
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并没有在法律上被正式定罪，他们所谓的“罪名”是“政治罪名”，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来批斗和迫害的。对于他们最终凄惨的结局，我妈妈无奈地说：还能咋样呢？文化大革命就是给这些文人准备的，写文章就是祸患！
文化大革命中，号召红卫兵起来造反，北京中学生打死校长的事情传来，我妈妈他们这些中学老师吓成惊弓之鸟。有天一个学生看到有老师把半碗剩饭倒进垃圾桶，而当地有些学生非常贫穷，常年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可能平时对老师们的浪费颇有怨言，这次群情激愤直接举报到校长，一定要求校长给大家一个交代， 算是造反了。
等揪斗出那个倒饭的老师，校长和几位胆子比较大的老师，一看情形危急，先把那位苦主团团围住，用非常夸张的肢体动作训斥他，实则让周围气愤的学生难以近身去伤害他，并用高昂的语调上纲上线地批判他，以消学生的愤怒。质问他：为什么如此浪费？他解释道吃到后面发现碗里有个死苍蝇，感到非常不舒服，才将剩下面条倒掉的。造反派当然不接受这个理由。
校长不敢怠慢，立刻命令厨房把那个垃圾桶清理一下以证真伪，果真从中清理出一大碗面条，学生造反派一致认为这个垃圾桶只有老师们在用，可见这碗面条是老师们共同浪费的结果 ，浪费就是犯罪！这面条怎么倒的就一定要让老师们怎么吃回去。
所以从校长起头，让所的老师们都排排站在一起，接受红卫兵造反派的批斗，之后就是让老师们把这碗面条吃下去。那碗在垃圾桶里泡了几个小时的面条，根本难以下咽。校长说面条实在是泡久了太凉了，怕老师们吃坏肚子能不能热一下？好在造反派同意了。
每次说到这里，我妈妈心存感激地说，那个食堂大师傅人可真好，他先把那碗面条洗了几遍，之后几乎是用热油把面条煎炸了一遍，端出来之后勉强可以下咽，最后从校长到我妈妈，每人都分得一口咽了下去。
终归没有动手打人，更没有打死人，我妈说到这里，心里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后怕！
有许多事，我听了许多遍，刚开始是单纯的倒苦水，后面几年，因为我在外面或被人夸漂亮，或被人夸能说会道，甚至被老师夸作文写得好，她听后都很激动，很警惕提防，就针对性地又拿来讲，并伴以严厉的警告和训斥，我的每个错误或过失，都有对应的一款灾难来对号入座教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