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有为：我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关系

许有为：我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关系

【文章介绍】这是八九年天安门亊件后，许有为先生当年写的交待材料，主要是他交待与方励之和温元凯的关系。幸好，亊后许老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一、1981年，中国科技大学新建中文教研室，招聘教师，我经过科大人事处考核，从长丰调进该校。在市教育局转介绍信时，被市局截留没有调成，后调进合肥教院。当时，科大有关人亊领导颇有意见。科大中文教研室经与师专老领导(孙文儒书记) 联系达成协议，我今后应在科大长期兼课。(当时教院没有成立，我临时调在师专领工资。而师专实际上己经下马。) 从1982年到1986年，我先在科大中文教研室，后在人文学部，前后兼课五年。科大同志们戏称我为“半个科大人”。我自己也以“半个科大教师”自居，在该校领导、教师、职工中当然有很多熟人。(合肥教院于1982年春成立，我在两边任教，时间精力两边各占一半。)

二、我和科大前校长方励之的关系：方励之当校长之前，是该校著名教授、科学院学部委员，我和其他师生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当时他还经常给安徽省委领导上课，知名度较大。我的调动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方当副校长后，我想找他汇报情况，促成我仍调科大。但他分管财务，不管人事，我没有找他而是找了另一位副校长。(我自己也没有直接找，而是中文教研室秘书李琴同志找的。) 大概在1986年，曾听过我课的科大物理系学生向我推荐“方校长”的著作《宇宙的创生》将出版，并介绍这是一本有趣的科普作品。我对宇宙起源问题颇感兴趣，当然很想一读此书。1987年方调回北京工作，我曾去信索取。他回信说尚未出版。1987年秋，方回科大给学生讲课，我和科大一位讲师及合肥市一位作家去访他。我除了向他索书，主要是受我老同学潘仲騫先生(意大利爱国华侨知名人士，罗马华侨联谊会秘书长，金星酒家经理) 之托，向方问好。方回北京后，寄赠我一册《宇宙的创生》。我原准备以我自己的著作《中国美育简史》一册回报，但简史迟迟没有出版。去年底，我在科大校门口碰见几个我教过的学生，他们告诉我：“方老师得了联合国人权奖。我们写了贺信。你们老师应该发贺电！” 我后来到电信局发了几十个字的贺电，作为对他赠书的礼节性回报。方无回信。以后也一直无联系。

三、我和省教委前副主任、科大教授温元凯的关系：我在科大兼课期间，不认识他，当然更没有交往。1988年夏，安徽省文艺家、企业家、科学家文化联谊会(简称A.E.S文化联谊会) 成立，在西苑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我应邀出席，我们隔桌而坐，互相交換了名片。在这之前之后，我们没有个人交往。1989年5月18日下午我应邀出席他和作家鲁彦周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会上只点头打了招呼，没有交谈。会上形成的请愿书(见《安徽日报》5月19日头版) ，我签了名。5月23日下午，我又出席了温召开的座谈会。很多中青年人发言，我静听。后来温说：“听听老同志们的意见。” 我说：“李鹏总理已宣布北京戒严，我认为不宜再搞声援签名活动。今天的时局声明，我个人不能签名，请大家谅解。” 我最终没有在时局声明上签字。

 

  图片说明：方励之签名相赠的《宇宙的创生》。

附注：

1、我和科大陈韶林讲师、作家王春江(《叶挺将军》、《钱三強》两书作者) 去访方励之时，首先找到科大党委机要室朱光华同志(女，曾在我主讲的班级任輔导教师，负责批改评讲学生作文。我们合作得很好。) 我向朱说明，我受罗马华侨联谊会秘书长潘仲骞先生之托，向方教授问好。我是党外人士，算是主动做一点海外统战工作。朱光华汇报党委，党委欣然同意我们去见方，并告诉我们方家住址楼号。

2、潘仲骞先生，北京师大中文系1957届毕业，与我同班同学，1979年去意大利定居，现为意大利爱国华侨知名人士，罗马市华侨联谊会秘书长。在罗马曾代表华侨向胡耀邦献旗，也受赵紫阳、李鹏、费孝通等接见过。1987年夏方励之到罗马讲学，一个华侨(方的友人) 宴请方，邀潘作陪，潘后来又在自已的金星酒家宴请方。后来潘写信问我方在国内处境，托我代他问好。我见了方之后，写信告诉潘，十三大以后，国内形势很好，方受到国家重视，加了工资，仍在搞天体物理研究。我想通过这样的信，报告海外华侨，国内政治空气清明，团结安定。这是主动为党做统战工作。为了此亊而遭审查，我这个党外老人不是太冤枉了吗？今后谁还敢主动做统战工作，特别是海外华侨的统战工作？

许有为1989.9.14

后记：

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同中国科技大学阮耀钟教授相识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2016年之前的一次小型聚会上。当时我告诉他，从1982年到1991年，我曾在科大人文学部中文教研室兼课十年之久，算得上是半个科大人。这使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拉近了许多。他希望了解我在科大兼课的经过，我就把1982年由严济慈校长签署的聘书照片用微信发给他。后来，我又发现了这篇《我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关系》（以下简称《关系》）手稿，也发了过去。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谈我跟科大这个学校的关系，而是只谈和该校两个人（方励之和温元凯）的关系。我告诉他，实际上这是跟八九六四有关的交代材料。以后我会写一篇后记加以说明。

2016年11月，他和夫人及另一位朋友到我家，为我做了五十分钟的录像访谈，题目是《访土改工作队队长许有为老先生》。在这次访谈中，我向他介绍了我的家世、参加革命的经过，详细介绍了1950年我在肥西县龙潭乡担任土改工作队长领导一个乡的土地改革工作的全过程。

阮耀钟教授是低温物理学家，曾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为学生讲授凝聚态物理学，是一个典型的自然科学工作者。退休后这些年，他热心关注时政世事，关注人民疾苦。近几年，他又把目光投向共和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跟几个热心朋友认真的蒐集原始记录，做反思土改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工作。这令我十分钦佩。

他已经从书斋走向社会，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从善如流，嫉恶如仇，正直朴实，敢讲真话。他是贫农出身，老共产党员，他当然热爱他的党，热爱他的祖国，这是毋容置疑的。

2019年9月20日，他请几个老朋友小聚，我把写于1992年的一篇短文《最后一课》的复印件在席间散发，引起大家兴趣。这篇文章发表在1992年《安徽青年报》的副刊上，记叙了我于1991年圣诞节那天在科大少年班讲授《写作概论》最后一堂课的温馨时刻。由此可见，我在科技大兼课从1982到1991，实际上是十年，而不是《关系》一文所说的五年。

我跟耀钟说《关系》一文之所以是交代材料，原因很复杂，直接原因当然是八九六四。但它是什么人、什么单位要我写的，我自己也记不清了。在1989年五月席卷全国的那场大学生呼吁民主的游行示威运动中，我作为安徽省第七届省人大代表、合肥教育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在全院大部分师生的鼓舞下，很自然的成了运动的领军人物。5月18日上午，教院学生开始上街，我带领部分教职员工跟在学生队伍后面和大家一同游行。队伍到了省委紧闭的大门口，师生代表要我带他们进去跟省领导对话，门卫只允许我一个人以人大代表身份进去。当时省委书记卢荣景在电视台跟科大、工大、安大的学生代表对话做现场直播，副书记孟富林在机关值班。孟很客气的在二楼会客室接待了我，我向他转达了教院师生员工对省委的要求（请省领导代表安徽人民打内部电话给李鹏，敦促他立即跟北京大学生对话。）下午，我应邀到科大专家楼会议室出席了由省教委副主任温元凯教授和省文联鲁彦周主席共同主持的省市知识界人士座谈会。会上通过一份给中央的请愿书，我和与会者都签了名。请愿书第二天就登在安徽日报头版。形势瞬息万变，一两天后，李鹏宣布北京戒严。23日，温元凯又召开一次会，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签名反对戒严。我警告大家：“要坐牢的！我支持大家签名，但我个人不能签名，我已经坐过十年牢，对得起人民了。”安然而淡定地坐着看大家签名，也没有退席。这件事后来在高校师生中流传很广，说许某是个特立独行的怪人；支持别人签名，自己却不签。不久秋后算账，温元凯为此被开除党籍、撤销省教委副主任，隔离审查一年多。解禁后他于1991年春回上海，改行投入经济工作。5月18日他从上海回校，立即给我来电话，说上海方面的经济开发项目很顺利，材料上报待批；他回合肥暂等。我请他第二天来我家谈心。19日下午，我同时约了《安徽青年报》编辑许珂和安大沈敏特教授。温元凯带了一瓶人参酒来慰问我，我留他们三人在家晚餐，畅饮放谈，恍如隔世。大家认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多么天真！温元凯说，我不但天真，而且幼稚！当时根本不理解许老师所说的那么严重。

六四大镇压之后，冰火两重天。大清查开始了。参加游行示威的师生员工，人人检查交代，个个讲清过关。我和民盟教院支部的另两位同志是重点清查对象。我不仅是教院民盟支部主委、省人大代表、教代会主席，而且是民盟合肥市委副主委，清查中更是重中之重。万幸的是，从6月到10月，四个多月下来，交代材料写了一大摞，最后以院党委薛副书记跟我一席“恳谈”而结束。

最近从尘封的书架上找出1989年的日记，10月15日有一段简单记载：“晚间送三份材料至薛典伦同志家，恳谈数十分钟。三份材料是：《我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关系》、《在反思中提高认识》、《许有为近期言论摘录》。”除了《关系》一文我留了底稿，另两份材料都散失了。

时过境迁，后来有几位来自各方面（人大、政协、市委、民盟省市委、统战部.....）的老朋友向我透露，我这一次之所以能顺利过关，是市委书记、省委常委陈光琳同志保下来的。六四以后，省人大主任王光宇提议撤销许有为的省人大代表资格，并登报公布。陈光琳认为许是省城高级民主人士，没有什么过激言行，撤销省人大代表震动太大，程序也繁复，就不予处理了。看来我交给薛典伦副书记的三份材料，大概是省人大和合肥市委让我写的。教院党委书记丁悦盛、副书记薛典伦只是奉命行事。

《关系》一文所写我和方、温的关系，只写到1989年，内容有限。现在趁阮耀钟教授编辑《我们心中的科大》第二集征稿之机，再凭记忆做些补充。

1982年到科大兼课之初，我很快就融入了科大的教学科研生活和校园活动。2020年于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蛰居斗室，有了时间翻箱倒柜，挖掘历史记忆。前两天发现一个题为“科大方温谈改革”的档案袋，其中一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是我听方励之学术报告的现场记录。那是在1984年4月13日晚上，我跟科大数千师生在大礼堂饶有兴趣地聆听了方励之题为《从灵魂不死到信息社会》的生动讲演。他开头的几句话就引起了台下几千高智商听众的震撼:“灵魂这个概念不是什么邪魔歪道。我的美国同行还写过一本书，《上帝和新物理学》。上帝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很多公众还没有真正地把科学作为主导思想。他们只是从技术上认为科学有用。神学不占优势，并不等于科学占优势。”1987年秋我在科大和方见面时，很坦率地说：“我知道你写了《宇宙的创生》这本书。创生这个概念是生造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我个人大胆理解，创生包括创造、生成、发生几层意思。宇宙是怎么生成、怎么发生的？谁创造了宇宙？在我这个基督徒看来，只有上帝，他就是第一推动力。你认为呢？”方笑而不答。我向他索书，他回北京后就给我寄赠一本《宇宙的创生》。

在我珍藏的书籍、文物、历史文献、家庭文件中，这本书和方赠我的另一本书《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占据着顶尖位置。

1985年在学生食堂邂逅方校长这件趣事，更是难以忘怀。当时我的小女儿在科大附中念书，中午在学生食堂吃饭。有一次，我想看看学生食堂的饭菜质量，中午去食堂窗口排队。那天开饭迟了几分钟，学生们拿筷子把手中的大茶缸、饭盒敲得叮当响，排在我前面的老师也在敲饭盒。我认真一瞅，是方校长，我忍住笑说：“方校长，你怎么也在食堂吃饭？”他说：“我一个人，天天在食堂吃饭——老师，你是哪一系的？”我告诉他是中文教研室兼职教师，自报了姓名，算是互相认识了。他说：“谢谢你们兼课老师，辛苦了。”

1987年初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被逼下台，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三人被开除党籍。年初，我收到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三人署名的邀请函，请我出席1987年3月间在北京召开的 “反右三十周年座谈会”，不久又收到通知说会不开了。后来我终于知道，是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向邓小平告了密，小平下令不准开。

六四以后，高层左派欲置方的学术、政治生命于死地。他在国际友人帮助下，几经周折（细节曲折而惊险），一家三口于1990年经英国到了美国。方励之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继续他的天体物理学、宇宙学研究，发表了大量高端论文，在国际学术界声誉日隆。可惜天不假年，2012年，他刚过七十多岁竟因病逝世。噩耗传出，国际科学界、国内师友学生均深为震惊痛惜。2020年初，我通过电子邮箱向方的秘书G君和夫人李淑娴女士表达了问候。方如果留在国内，他的学术生命必将完全被毁。好在美国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这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使他能在下半生的学术生涯中仍然发出灿烂的光彩！科学无国界，他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国际宇宙学的学术遗产。

在“方温谈改革”的档案袋里，有我多年前搜罗的剪报和印刷品，刊载着二人的言论。其中主要包括：1985年科大《研究生》杂志增刊，载有方励之在浙江大学讲演记录全文；合肥《逍遥津》报刊载的“方励之感叹”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1986年《河南盟讯》刊载的《方励之教授谈全新意识与政治改革》；1987年5月《参考消息》报道“方励之在意大利对记者发表谈话”；1987年3月《报刊文摘》报道方励之在全国物理学大会上作“现代宇宙学的进展”学术报告；1988年7月上海《青年报》配发照片长篇报道87年之前方励之与科大少年班学生座谈；1986年10月《社会报》对方励之的访谈“一位自然科学家看改革”等等。温元凯的言论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上比较多，可惜我没有剪报。这里只有1986年9月《逍遥津》报上“温元凯论中国知识分子劣根性”短文；1988年8月《文学报》报道大陆与台湾学人合作办刊物，大陆方面方励之、温元凯、刘宾雁等人参与，这份刊物最终胎死腹中。

1989年秋我给院党委的交代材料中，除了《关系》一文，还有一篇《许有为近期言论摘录》。其中关于民主、法治、言论出版自由、学术自由、政治体制改革、各级人大政协选举??等内容，大都受方励之校内外言论启发，但我没有提方的影响。我毕竟还有自己的主见，不是别人的传声筒。实际上，1987年1月，科技大内部散发的原打算作为批判用的《方励之言论摘编》在师生中反而产生了很大正面影响，我也仔细阅读了。这年秋方励之从北京返校讲课，我和中文教研室陈韶林讲师、合肥作协王春江主席去他家看望，我把《方励之言论摘编》拿出传阅。方说：“科大有人寄给我了。”我一脸正经地说：“这本东西没有出版者、编者、印刷者、印刷地址，偷偷在校内散发，是一本非法出版物！”引起大家一阵哄笑。方励之笑得尤其开心。1990年出版的《方励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批判文集》就有点儿样子了。它由科技大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编，收了十几篇批判文章，但也只能交给可怜巴巴的肥西县印刷厂印刷，纸张极粗糙，封底仍注明是非正式出版物。看来编者并不把它当回事，只是向上交差而已。科技大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都是强大的。这已经形成独特的校风传统。

1991年5月19日温元凯在我家晚餐后就回学校去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去看他，因为忘记他的科大寓所号码，先打电话到上海问他父亲。我到温元凯寓所聊了一会儿，当我告辞出来向学校大门走去时，身后忽然出现了跟踪的非公安型号的警车，到了宽阔的大路上，我出其不意退到路边，伸出右臂示意请他们先走。他们措手不及，只好开过去了。原来，他们窃听了我跟上海的通话。（他们对那晚被我耍弄当然很恼火，十多年后还对我进行了抄家报复；但也没有捞到一根稻草。他们是谁？大家都懂的。）温元凯离校回上海后给我来信，打算跟法国阿波罗生物工程公司合作，在上海开办生物药厂；委托我在合肥为他物色几个生物、药学、化学工作者，一旦项目上马，就去上海工作。我也的确从相关研究所、高校、医院为他找了几位青年专家，他们很乐意到温的麾下干一番事业。遗憾的是，项目功败垂成。温失望之余，出国去了。

此后，我就跟温元凯失去联系大约有三四年之久。其间，还能偶然从VOA华语广播中听到他的声音；在《海外星云》杂志上读到他的连载文章。1995年他终于从纽约来信了。他说，他正和著名民营企业家牟其中合作，大胆闯荡华尔街，为中美经济合作寻找商机。1997年初，他寄来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商业投资发展项目和计划》；内容涵盖金融、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生物技术、中美商贸促进咨询.......等等。像我这个文科老学究，感佩之余，对此很难置一词。就在这一年，他回到国内，在北京成立了南洋林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来往于中、美之间，开始实现他的引资计划。过了几年，本世纪初的某一年，我应老友张登全之邀到北京小住几天。温自己开车接我们二人参观了他的公司，同时请了牛小梅女士。温在一家大餐馆宴请我们，席间小梅谈起八九六四，说温元凯他们那批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爱国者。她那时是省委宣传部长，自己也受了很多委屈，后来她离皖调到了全国妇联。上个星期我跟温通了电话，询问北京新冠病毒疫情和他的近况，互道珍重。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他已经年逾古稀，在北京工商界、学术界仍然十分活跃。

八九六四后逼我写交代材料《关系》一文企图迫害我的人，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保护我平安过关的人，这两位省部级高官都已过世。我宽恕前者而感恩后者，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当年命令我交代跟方励之、温元凯的关系，我只写到1989年9月。这次写后记直写到今天，补充的材料丰富多彩，鼓舞人心。当年那些左派先生，梦想踩着知识分子的尸骨向上爬。他们不知道，时代变了，方、温这样的科学家是打不倒的，像我这样的正直知识分子也是打不倒的。（何况，我还是离休老干部、解放战争老战士。）

现在，应该很高兴地简单补充“交代”一下我跟中科大的关系、而不是跟方、温两个人的关系。

1981年，严济慈校长为了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素养，率先在中国科技大建立中文教研室，向外界公开招聘教师。我由安徽省教育工会推荐，到科大报名应聘。经过中文教研室王乃藩主任面谈，人事处审核，教务处安排班级授课试讲，最后经人事、教务、校办各方研究决定，我被录取调进。从长丰调科大这一关倒很顺利，中途却被合肥市教育局局长、人事处长两个极左小官僚截留，扣下档案袋，不准我调出合肥。科大依规走了三道程序，费了很大劲才物色了一个合格教师准备调进，结果白忙一场；人事处同志十分恼火，却束手无策。市教育局许光宇局长原定调我到远郊区晓星集的初中，这时见科大急于调我，转而改口向我扬言，我们合肥将来也要办大学；于是把我安置（或曰冷藏储存）到已经下马的合肥师专领工资。为此我蹉跎了一年，也有幸休息了一年。1982年初科大中文教研室李琴秘书跟师专书记孙文儒达成协议，许有为可以在科大长期兼课。不久我就收到科大送来盖有严济慈校长签名章的聘书，成了中文教研室的一员，在大一新生班级讲授《大学语文》。（有必要提一下，我在长丰一直教高中毕业班，许某却偏要把我调到远郊区初中，以示惩罚。文革中上来的小官僚，其阴暗心理可见一斑。）

到了中文教研室，我真是如鱼得水。这里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主任王乃藩，名誉主任张涤华（安师大中文系主任），老教师谭麓夫、王士毅、王术、许有为，中青年许锡文，司有和，陈韶林，周凤岗，刘承华，汤书昆，还有勤勤恳恳为教学服务的教研室秘书李琴女士。这是一个和谐而温馨的集体。由于师资充足，全校各系大一班级都开设了《大学语文》课。

我们采用的教材是通用的《大学语文》课本。后来，大家觉得应该有针对理工科大学特点的教材；于是，我们教研室联合上海科技大学中文教研室新编了一册《大学语文》，同步撰写了配合教学的《大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上、下册。两种书分别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和科技大出版社正式出版。它们实际上是我们两个教研室的科研成果，教材宗旨是使它具有理工科特色。例如，我们选入一篇北宋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中的短文，从而教师可以联系到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著作《Th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引起学生极大兴趣。因为李约瑟对《梦溪笔谈》评价极高。可惜把李约瑟的著作译成《中国科学技术史》并不准确，应该是《中国的科学和文明》。此书出版于文革期间，四人帮文人很讨厌Civilization 这个词。他们崇尚和文明相对的野蛮。打、砸、抢才是他们的行事准则。

1982年，省市共管的合肥教育学院成立，我调进该院中文系。当时我正处于人生的盛年，精力充沛，两校授课，认真负责而快乐无比。到了1986年，在科大五年下来，我已经可以和其他几位老师一道代表科大“文化出征”了。这年春节一过，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跟科大联系，请几位老师到南空下属第十三航校为学员授文化课。我的日记二月二十四日载：“下午科技大人文学部王树云同志及蚌埠十三航校向干事来，商定三月一日以后上课事宜。”我们中文教研室出征的有许锡文、汤书昆和我。最近许锡文回忆，科大老师在航校开了哲学、党史、管理学、公共关系学、大学语文、写作??等多门课程。人文学部副主任王树云也亲自上阵。

我讲授的《写作》课，每周日、周一各一次，每次两小时。我每周六晚间乘火车赴蚌，周二上午返肥。从三月初到四月中，课程全部结束。其间包括批改和讲评学员作文以及考试。四月十二日，南空政治部直接派车到合肥把我接到南京，安排在南空内部宾馆，吃住按师级干部标准。服务员小战士见我满头白发，一口一声喊我“首长”。我想，这辈子竟然当了一次“首长”。十三日上午，在政治部学员班级讲了三小时辅导课。下午，于钢明干事带车陪我游览了灵谷寺、中山陵、明孝陵等景点。十四日继续游览，凭吊了雨花台烈士陵园、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十五日返回合肥。其他老师当然也是分别到南京先上辅导课然后安排游览。我们到空军航校讲授多门文化课，其大背景是八十年代正处于工农商学兵全民学习热的高潮中。（我们的每一堂课都全程录像，磁带送到南空所属各空军基地学员中放映。）

这次走出校门讲课活动，科技大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空军部队结下了深厚友谊，象牙之塔里的高校教师们亲身体验了军民鱼水情。

1991年秋季开学后，我被分配到少年班和9100班合班讲授《写作》课。少年班的孩子们被社会各界吹得神乎其神，说他们都是神童、天才少年。也许，他们只是智商高于同龄人，有的或者心理早熟；跟9100大一新生没有太大区别。我的课时只有一个学期。十几周下来，他们的天真活泼、勤学好问、求知欲强等特点，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一次，我课中提到《红楼梦》的语言特色，课间休息时，几个学生围过来却问我一些跟语言无关的问题：“老师，除了红楼梦，你还读过哪些中国古典名著？”我说：“我小学读《西游记》，初中读《水浒传》，高中读《红楼梦》，大学读《儒林外史》，大学毕业后才读《三国演义》。现在重读《红楼梦》，就是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了??”不等我说完，一个孩子又急切的问：“您年轻时喜欢林黛玉还是喜欢薛宝钗？”我故作严肃状回答：“大观园里这两位小姐，我一个也不喜欢。”孩子们有点吃惊：“那您喜欢谁？”我故意狡黠的说：“你们猜猜看！”孩子们有点儿沮丧：“那可猜不着。”少顷，我笑着说：“我喜欢丫鬟！”“哪个丫鬟？”好几个孩子同时问。我慢条斯理回答：“晴——雯——”这时，几个男孩一面鼓掌一面异口同声大叫：“我也喜欢晴雯！我也喜欢晴雯！”看来他们都读过《红楼梦》了。类似这样的师生互动还很多。古人所谓教学相长，大概就在这些地方。

这篇后记写得太长了。遗憾的是，强迫我“交代”跟科技大关系的人已经看不见了。这一篇才是真正详细的交代呢。

感谢科技大阮耀钟教授等新老朋友，使我在九十五岁的今天，能够如此愉快的叙旧，能够如此温馨的回忆我在科大客串的十年。

（2020年 3月31日写毕。三月初动笔。时当新冠病毒肆虐宅于斗室之际。）



图片说明：许有为《我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关系》手稿（一）。



图片说明：许有为《我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关系》手稿（二）。



图片说明：许有为《我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关系》手稿（三）。