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美国的急诊经历

这是发生在两个女儿上高中时的事，一晃眼，经年的岁月已如流水般静静逝去。

那天下午四点半左右，日光微熹，我开车将两个女儿送到培优老师处。去那里补习，纯粹是因为学校科学课的老师荒诞得令人啼笑皆非。那位老师曾因行事离谱被学校开除，可无奈学校在这一学科上实在寻不到长久的替代人选，最后也只能硬着头皮把她又招了回来。把孩子们送进教室后，我便独自留在门外，在静谧的走廊里静静地等待着她们。

就在等待的间隙，腹中隐隐泛起一阵阵疼痛。起初，我只当是寻常的身体不适，以为按捺片刻便能消退。可谁料那痛楚竟如潮水般愈演愈烈，到了后来，排山倒海的痛感让我彻底顾不得体面，只能颓然扒在教室外冰凉的地面上，将身体紧紧蜷缩成一团，心里却还在执拗地安慰自己：大概熬一熬，风浪总会过去的。

好不容易盼到教室内培优的课结束，我强撑着虚脱的身体站起身，走入教室。我强颜欢笑地与培优老师打了个招呼，随即转头对两个女儿低声催促：“快走，可能需要你们帮我开车找医生了。”那一刻，或许是因为我平日里总喜欢幽默说笑，小女儿竟然以为这不过是父亲日常的打趣，还习惯性地转头对老师笑道：“我爸爸呀，总是爱讲笑话。”

可彼时彼刻，我已经疼得连站立都难以为继，遑论手握方向盘。当时，大女儿对驾驶还一窍不通，在她的固执里，自己将来是要去繁华的大都市生活的，学开车大可不必；而小女儿虽然懂些驾驶，但年纪尚小，手里揣着的不过是一张稚嫩的临时驾照。在这样危急的关头，命运已容不得我们权衡轻重。我只能咬紧牙关，将承载着安危的车钥匙交托给了只有临时驾照的小女儿，由她握起方向盘，带着我驶入那片未知的街头。

一路上，冷冰冰的GPS导航将我们引向了附近的一家紧急护理中心（Urgent Care）。可谁知我们紧赶慢赶地奔到那里，迎接我们的却是紧闭的大门——人家说马上要关门下班，不再接收新的病人。一门之隔，人情如霜。这一下，我们唯一的退路便只剩下去看急诊室（ER）了。在美国，急诊室向来是我唯恐避之不及的泥潭，可眼看无路可走，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任由小女儿改道往急诊室开去。

好在小女儿遇事不见慌乱，沉着得让人心疼。虽然她只是个拿着临时护照的高中生，但在我因剧痛而无能为力的时候，她却表现出了如大人般的稳重，一路上稳扎稳打，平平安安地将车停靠在了急诊处的门前。

步入空旷而清冷的急诊大厅，护士例行公事地查验了我的驾照与健保卡。待那些按部就班的登记程序逐一完成后，护士冷冰冰地吐出两个字，让我去等待。我只能在冰冷的候诊区寻了个角落坐下，任由自己坠入痛苦而漫长的等待黑洞。在等待的煎熬中，我看着身边两个尚未长成的女儿，心中的焦虑如野草般蔓延，于是低声叮嘱她们赶紧想办法通知太太，让她也尽快赶来。

此时，腹中那排山倒海般的剧痛已到了难以忍受的极限。长椅仿佛布满了荆棘，我根本无法安稳地坐着，最后索性只能扒在急诊室冰凉的地下。我无助地扭曲着身体，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卑微的姿势，仿佛这样就能从那无边的痛楚中偷得一丁点儿喘息的余地。后来，接到消息的太太行色匆匆地赶到了医院。可最让人寒心的是，我在这里急火攻心、痛苦万分地在地上足足熬了一个多小时，其间这间冷漠的急诊室里竟然没有一个医生或护士走过来问候一声——也许，在他们眼里，只要我没有面临生命危险，一切的痛苦便都可以被静置。

不知在黑暗中沉沦了多久，终于轮到我可以看医生了。只是那时候，我已经疼得神志恍惚，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如何摇晃着走进病房、又是如何躺上那一领白色的病床。

紧接着，护士开始准备为我输液。负责我的那个护士细细端详着我的手臂，试了四、五次，针头却始终无法找准血管。美国的护士似乎并不会用她们的手背去轻轻敲打病人的静脉以寻找生机，只是在一味地蛮干。每次冰冷的针头刺破皮肤，不仅带来钻心的疼，而且根本见不到血色的回流。连扎数次无果后，她有些歉疚地抬起头对我说，我很勇敢，能不能让她再试一次。听到这话，我的心中不禁泛起一丝自嘲的怨气——这护士的专业技术实在太差了，连自己赖以生存的本领都没能练好，真是不像话。

由于折腾了太久，生命力仿佛在一点点流逝，我对她说：“我现在太虚弱了，不能让你再试了。”随后，我明确地要求换一个护士。不久后，医院调来了一位新面孔，这一次果真一针见血，那冰凉的液体总算顺利地流入了我的体内。

随后，便是医院安排的各种繁复而琐碎的检查。然而命运却和我们开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玩笑：折腾了整整一个通宵，最后所有的仪器却什么病因也没有查出来。就在这样莫名其妙、兵荒马乱的劫难中，我一直熬到第二天清晨，才带着满身的疲惫与茫然回到了家。

可生活给予的波折，到这里并没有写下句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各种各样的医疗账单如冬日里的雪片般，纷纷扬扬地飞回了家门。医生的费用、医院的费用、病房的费用、实验室的费用……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因为时日相隔太久，具体的数字已在记忆中模糊，但加起来大概在一万到两万美元之间。面对这笔巨额的开销，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展开了漫长而琐碎的扯皮，双方就各种费用的合理性争执不休。

这场没有硝烟的账单拉锯战足足拖了大概半年之久，我最终被确定的自付部分才总算尘埃落定。算下来，我最后可能自己支付了一千到两千美元。

这场许多年前的急诊风波，不仅让我领教了折腾人的异国病痛，更让我真切地体会了一把美式医疗那隐藏在光鲜制度下的荒谬。美国常年将高达GDP 18%左右的庞大社会财富砸向医疗领域，冠绝全球，然而等待着普通病人的，却是冰冷的急诊、粗糙的技术以及让人窒息的财务黑洞。在这套早已被保险公司、制药巨头和医院利益集团深度绑架的庞大体制里，病人的痛苦与健康的代价，最终不过成了流水线上为资本博弈而明码标价的巨额数字。

折腾整整一宿，耗资巨万，最终却只换来一句“查无病因”。正如唐代诗人李商隐在《隋宫》中讥讽那些耗费天下民脂民膏却只换来荒唐徒劳的举动一样——“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那本该救死扶伤的巨额医疗投入，在利益集团的层层裹挟下，最终也只能沦为体制泥潭里的奢华浪费，空留普通人在病痛与账单的夹缝中，空留一声深深的、无奈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